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回聲報》評論文章指出，直到現在，人民日報刊出的一篇小文章仍有呼風喚雨的魔力，「既能讓一個政治前景明朗起來，也能讓它黯淡下去」。想必現任總理朱鎔基還記得人民日報1986年11月22日發表的一篇分析中國市場經濟的文章，那篇文章的署名者就是朱鎔基。法國漢學家亨利．埃羅（Henri Eyraud）在他那本討論當代中國問題的專著《中國的權威主義改革》裡回憶說，其實朱鎔基的那篇文章「無非就是把他以前飽受牽累的那些觀點加以官方化」而已。就在這篇署名文章發表之後的第二年，曾被以「陰謀反黨」罪名投入監獄好幾年的朱鎔基不僅恢復了名譽，還在中共十三大被選為中央後補委員。
法國《回聲報》回顧說，人民日報的歷史是與中共黨史緊密聯繫在一起的。從1929年起，在隨後的20年間，隨著各省地方報紙逐步被共產黨控制，中共新聞箝制的手段也迅速膨脹起來，1948年在原中共黨刊班子基礎上擴大規模正式創刊的人民日報一躍而成為最大的全國性報紙，並從翌年起開始進入郵局發行渠道。從此，人民日報成為中共的正式機關報和宣傳喉舌。人民日報正式創刊之初，編輯人員不到200人，多數是黨員和黨的知識份子，每日發行量僅一萬份；現在，人民日報的工作人員多達2000人（其中一半是記者），發行量也達到300萬份。
經歷半個多世紀之後，中共黨報至今保留著毛澤東手書的「人民日報」刊頭四個字。這四個字的來源，據說是綜合了毛澤東在中共不同歷史時期提出的四個新聞方針的內容：一是「共產黨員」，二是「為人民服務」，三是「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四是「新華日報」。人民日報名稱至今保留毛澤東手書，不僅僅是作為一份老報紙保留其起源期的歷史特徵，更主要是它標誌著這份報紙本身的特殊地位：它始終是由中共權力高層定位的報紙，在體制內擁有幾乎不可改變的「合法性」。
法國《回聲報》在其題為《共產主義思想的衛道士》的評論文章裡指出，即使是在傳媒技術高度發達的今天，人民日報這種在毛澤東時代奠定的正統性與「合法性」依然牢固不衰，外國記者和政情分析家仍然繼續在這家每期12版面的中共黨報的字裡行間搜尋政治信息，揣測中共哪些人可能失勢，哪些人可能崛起。倒是中共領導人不得不面對傳媒環境正在發生深刻變化、黨報受到無形衝擊的難題。
《回聲報》在同一天的另一篇題為《大眾報紙衝擊黨報》的分析文章中指出，1978年開始的經濟改革標誌著國家對某些部類不再承擔財政義務，新聞出版業即是其中之一，由此催生了大量依靠發行量和廣告收入維持生存的地方性大眾小報，伴隨而來的是媒體風格的快速演變。與人民日報、光明日報、解放軍報等始終作為黨的喉舌的傳統大報相比，新興的大眾報紙更能回應厭倦了黨報官腔的讀者的需求。為避免遭到查封，這些發行量越來越大的「大眾小報」通常在政治上保持中立，但致力於發掘社會新聞的敏感度並製造「新聞效應」，藉以擴大銷路，經濟回報率也相當可觀。《回聲報》指出，最成功的「小報」之一是北京共青團主辦的《北京青年報》，其發行量現已達到50萬份，色彩駁雜，善於追蹤社會新聞，經常發表引人注目的文章。人民日報旗下一些難以為繼的小報也被迫朝著這個方向蛻變。
法國《回聲報》記者德．格蘭迪（Michel de Grandi）獲准造訪了人民日報社。據他描述，走進人民日報社就像走進另一個世界。風格沈重的正門猶如一道威嚴駭人的關卡，跨進大門，你在街上感覺到的那個熙熙攘攘變化中的中國立刻消失在你的背後，你馬上感覺到你置身在一個一成不變的意識型態中國裡。這裡的建築物與中國所有「單位」一樣，除了工作場所，還有員工住宅，與大學校園裡的宿舍一樣。人民日報社的社長是由中共最高機構中央政治局任命的，其待遇相當於部長級。
面對外國記者對人民日報變化前景的提問，人民日報副總編輯江紹高毫不諱言：「其他報紙處理大的社會新聞，人民日報不處理這樣的新聞。我們始終堅持一個明確的版式，那就是純正的共產主義思想；我們用不著去跟別的報紙混到一起。」在《回聲報》記者看來，這位副總編輯說的雖然是大話，但也不假，人民日報確實是一份不同於其他報紙的報紙，在報亭看不到它出售就足以明證它與眾不同！其中的諷刺意味不難揣測，中國發行的大大小小報紙共有2000種，報亭銷售是主要渠道之一，而人民日報無需推銷，卻始終作為黨營大報君臨全國新聞業，其專制地位可想而知。
