仔細閱讀徐永光對中國內地記者發表的談話，不難發現漏洞。
例如，今年3月27日徐永光對香港《文匯報》記者說：十多年來，人們尊稱我是「慈善家」。《明報》報導一出，人們大感意外，怎麼「慈善家」變了味，成了下海商人，成了「投資家」。而且是一個坑掉了不少善款的失敗「投資家」，人們有一種被欺騙、被愚弄的感覺，又因希望工程的純潔，那種憤怒可以想像……這是我們的尷尬和無奈，在中國，只有做「投資家」，才能當「慈善家」，否則慈善機構的「家」就無以「養家餬口」……讓「慈善家」去做「投資家」本已很無奈；這個「投資家」還必須萬無一失，更是過分苛求。
這段話可真是漏洞百出、蒼白無力。
其一，徐永光怎麼能算慈善家？慈善家，是用自己的錢去投資，賺取利潤，然後從自己口袋裡、把屬於自己的利潤（或是積蓄）拿出來捐給慈善事業的人。徐，不過是受萬千捐款人之托，「代管」希望工程工作的秘書長。
其二，徐永光「黑箱作業」十多年，此次明報一披露，徐的「角色」當然變換快。既然徐永光承認「人們（因此）有一種被欺騙、被愚弄的感覺，又因希望工程的純潔，那種憤怒可以想像」，那麼明報的揭露報導，何罪之有？人們的憤怒和抨擊，何罪之有？
其三，誰授權、誰逼迫徐永光去做「投資家」了？難道中國民政部今後批准某人出任非營利、公益性基金會負責人，還必須附加如下條款：「有五年以上投資企業、大獲成功之記錄，方可出任大型基金會之秘書長」？
對香港文匯報記者，徐永光又說：在中國……投資活動只遵循一般的市場規則，並不會因為你是（拿的）善款就給你單獨訂一條規則。相反，對基金會投資還有一些限制性條款，如「購買股票不得超過所投資企業百分之二十」，「基金會不得直接經營企業」等。就是說，既要你去搞投資，又不讓你參加管理，這就增加了控制投資風險的難度。
大家看，這不是在推卸責任麼。徐永光的潛台詞是：我違規投資雖然失敗，但主要原因是國務院法規「太差勁」，「增加了控制投資風險的難度」－－徐永光這樣胡說八道，可以理解，記者一味跟著徐永光的指揮棒轉，這合適嗎？
類似的奇談怪論，信手拈來有許多：
－－「這十多年來，我精力的80%都放在了這（挪用捐款、違規投資）上面」（ 3月23日接受《北京青年報》記者曾鵬宇採訪）；
－－「我們非常擔心，（如果希望工程巨額投資的情況）一旦公布，其後果會怎樣，公眾是否能夠接受」，（顧曉今，接受三聯週刊記者採訪）；
－－因為是慈善機構，投資項目「做得不好，我就想把它裝在一個好的項目裡，用一個好的投資把這個（虧損）項目給消化掉」（徐永光接受三聯週刊記者採訪）；
－－我們投資是「九個盈利、一個虧損」、投資「有盈有虧，但總的效果是盈大於虧」；（徐永光接受北京青年報記者採訪，注意，談及盈虧，徐的前後說法不一樣）……
新聞記者的素質可真是良莠不齊，內地有些記者寫東西似乎不動腦子。倘若國家審計署今後公布審計結果，認定徐的投資是「五個盈利、五個虧損」，甚至倒過來是「九個虧損，一個盈利」，或者國家審計署認定徐永光「消化虧損」的做法屬於「作假帳」，那些糊塗記者的臉面該往哪裡放呢？
講到這裡，我想給中國內地的記者們提個醒。徐永光是很知道「筆桿子」的重要性的，因此，專門跑中國青基會、希望工程這條「線」的記者（內地記者往往分「線」採訪），他們的姓名還經常出現在希望工程的領款單上，因為新聞發布會後，徐永光立刻把記者們的「簽到簿」改成「補貼簽收簿」。記者只知道是簽字表示「到會」了，但我們宣傳部則奉老徐之命，每次會後都把記者的「簽到」改成「簽收」，補上收到人民幣若幹這一項。記者的「待遇」又有所不同，文字記者一般每次「簽收」200元；電視臺的記者則每次「簽收」2000元。要知道，徐永光一年召開的希望工程新聞發布會，常常會超過20次呢。
