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40出頭的何銘，是西南某師範大學經濟政法學院的副教授，從1994年開始，就一直致力於地方黑惡勢力的研究。這個期間，他通過種種渠道，和地方黑惡勢力頭目交朋結友，深入黑社會內部，獲取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他的研究充滿了刺激與危險，所撰寫的《黑惡勢力與犯罪研究》即將出版……
1994年7月，何銘帶著20個本科生到四川武勝縣進行社會實踐，這次活動的目的是送法下鄉，深入鄉村，進行普法宣傳。
到了武勝縣，何銘見到了當地縣政法委書記明亮，在他的辦公桌上，一份《廣安地區政法委轉四川省政法委關於注意當前農村惡勢力現象的通知》的文件引起何銘的注意。憑藉著職業敏感，何銘打算改變社會實踐的主題，他覺得研究農村黑勢力更有意義。學生對何銘研究農村黑惡勢力的課題充滿了興趣，既刺激又興奮，大家分頭行動。於是，何銘把學生分成4組，分別到看守所、公安局預審科、檢查院等地方獲取材料。
他本人帶著3個學生對一個車霸進行了追蹤暗訪。炎炎烈日下，他們一行3人裝作乘客來到了車站。
他們瞭解到，車霸其實就是一個車老闆，他手下有三輛車。別人的車在站裡必須排隊，依次出車。而他採取威脅、打罵等方式爭搶客源，強行先出車。他們還瞭解到，這個車霸不僅對同行進行威脅、恫嚇，只要乘客稍有不從，也會遭到一陣暴打，許多乘客和車主敢怒而不敢言。
這是何銘對黑惡勢力現象進行的初次嘗試。回到學校後，何銘根據調查材料，寫了他第一篇「黑」道論文《對農村地方惡勢力的初探》。可是，這篇論文並沒有引起重視。
當時，有關的黑惡勢力犯罪的報刊、資料，他都進行收集整理。遼寧的劉氏集團、佟氏集團，海南手槍幫，王英漢新「南霸天」……等一系列的黑惡勢力犯罪事實材料擺在了何銘面前。
這些黑惡勢力為所欲為，魚肉鄉鄰，令人震驚和憤怒！何銘為此而感到震驚和心痛，他覺得自己應該做點什麼，那就是永不放棄，研究黑惡勢力。同時，這也增強了他研究黑惡勢力的信心。
1995年，中國第一打拐案中的一個主犯讓何銘深受震動。那位主犯只有23歲，長得非常漂亮，最後被判處死刑。當中央電視臺採訪她：「你這麼年輕漂亮，面對死刑，你有什麼想法？」那女子說：「吃也吃了，玩也玩了，死就死吧！」她對生命的漠然讓何銘感到吃驚。
一樁樁血腥的罪惡，一個個受害家庭悲泣的淚水，這一切都在打動著何銘的心，讓他繼續把這個課題搞下去。
他從自己掌握的材料中，總結出來黑惡勢力三種類型：一是糾合式，主要是一些地痞流氓糾集在一起，危害社會公共秩序，聚眾鬥毆等。第二是家庭型，以一個家庭為主體進行違法犯罪活動。第三是權貴型，主要為地方黑惡勢力與基層幹部相勾結，共同犯罪。
1996年3月，在妻子的協助下，何銘熬了三個通宵，寫成了研究黑惡勢力的論證報告，申報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同年6月，審批部門同意了何銘的申請，並撥2萬元的費用。這如一支強心劑，給何銘莫大的鼓舞。
何銘看著自己案頭整理得非常細緻的材料，總覺得少了些什麼，他決定深入第一線，獲取第一手資料，「要和那些黑老大接觸！」有了這個想法後，他開始興奮起來……
2 臥底黑社會
1997年夏，西南某縣破獲一個長江沿線系列搶劫案。何銘想，「機會來了。」於是，他帶著學生到該縣進行社會實踐，一方面宣傳新《刑法》，一方面打算瞭解這個犯罪團夥的心態。
何銘找到當地的政法委書記，知道了這是一個搶劫犯罪團夥，一共有七八個人。
何銘到看守所見到其中的一個主犯。主犯在看守所裡顯得有些悔恨與無奈，何銘和他進行了對話。何銘問他：「你們搞這種事，怕不怕別人反抗。」主犯回答說：「我們一去就把別人嚇住了，我們也曉得犯搶判得重，能夠不動手就不動手。」
「哪你們在作案過程中作了些什麼準備？」對方回答說：「如果遇到不懂事的，就只把他弄翻。」
這些話給何銘深深地震撼，他理解了公共汽車上幾個人搶了幾十個人的事兒了。在人們眼裡，槍打出頭鳥的意識很強，導致最後的結果往往是，車上幾十個人規規矩矩地被幾個人輕輕鬆松地打劫了。黑惡勢力能夠得逞，主要是他們深知人們的心理，並運用人們的這種心理，很輕易達到犯罪目的。
何銘以此接觸過十多個黑惡勢力的主犯，他們走上黑道的原因都各不相同，但相同的是都犯下了纍纍惡行。他記錄了厚厚的幾大本筆錄，但他總覺得有些黑老大的話有「水分」，不能完全相信。
1998年下半年，何銘和一位高中同學聊天，無意當中何銘聽說他同學的一位人稱「刀疤」的初中同學在「吃血飯」，他立即有見見這位黑道人物的想法。
通過高中同學的引薦，何銘見到這位黑老大，他是專門在藥材市場收取保護費的，受甲老闆委託到乙老闆處收賬，然後再受乙老闆委託到丙老闆處收賬。收賬的辦法很簡單，不給就動手，每天在刀光劍影中過日子。
