用「悶熱」兩個字來形容今夏北京的政治氣氛是頗為貼切的。「熱」，是指宣傳喉舌對江澤民「三個代表」和「五．三一」講話的張揚，只有「文革」期間對毛澤東「最高指示」的宣傳陣勢堪與相比；「悶」，是說儘管有如此高的熱度，可是卻沒有幾個人知道江澤民在中央黨校究竟都講了些什幺，大家都被悶在葫蘆裡。
於是，在二十一世紀的中國，就真的出現了此等怪事：所有宣傳媒介都在起勁地鼓動大家去「認真學習、深刻領會」那個對他們並沒有公開的講話！
「五．三一」講話為什幺不公開
為什幺不全文發表江澤民的「五．三一」講話？不僅如此，中宣部還嚴令各媒體在宣傳這個講話中，不能透露新華社有關此事報導的新聞通稿以外的任何內容，不能「猜測、引申」這個講話的精神……為什幺早在這篇講話發表前幾個月就已經被中共官員稱作「體現十六大政治報告主要精神」的講話，竟被搞得這等神秘？難道「十六大」將會是一次「神秘」的大會？
其實，「五．三一」講話中沒有公開的部分恰是江澤民此次講話中著墨最多的重點。在這部分講話中，江澤民不惜篇幅，「全面總結」了他掌政十三年來的「偉大成就」。最關鍵的則在於，由這些「黨的歷史上空前偉大的成就」，江澤民引申出了一系列重要的結論：黨的領導集體必須有一個核心；黨的領導核心必須具有能夠有帶領全黨與時俱進的威望和能力，其關鍵則在於能夠在理論上和實踐上不斷創新；在世紀之初複雜的國際、國內形勢下，必須保持黨的領導核心的穩定；黨的領導核心經過十三年曆練所取得的領導經驗，是全黨、全軍「最寶貴的財富」、也是在複雜形勢下邁向新勝利的基本保證。
這樣的講話如果公開發表出來，有關江澤民的「最後的謎底」幾如禿頭上的虱子，「國內外」還有什幺可「猜測、引申」的呢？
只是不知道在江澤民如此直白地袒露了自己的心跡後，胡錦濤是以什幺樣的心情對這番司馬昭之心式的表白給予那幺高的讚譽的。
江澤民為什幺不交班
江澤民在「十六大」上所要達成的目標並非心血來潮之想。兩年前，當江澤民在廣東高州「創造」「三個代表」時，他要「接著幹下去」的努力就已經開始了。
以常人眼光，江澤民若在「十六大」時退出政治舞臺，應該幾近圓滿。是的，十三年中，他雖成事不足，卻守成有術，他在別人栽種樹木的樹蔭下面大吃特嚼了一番本應屬於別人的果子。不過，正是這番大吃特嚼，卻使他吃出了感覺，嚼出了癮頭。表面而言，他在當政的十三年中沒搞出什幺不可收拾的大的紕漏。但是，由於他在一系列經濟、社會等緊迫問題上的無所作為，使得經濟、社會和政治矛盾已經積累到了十分危險的境地。前不久大慶、遼陽爆發的「群體性事件」，就是這種危機的冰山之一角。
可以預見，今後兩三年內，將是前些年積累矛盾呈總體性爆發的危險時期。危機一旦爆發，必定要有人為此承擔責任。誰來負責呢？假如胡錦濤已經坐穩了據說是鄧小平為他預定的那個「總書記」的位置的話，他自己肯背這個黑鍋？如果不肯，那幺，他將把責任推給誰呢？反之，如果江澤民仍然掌握權力的話，他便為自己留下了進退的空間：進，可以把責任推給具體負責某方面工作的官員；退，可以把危機大而化小、小而化無。
由此，並不是什幺美好的前景使得江澤民戀戀不捨他的位置，而恰恰是凶險的未來讓江澤民放心不下他的身後，他要親自為自己負責到底。
僅有「軍委主席」是不夠的
或問：江澤民擔任軍委主席、掌握相當的實際權力，不是一樣可以躲凶避險幺？
從安全的角度看，對江澤民而言，僅有軍委主席是不夠的。正如吳國光先生在《信報》專欄文章中所指出的那樣，鄧小平以後的軍委主席，「雞肋」而已。江澤民對自己只掌握軍委主席的權力放心不下，正說明他深諳「雞肋」之三昧。
軍委主席之於鄧小平，只是一個名頭而已，鄧小平真正的權威來自於他的歷史，來自於他與軍隊的淵源。江澤民呢，因總書記而軍委主席，雖有鄧小平向軍中所有高官交代「我們有了一位合格的總書記，我們有了一個合格的軍委主席」，但在楊白冰被剔出軍委副主席之前，江澤民的軍委主席還只是一個擺設。簡而言之，江澤民軍委主席的權威來自於其總書記的權威。幾年來，雖有「抗洪搶險」，雖有「三講」、「三個代表」，但江澤民魅力不足、做秀有餘的領導作風使其權威極難人格化。人們服從江澤民，完全是因為江澤民坐在那個位置上。
因此，如果江澤民離開了總書記的位置，坐到了軍委主席的位置上去，那幺，這種權威分裂所導致的結果必然是實際權力的衝突。
鄧小平「退」下後，尚有楊尚昆親自「列席」政治局常委會，替鄧小平「督陣」。此外，鄧小平還可以把政治局常委們或個別或全體召集到他在北京地安們的家中開會，幾乎所有政治局常委會「集體」的決定都要首先得到鄧小平的首肯……試想，如果江澤民只剩下一個「光桿司令」，他能把政治局常委召集到他家──即使他的主要住所之一就在中南海院內──去開常委會幺？退一步言，他能把政治局常委們召集到他在軍委辦公大樓的會議室去開常委會幺？再退一步說，就算江澤民保留了他現在的總書記辦公室，可是，他還能召集新一屆的政治局常委們到昔日的總書記辦公室開會幺？
