貪員官們共同的口頭禪
大陸的貪官一旦被「拿下」,在法庭上進行「最後陳述」時,滿含淚眼的「懺悔」中有一個共同的口頭禪:「辜負了黨對自己多年的教育和培養。」聽起來倒也心酸,可聽得多了,不免讓人心生疑竇:難道多年來「黨的教育和培養」只能回報出一個個給黨丟人現眼的貪官污吏?換個提法,或許黨只能「培養」出一批批讓百姓既切齒痛恨又萬般無奈的社會蛀蟲?
黨校如何教育培養貪官的
「黨」是一個抽象的概念,是由一群理念、信仰、目的表面上大體一致,骨子裡各懷鬼胎的人組織起來的政治集團。在特殊歷史條件下,「黨」以暴力革命的形式奪取了國家政權,成為歷史上無數循環往復、改朝換代而披上新面紗的老皇帝,成為制訂新的法律、貨幣、國家的疆土、財富的分配等名副其實的國家主人。雖然這是一個錯位已久的概念--馬克思說:每個人的自由是一切人自由的前提---但它繼承了打江山坐江山的東方文化中的「精華」部分,至今沒人願意糾正它。對「偉大的黨」久盛不衰的神聖光環脫魅的最好辦法就是用經濟學的觀點去解釋它。早期的黨人之所以選擇革命,是因為革命成功後的預期收益大大超過了革命的成本。後來的歷史精確地證明了高官厚祿、大宅子、小車子、警衛員、服務員、保健醫生,以及享受不盡的種種特權,所以「新時代」的黨人們也就是天天站在法庭上痛苦「懺悔」的。這些從鄉長到省部長各級墨吏,如同投資長線的股民一樣,看準了入黨後潛在的、不斷升值的巨大收益回報。智商高的人,從上大學就開始拍著胸脯表決心、立誓言,一級一級往上艱苦跋涉,不亞於一場「新長征」,接著從上縣一級黨校直到上中央黨校「深造」畢業,終於取得真經,修成正果,完成了長線投資的必要過程。瀋陽市副市長馬向東一面在中央黨校接受「諄諄教誨」,一面去澳門公款豪賭;江西省副省長胡長清從中央黨校的教室裡溜出來笑納巨額賄款,讓「黨的教育培養」成為滑天下之大稽的笑柄!
一黨專制種下的苦果
在今天多元的社會裏,我們仍然慣於「黨」的一門學問,把它變成新的「精神鴉片」,變成「異端學說」的屏障,甚至變成聚斂不義之財、一夜暴富的工具!這樣的「教育培養」豈不是社會的悲哀,民族的不幸。退一步說,就算人的道德還有主義之分,那麼所謂「共產主義道德」在當今的信仰空白,沒有完善的「機制」監督的前提下上靠什麼來保證呢?黨的同級紀律檢查委員會不可能,也不敢檢查「一把手」,上級紀委形同虛設,那些「辜負了黨的教育和培養」的「懺悔者」們往往靠意外事件才牽扯出來。廣西南丹縣委書記上任三年,聚財四百萬,若不是發生礦山事故隱瞞不報,天曉得坐到省長還要貪多少?面對這些窮凶極惡、肆無忌憚的朝廷命官,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三講教育」加上「共產主義道德」來教育培養,豈不是對人類良知的極端蔑視和莫大嘲諷?官員們的「人類自然屬性與社會屬性」根本格格不入,無法統一,也只能走向極端。而這種泯滅良知的慘痛後果,還是因為違反了社會發展自身的規律,治習專制下「一種學說」所種下的苦果。人性是「善」是「惡」,姑且不論,但人性須經常在貪婪與良心之間做著艱難的選擇和平衡。可以肯定的一點是,社會地位的高低與道德水準的高下沒有必然的聯繫,對流氓無產者無須多說,而一夜暴富的「革命股民」卻是衣冠楚楚,經常在講台上大作反腐倡廉報告的「懺悔者」,他們在人性方面甚至從不考慮做出「艱難的選擇與平衡」
問題的根本癥結所在
人性所開出的「惡之花」,經黨的「栽培」,才有今天的茂盛!與「教育者」作為規則的制訂者、遊戲的仲裁者,同時又是不失時機的參與者不無關聯。權力市場化之後,「教育者」與「被教育者」合二而一,形成共同利益集團,這才是問題的根本癥結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