何銘從他的談話中，明顯感到他對社會現實強烈的不滿，以及非常偏激的思想。從這次接觸當中，何銘感到黑道人物的生活與常人有很大不同。
一年後，這位老大的位置已經被一位年輕人所取代。這種取代是殘酷的，他內心的那種「自尊」受到了強烈的傷害，但他仍然忠於後來的取代者。
何銘後來知道新來的老大是個文文弱弱的年輕人，二十幾歲，大學本科畢業，刀疤對他也是言聽計從，恭恭敬敬的。
後來何銘才知道「換位」經過。年輕人本是新加入的，但他有頭腦，幾次舊老大遭遇危機都在他的指點下得到化解，而內部出了事情，年輕人也能不費力地給予解決。平時，年輕人很善於和幫會骨幹溝通，慢慢地，大家都對他有了信任感。於是在一次風波後，他順理成章成了新老大。
何銘隨後見識了年輕新老大的「功夫」。年輕人負責惡勢力組織後，開始著手進行「改組」：先成立信息員，打聽到哪些老闆外面有債權，有多少，同時瞭解債務人是誰，有無償還能力。然後派出談判員，憑藉巧舌如簧，讓其相信不依靠他們，就演算法院判下來也無能為力。
對方同意後，就派人出場，和以往不同的就是，不是立即強行逼還，而是和債權方達成協議，讓僱主出招聘，然後去應聘成為僱主企業的員工，以債權人單位業務員的身份去討債，因為新老大認為，這樣發生事情也是經濟糾紛。接下來是討債，當然最終憑藉的往往還是暴力。
與此同時，新老大還加強內部管理。「他們硬性規定，討債佣金為債權的百分之多少。如果發現執行員多收錢，那麼就進行剁手指等殘酷懲罰。」
讓何銘多少有些吃驚的是，新任負責人逐步把收入投到合法的產業中。
何銘在北方某市見到了一位在當地能夠「呼風喚雨」的黑老大杜槍。在那個城市裡，只要提到他的名字，人們都會露出尊敬的神色。見到他時，何銘看到他一副墨鏡，左右兩邊是兩個身強力壯的馬仔，眉宇間自有一股威嚴。
杜槍以前是某學院的大學生，在社會上工作時，由於種種原因背上了兩年冤獄，出獄後的他心灰意冷，對社會充滿了偏見，他不再相信社會，他只相信黑社會才能保護他，於是加入黑社會組織。因為他比較有文化，幾年過後就坐上了老大的位置。從此，他信奉：「有恩報恩，有冤報冤」，還頗受當地人的尊重。
幾次見面後，杜槍就與何銘稱兄道弟了，杜槍比較欣賞文化人，所以對何銘充滿了敬意。何銘從他那裡瞭解到了許多黑社會組織的內幕，為他的研究提供了最為鮮活的材料，也極大地豐富了他的閱歷。
儘管和惡勢力的頭頭腦腦關係融洽，但也有危險。「那一次我差點被亂槍擊中。」何銘回憶說。那是在四川省的一個小縣城，通過朋友介紹，他以法律專家的身份去見當地某惡勢力組織的一個頭目。
頭目把何銘領到一家夜總會。一位小姐無意中把茶灑在了頭目身上。頭目快步拉住她，揮手就是一巴掌，隨後，他隨身帶的幾個壯漢衝過去，輪起凳子就是一陣毒打，愣在一邊的何銘慌忙攔住。
就在何銘驚魂未定時，夜總會的門忽然被推開，幾個彪形大漢衝進來，何銘還沒看清，頭目一個虎扑把他按倒在吧臺裡，只聽見乒乒乓乓一陣槍響。不到一分鐘，槍聲消失了，何銘從吧臺裡探出頭來，發現地上躺了四個人，滿身是血，衝進來的壯漢已經無影無蹤……
3 為黑惡勢力畫像
何銘研究黑惡勢力，與一些黑社會老大成了哥兒們，別人甚至以為他與黑惡勢力有染，這是一件令他哭笑不得的事。
2001年10月初，何銘主編了一本叫《刑法學》的書，招集作者到南山討論稿件。這時，一位女子跑到南山找到正在開會的何銘：「何老師，你一定要幫幫我！」
原來，別人借了這位女子10萬元錢後賴賬，她急得不知如何是好，而丈夫並不知道此事。丈夫近日就要回家，回家如果知道她把錢借出去拿不回來，一定會鬧得不可開交。為此，她想找何銘介紹一個黑社會老大，幫她討回自己的10萬元錢。
何銘義正詞嚴地對她說：「第一我不是黑道上的人，不能幫你；第二，你不能走這條路，我可以給你介紹一位好律師。」然後，他給女子分析利害關係，終於說服了她用法律來解決這件事。後來，何銘給她介紹了一位律師，正大光明地追回了屬於她自己的錢。她對何銘充滿了感激，後來她說：「要不是聽何教授的勸告，我真的會走上違法的道路。」
一次，何銘到四川某地作刑法講座，當地檢察院領導對他說：「何老師，你知道這麼多黑社會內幕，你怎麼不報案啊？」何銘笑答：「中國沒有知情不報罪呀！」話雖然這麼說，這是一個兩難問題，接近黑老大，他是答應了為他保密，而不報從情理上似乎又說不過去。他希望別人能理解他。在增強法律意識的同時，要提高法律素質，這樣也許就不難理解何銘的一番苦心了。
在研究過程中，何銘意識到一個新問題「隱陷性脅迫」，這是指嫌疑人沒有使用暴力手段，也沒有對受害人進行威脅，但在精神上形成強制，抑制受害的人反抗。何銘分析說，這與以簡單的使用暴力打砸搶不同，如今的惡屏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