南方週末駐京記者方先生曾問我：「記者們是不是真的領到了這些錢？」我說：是的，記者確實是拿到了車馬費，但簽字的時候，他們都被蒙在鼓裡了。
電視界的「大腕」楊瀾女士，「簽收」更多。記得有一次她將《憑海臨風》的稿費捐給希望工程20萬元，但第二天，青基會就和楊瀾簽協議從我們那裡又領走同樣數額（20萬）的「工作經費」。老徐給出的理由是：「希望工程的勸募工作很辛苦，這筆錢是給她作為活動經費的」。名人言行，令人難忘：我清楚記得楊瀾此後又以同樣方式，多次從青基會財務部領取過希望工程的大額工作經費……或許是我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這次徐永光遭遇麻煩，楊瀾立即為老徐做了專題片，積極幫老徐說話。
中國內地新聞記者的職業道德，讓我憂心！當然，採訪了我的南方週末、三聯生活週刊、中國經濟時報以及中央電視臺「新聞調查」等單位的許多記者，不在其列。
除了批評和提醒中國少數記者，我還要說：中國內地的某些報社、通訊社、著名網站，有可能成為徐永光的「幫凶」。中國青基會的遭受「恐怖襲擊」的《聲明》，是通過新浪網首先發布的；新華社以及中國青年報、北京青年報等新聞單位，又在隨後的新聞稿中把我稱作「恐怖份子」和「犯罪份子」。
可是，希望工程怎麼能夠等同於徐永光呢？
我揭露的是徐永光，並沒有「襲擊」希望工程；我站出來揭發徐永光，正是因為我比徐永光更愛中國的希望工程。徐永光氣急敗壞、氣勢洶洶地把我列為犯罪份子，其理由不過是指責我在辭職「前後大量竊取中國青基會的內部文件，（然後又以這些文件）作為要挾和攻擊中國青基會的『炮彈』」。
徐永光聯手中國部分新聞單位對我的「誣蔑」，不禁令我浮想聯翩。
我記得，今年3月14日，徐永光在中央電視臺《東方時空 / 時空連線》節目中說，他贊成「慈善事業應該做成透明的口袋」。一個簡單的邏輯問題立刻擺在了上述新聞單位的領導人面前：一家慈善機構，有什麼資格制定不能對外公開的「秘密文件」或「內部文件」，慈善機構的財會人員把本單位領導違規投資、作假帳的確鑿證據公布出來，提交給全體捐款人、全社會審查，那麼我不僅無罪，而且有功。因為依據我國《會計法》和《公益事業捐贈法》的有關規定，勇敢地站出來揭發本單位領導弄虛作假的財務人員，理應受到中國法律和新聞傳媒的保護。
鑒於此，我將保留對上述誣蔑我的新聞單位以及徐永光提起訴訟、要求賠償的權利。
我還記得，徐永光前兩天曾公開表示：他願在電視上和任何人公開辯論希望工程腐敗案。我呢 ，也在這裡做個公開表態：我願意接受徐先生的這一「挑戰」。
眾所周知，徐永光，曾是個喜歡接受中外記者採訪的風雲人物，是個喜歡不斷召開新聞發布會的侃侃而談者，但我估計：今天的徐永光，大約不敢接受我的這一「應戰」或者是點名挑戰，他不敢和我同時面對公正的電視攝像鏡頭，更不敢和我站在一起，同時面對值得信賴的捐款人和社會大眾。
此文結尾，我願引述全國人大代表、人大外事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宋清渭在今年兩會上的一段公開講話，宋代表指出：鏟除腐敗，關鍵在建立健全反腐敗的法律機制，抓緊研究制定中國的《反腐敗法》……並且要「給新聞工作者更多的輿論監督權」。
我希望，中國內地能有更多像南方週末那樣堅持真理、愛黨愛人民的報紙；能有更多像方進玉先生那樣認真、正直、勇敢的真黨員記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