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傳言聲稱，不管現任中共總書記江澤民是否在十六大上全退，曾經擔任過上海市委書記的他，都要在十六大的中共政治局中盡量安插更多的來自上海的親信。
自從江澤民在"六四"事件之後被諸位中共元老從上海召到北京、推上中共總書記的位子以來，中國民間和海外傳媒有關他經營"上海幫"的說法便一直沒斷。
上海建黨
對所謂"上海幫"說法的分析，似乎離不開上海在中共黨史中的特殊地位。
上海這個中國近現代的金融中心和人口最多的大都市，與中共有著"剪不斷、理還亂"的複雜關係。
中共建黨的第一屆黨代會就是在上海開的。後來，這個聚集著中共革命對象-資本家和金融大亨最多的"東方的巴黎"仍然是中共早期多次黨代會的首選會址，一直到來自農村的毛澤東在中共黨內佔了上風、選擇了"農村包圍城市"的發展戰略為止。
此後，雖然中共黨內仍然不乏來自上海的知識份子幹部或工人出身的幹部，但他們並未在中共決策層中佔主導地位，後來在中共對外奪權、對內整肅的殘酷鬥爭過程中，他們又被汪洋大海般的農民出身的幹部所淹沒、所同化。
兩次成"幫"？
然而，中共建政後，上海由於它作為中國工業中心和第一大城市的地位，又重新在中共的權力運作和人事構成中發揮了相當重要的作用，上海市委書記常常在中共政治局中佔有一席之地，更不用說上海成為中共高層幹部"培訓基地"的特殊時期了。
1949年後，所謂的"上海幫"至少有兩次在中共高層的人事布局中佔據了舉足輕重的位置。
這裡的"上海幫"並不一定都是指生在上海的幹部，而更多的是指曾經和仍在上海工作的幹部。
第一次是文革時期。曾經在中共黨內翻手為雲、覆手為雨的"四人幫"又被人稱為"上海幫"，因為其中三人──張春橋、姚文元和王洪文都曾經在上海長期工作過，而毛澤東的妻子江青三十年代曾經混跡於上海演藝圈，也算是與上海多少有點兒關係。
第二次就是現在的江澤民時代了。有人認為，江氏"上海幫"這個說法並不確切，因為中共高層中來自上海的幹部並不一定就是同舟共濟的"幫友"，也並不一定都是緣於江澤民的提攜。
但不管他們是否同在一條船上，不管他們與江澤民關係的親疏遠近，不可否認的是，中共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沒有像現在這樣，高層中有這麼多幹部與上海或多或少有些瓜葛。
江澤民、朱鎔基、曾慶紅、吳邦國、黃菊、陳至立、王滬寧......隨便想一想，就能舉出這些被西方媒體稱為中國政壇當代明星或明日新星的人物，這些人或是與過去經常愛去上海療養的鄧小平、陳雲（陳雲本人也來自上海）的提攜有關，或是與後來江澤民的厚愛有關。
中國民間曾經流傳著這樣一個笑話：中國全國人大委員長李鵬參加完一次政治局會議，走出會場，嘴裡嘟嘟囔囔地抱怨說："會上所有重大決策都是用上海話決定的。"也許因為非上海人的李鵬聽不懂上海話，難免有種被排擠的感覺。
政治笑話不可當真，但畢竟反映了民間的一種情緒，這種情緒當然不會是空穴來風。
黨內有派
其實，嚴格來說，江澤民厚愛的並不一定都是來自上海的幹部，也許更重要的標準是對他的忠誠程度。目前中共內部的其它派別，如所謂的"團派"、"太子黨"、"清華幫"等等，其"凝聚力"的標準也不僅僅限於地域。
"一朝天子一朝臣"，這在中共歷史上並不新鮮：毛澤東時代就有什麼"蘇區"、"白區"之爭，"二野（第二野戰軍）"、"四野"之分，鄧小平時代則有什麼"改革派"、"保守派"較量，"秘書黨"、"幕僚黨"爭寵。如果說毛澤東時代的"文革派"、"走資派"之鬥和鄧小平時代的"改革派"、"保守派"之爭還有著一定的政策之爭的因素，那麼，中共其它的派別互鬥就更多的是利益之爭了。
民主國家中的政黨之間、政黨內部也有派別之爭，關鍵在於，制度化和定期舉行的選舉，使得民主國家的派別之爭趨向於為贏得選民支持的政策之爭。相比之下，中共內部派別的形成和較量，有著太多個人恩怨、黑箱運作、非制度化的成分，而決定勝負的又不是選票，從而成為弱肉強食、爭權奪利的傾軋。
也許，由於江澤民對他曾經工作過的上海情有獨鍾，所以他挑選忠實追隨者的眼光較多地投向了當年在上海的部下。如今，當他為十六大中共高層領導班子物色人選時，他的眼光是否還會投向那個方向呢？
最近中國大陸流傳著一個新的政治笑話：如今，就連北京公共汽車的售票員對搶著上車的乘客喊話，也時興說，"讓上海來的同志先上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