由此也順理成章地產生了另一個迴避不了的問題：江澤民在政治局常委會中究竟處於什幺地位？是不是所有政治局常委會的決定都要以江澤民的意願來定取捨呢？是不是所有政治局常委會的決定都要取得江澤民的同意呢（如果江澤民不進入新一屆政治局常委會的話）？如果江澤民不進入常委會的話，那幺，誰替江澤民「督陣」？以曾慶紅「新人」的身份，能否起到像楊尚昆那樣的作用？再者，如果江澤民依舊能夠一言九鼎，中共的最高權力將處於一個什幺樣的態勢，如果江澤民不過人微言輕，中共的最高權力又是一個什幺樣的結構？
不要小瞧這些雞毛蒜皮般似乎只是程序性的問題。如果江澤民只在軍委主席任上，那幺，是不是所有緊迫的問題都要首先送到江澤民處，得到其首肯才能進一步處理呢？如果不是的話，那幺，日久天長，江澤民必然日益游離於權力中心之外，其地位必然日趨式微，軍委主席的權威也必然大打折扣，「團結」在其身邊的人也會逐漸稀少……如此，則真是到了江澤民回家去「教幾個小小蒙童」的時候了。
這幺說，當然不是毫無根據的。「文革」前，苦於不能及時得到文件、無人向其匯報實際工作的毛澤東，不是先拿著《憲法》大鬧政治局，揚言「誰也不能剝奪我發言的權利」，而後才發動「文革」，把擋在其前面主持實際工作的劉少奇鏟除，並下定決心不再設國家主席一職的嗎（此時他定忘了他曾拿過的那本《憲法》中有關國家主席的規定）？由彼及此，如果在軍委主席任上的江澤民產生了與毛澤東一樣的苦惱，那幺，他還能再發動一次「文革」不成？
所以，「三講」也好，「三個代表」也罷，說明江澤民早就在未雨綢繆了。
江澤民的下車站臺在哪裡
如此，江澤民干到哪兒算一站呢？
看到最近江澤民訪問歐洲四國，在會前短短的兩分鐘拍攝時間裏，連與對方寒暄開場的說辭都要照事先備好的稿子朗讀，真是讓人於心不忍。這幺大的一把年紀，尚如此操勞，覽遍世界政壇，恐怕真正是寡人一個？如果以年齡計，他沒把出訪的拉脫維亞和愛沙尼亞搞混，已實屬不易。環球奔波，說不辛苦，那是逞強。其實，江澤民心裏最清楚自己應該什幺時候「到站」。
江澤民的權力資源來自於他的政治地位，這個地位為別人所佔居，權力資源也就隨之轉移。問題是這個地位轉移到誰人名下。
如果轉移到江澤民對其放得下心的人之名下，那幺，江澤民何樂而不為呢？因此，對江澤民而言，最如意的算計應該是利用總書記任職時間的「模糊」之處，在「十六大」上續任黨的總書記，同時身兼軍委主席，待到任期中間之時，辭去黨的總書記職務，把這一權力交給其放心之人，再令其「接班人」利用權力制度對總書記一職的「優惠」及其所帶來的資源優勢，鞏固所繼承的權力，在「十七大」上「續任」總書記……這樣，江澤民既不用像葉利欽那樣從普京那裡要一紙「人身保護令」，也不用再擔心逐漸游離於權力中心之外，可以放心地回家睡個安穩覺了。
只是不知道江澤民的如意算盤是否打得起來，那些算珠是否如江澤民的意願而被撥動。如此，江澤民的「五．三一」講話應該是江澤民權力攻堅戰的關鍵一步。至於這個講話暫不全部公開，想必是先觀察一下「對手」的動靜再作出更加周密的策劃。
胡錦濤還有戲嗎
「毛澤東思想」一詞是劉少奇提出的，這個「功勞」並沒有使他倖免於毛澤東之手。毛澤東把「你辦事，我放心」的手諭給了後來的華國鋒。現在，胡錦濤雖未像劉少奇那樣抬舉江澤民，但還不至於被江澤民置於死地。當然，江澤民放心的人也肯定不是胡錦濤。
胡錦濤無論接班與否，都凸顯了中共權力繼承中的制度性問題。這種制度性問題的直接後果就是，距權力交接的「十六大」還有三個月的時間，可是，號稱有六千多萬黨員的這個全世界最大的政黨中，究竟有幾個人知道將要選舉的下一屆黨的最高領導人的候選人姓甚名誰呢？一切都在不確定之中，一切又都在確定之中。
是的，鄧小平，也許還要再加上「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後綴，分別給了江澤民和胡錦濤登上最高權力列車的車票（當然，現在有不少人質疑胡錦濤是否真的得到了這樣的「車票」），但是，給江澤民的車票上沒有註明下車的站名和下車的時間，給胡錦濤的車票上沒有註明上車的時間。於是，權力的列車由著慣性在既定的軌道上行駛下去，只要車上的人不拉煞車閥，車下的人恐怕就只有望車興嘆的份了。
胡錦濤要接班，就必須改弦易轍。然而，胡錦濤有那個能力幺？即使他有能力的話，那幺，他有自己的政治基礎、人事資源和制度性根據幺？如果沒有的話，要想「接班」，說句客氣點的話，那無異緣木求魚。
（原載《開放》七月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