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在西藏人民反抗北京統治的武裝鬥爭受到血腥鎮壓之後，大約八萬藏人逃到印度。從那時以來，踏著他們的足跡走上逃亡之路的人就從未間斷過。不久前，美國之音記者張楠訪問了印度的藏人社區，不少流亡者告訴他，他們逃出西藏的目的主要是為了尋求宗教自由。請聽張楠的系列報導「逃出西藏」的第一部分。
在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達蘭薩拉的日子裡，我每天都伴著練習法號的聲音起床。飯店對面的山坡上就是大昭寺。再往上便是達賴喇嘛的駐地了。清晨，在環繞達賴喇嘛住所的小道上，可以看到一批批轉經的信眾。他們是不同時代從西藏逃來印度的難民。不少人都跟我談到，他們是出於宗教原因來印度的。
冉秋阿旺是跟解放軍打過仗的一名藏軍指揮官。他說，他們當年揭竿而起就是因為共產黨在民主改革中迫害藏人，消滅宗教。
冉秋阿旺說：「中共從1955年開始強烈地攻擊宗教，說宗教是毒，說穿黃袈裟的活佛是黃色強盜，說穿紅袈裟的一般僧人是紅色盜賊。對西藏人來說，宗教是我們的生命，如果誰摧毀我們的寺廟，就是男人全部死光了，女人全部死光了，我們也不會甘心。」
對於藏人進行武裝反抗的原因，北京當局認為是由於西藏上層統治集團中的一些人根本反對改革，試圖永遠保持農奴制，以維護既得利益。不過，來自雲南藏區的阿旺平迭說，1956年民主改革剛開始的時候，把富人的財產分給窮人，並沒有引起抵抗。
阿旺平迭說：「但是緊接著他們就開始動寺院了，開始消滅寺院，僧人就造反了，人民就跟著起來，這樣戰爭就打起來了。」
阿旺平迭也參加了藏人抵抗力量「四水六崗衛教軍」。他和冉秋阿旺一樣，後來都跟隨游擊隊撤退到印度。在所謂「平叛」和「民改」以後，西藏原有的2500座大、小寺廟中，有97%被摧毀，保留下來的僅有70多座。這是已故十世班禪喇嘛60年代初在給中國總理周恩來的上書中提供的數字。
十世班禪不光是位只懂唸經、講法的活佛，還擔任過中國人大常委會的副委員長。據他說，全西藏在1959以前有僧尼11萬多人，外逃者可能有一萬。後來，中國又經歷了文化大革命，更有大量的寺廟和宗教文物受到破壞。文革後，宗教活動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恢復。中國政府1992年發布的西藏問題白皮書說，當時西藏得到修復和開放的宗教活動場所已達1400多處，滿足了信教群眾正常的宗教生活的需要。但是，一些近年來逃亡印度的藏人和返鄉探親回來的流亡人士表示，他們仍然對目前西藏宗教自由的程度感到不滿意。阿旺平迭1992年曾回鄉探親，他向記者談到自己的見聞。
阿旺平迭說：「本來家鄉就物產豐富，非常富足，現在更好了。大米、白面比我們原來在西藏時還便宜。但是，藏人家裡一般應該還有佛像、佛龕等，現在蹤影都不見了，完全沒有西藏人的味道。」
在白拉庫比一個寺院裡當和尚的仲然也有同感。他說，他家鄉的寺廟本來有100多名僧人，可是中共規定的名額只有32人，而他本人不在名單之內，被趕了出來，所以才決定來印度。
仲然說：「在家鄉，生活很好，不是因為吃不飽飯才來印度。在中國，唯一的困難就是無法出家為僧。」
不僅一般老百姓和普通僧人，就連地位僅次於達賴和班禪的宗教領袖17世噶瑪巴也不得不離開自己的住錫之地，來到印度。17世噶瑪巴是北京當局認可的活佛，按說各方面待遇並不差。但是他對美國之音說，他曾多次要求去國外接受傳承，都沒有得到批准，只好一走了之。