據《回聲報》分析，中共喉舌人民日報不走報亭銷售渠道，是因為其僵硬的面目限制了它採用正常的發行方式。人民日報的讀者群事實上與共產黨有一種特殊關係，他們通常是共產黨體制內的官僚，或者一些既得利益者，在政治上或職業上已經爬到一定級別，在中央政府或省、市、縣地方政府任職，或者是高等院校的校長、國營企業領導、大醫院的院長、其他高級幹部和軍人等，他們不得不每天看人民日報，每天重複這種閱讀黨報的政治表演，以便保持他們在體制內的地位。至於另一種更為特殊的發行渠道（實為宣傳方式）就是張貼在街道和汽車站附近的報欄，或者掛在單位的牆上。這也是人民日報填補其發行危機的一個辦法。《回聲報》文章指出，在這樣一種仰賴政治機器特殊關係來保持讀者的宣傳手段之中，人民日報充當共產主義「道德衛士」不僅僅是這個鐵血制度的一部齒輪，其角色遠甚於一種政治建制。幾年前，中共總書記江澤民就曾親自為人民日報再次定調：「人民日報的職責是為黨和人民引導公眾輿論。如果不這樣做，就會出現動亂。」
但是法國《回聲報》分析指出，江澤民為黨報規定的這一框架也被今日中國的現實所消解了。因為在今日中國的現實生活中，要求人們奉守同樣的價值水準，保持同樣的理念和追求，已經不可能。隨著國家向外界開放，隨著居民生活興趣的改變，人民日報那副政治說教者的老面孔也變得可怖了。不過，應該承認中共黨報在求生存之中也有實力和新招，它從1997年起開辦的「人民網」多少給僵化的人民日報帶來了一點新氣象。據說平均每天上網者多達1000萬人次，世界盃足球賽期間甚至達到1700萬人次，是國內網民瀏覽頻率最高的網站之一。
即使如此，人民日報也挽救不了其地位的式微。因為問題的實質在於中共機關報拒絕反映中國社會的現實。一個研究戲劇的教授這樣說：「人民日報多年來沒有變化，社會的演變也沒能觸及它。面對國家機器，我感到很弱小，所以我不讀它。」另有一名評論家含蓄地描述說：「前不久我有機會面對一溜報紙總編輯。我提了兩個問題，一是有誰讀了當天的人民日報，二是有誰經常讀人民日報，結果沒有一個人舉手。」
《回聲報》指出，在沒有言論自由的中國，儘管還沒有人敢公開批評人民日報，但民間普遍的心態是拒斥這份最高「黨報」，因此人民日報失去讀者是可想而知的。文化大革命期間（1966年－1976年）人民日報發行量達到高峰時每天發行800萬份，現在它的發行量已不足300萬份。官方的說法是300萬份，但瞭解內情的消息人士認為最多隻有200萬份。即便這個數字屬實，也不說明人民日報是一份有銷路報紙，因為200萬這個數字也是某種強制發行製造出來的「效果」。如果詳察這200萬訂戶的性質，人們就會發現這些所謂訂戶實際上恰好是規定必須訂閱人民日報的基層黨支部、軍隊、各級行政機關和國營企業的總數。唯一荒謬的是，雖然中國的讀者厭倦了人民日報那套意識型態「官腔」，這家黨報的推銷者似乎依然穩坐釣魚臺，至少在外國記者眼裡人民日報還是瞭解中國政治氣候的「信息場」。
人民日報雖然發行量大跌，但據說並未被資金問題所困擾。據人民日報總編輯王晨介紹，人民日報現在已經變成一個發行多種刊物的報業集團，並且介入廣告、出版和其他傳媒領域，在國外設有33個記者站，在國內設有38個記者站，據說已做到自負盈虧，不要黨和國家的補貼。不過這位總編輯還是透露了一個秘密：「我們雖然是企業經營，但相對於非官方報業而言，我們和所有文化事業一樣享受退稅90％的待遇：我們每年上繳3000萬元人民幣（360萬歐元），其中2700萬退回給我們。」
《回聲報》認為，在一個變化的世界裡，中共日益僵化的執政者極有可能逐漸與他們的接班人相脫離。已經有一些人私下提出疑問：那些老是全文刊登領導人長篇講話的報紙，如果沒有人讀，何必還發行呢？而較普遍的懷疑是：共產黨傳播意識型態還能不能行得通？清華大學記者培訓中心一名領導人就認為，現在人們質疑的是「傳播意識型態的問題」。他指出，「改革報紙也就等於觸碰報紙的內容，可是現在還沒有人敢這樣做」。事實上，人民日報還沒有顯示出要改革的跡象。
《回聲報》評論文章認為，從目前情況來看，中共官方報紙若能有所改變，充其量也只是風格和欄目的小變化而已。譬如，繼續保持沉鬱嚴峻的黑白印刷還是增加彩色印刷，要不要開闢新的欄目之類問題。而報紙改革內容和擴大欄目必然涉及招聘更專門的人才。中共黨報似乎還沒有這樣的準備。據人民日報副總編輯江紹高說，現在該報90％記者是共產黨員。在這種情況下，人民日報即使來一個面部整容，它也擺脫不了中央的控制，它的主編還得參加所有的政治會議，被召去「感覺氣候變化」。所以，人民日報作為中共集體倫理的衛道士，雖然已經不能壟斷人民的意識，但它還會繼續扮演意識型態定調人的角色，並約束其他媒體跟著它的譜子演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