噶瑪巴說：「來印度主要是為了接受自己教派的傳承，灌頂等等，延續這種傳承。第二是想見達賴喇嘛，聆聽他的教誨。」
的確，藏人對宗教的信仰是跟他們對精神領袖達賴喇嘛的崇拜分不開的。一位參加過1959年暴動的老人在接受美國之音記者採訪的時候用太陽來比喻達賴喇嘛。他說：「達賴喇嘛是我們西藏人的依靠，精神上的領袖，來世的護主。這樣一個像太陽一樣的領袖，中共把他逼到異國他鄉，這是完全不能容忍的。」
年輕人對達賴喇嘛的崇敬也毫不遜色。我到西藏兒童村採訪的時候，正趕上學生們為慶祝達賴喇嘛的生日準備文藝節目。噶圖措是一名高年級學生，逃出來的時候只有14歲。她說，她來印度就是想見達賴喇嘛。噶圖措說：「達賴喇嘛就像一個太陽，給我們溫暖，每當我想到達賴喇嘛的時候，我就心裏感到幸福，給我一種安全感。...沒來的時候，我就經常做夢去見達賴喇嘛。」
然而在西藏，現在當局連達賴喇嘛的像都不讓挂。渾瑟養老院的拉巴柴仁說，他在回家探親的路上經過日喀則的時候，還看到寺廟裡達賴喇嘛和班禪喇嘛的照片並排供著。
拉巴柴仁說:「但是，在家鄉待了幾個月以後，回來再經過日喀則的時候，達賴喇嘛的像就全被取掉了。僅幾個月，政策就變了。」
而在達蘭薩拉和印度的其他藏人定居點，這一切全然不是問題。轉經筒嘩啦啦響著，經幡在隨風飄揚，遠處隱約傳來大昭寺咚咚的鼓聲，給人一種和平、安寧的氣氛。
逃出西藏(2)
在印度的西藏難民中，有一些人是由於受到殘酷的政治迫害而被迫逃亡的。美國之音記者張楠不久前訪問了印度的藏人社區，聽他們講述了自己的故事。下面是張楠撰寫的系列報導「逃出西藏」的第二部分。
尼姑受酷刑
堅讚瓊措說：「讓我們把衣服脫光，然後就打，用各種各樣的方式打。除了用槍托、鐵棒打，還放狗來咬。我們幾個尼姑，被打得躺在地上，根本動不了了，狗也不咬我們。但是，有一個尼姑跑得動，她一跑，狗就扑過來，把她身上被咬得血淋淋的。」這不是農奴控訴虐待他們的農奴主的情景，而是前西藏政治犯在揭露他們所說的「中共警察的暴行」。堅讚瓊措說：「審訊人員一邊抽煙，一邊審。回答不合意，就拿煙頭往我們臉上和身上戳。一個尼姑現在還滿臉是疤。冬天，他們把洗臉水潑在外面地上，結了冰，讓我們站在冰上。審訊結束後再讓我們進屋的時候，已經進不去了，腳沾在冰上了。」
堅讚瓊措是一位尼姑，16歲出家，曾多次參加示威遊行。她說，監獄裡的刑罰花樣翻新，層出不窮。她第三次被捕入獄的時候，又嘗到了一種新酷刑。堅讚瓊措說：「他們有一個類似電話的東西，把線的一頭綁在犯人手上。他們問，你交代不交代。不交代就搖動那個電話，就會有電流通過來，立即眼前發黑，從腳底開始，五藏六腹好像都被抽一樣，疼得難以忍受。有時，他們把三、四個尼姑連起來，然後用力搖，一起通電。」
審訊人員一定要她們交代出背後的指使人，非要他們批判達賴喇嘛。如果不這樣做，就會受到更嚴厲的懲罰。據堅讚瓊措說，1987年到1989年的時候，當局還算溫和，越往後鎮壓越殘酷。堅讚瓊措說：「有個尼姑高喊西藏獨立，警察就把她的嘴掰開，用暖瓶往嘴裡倒開水，以致她滿嘴都是水泡，幾天都無法閉嘴。」堅讚瓊措個頭不高，身子單薄，很難想像她這樣的弱女子怎麼能忍受如此殘酷的虐待。她告訴我，那種痛苦只有自己最清楚，根本無法形容。
北京否認虐待
北京當局對西藏政治犯受虐待的報導一般予以否認。幾年前，美國之音記者曾就《費城問詢報》的有關報導打電話給中國駐美使館查證，使館發言人否認有這樣的事發生，並且強調中國法律禁止虐待犯人。美國之音記者吉蘭德最近訪問西藏的時候，當地監獄的負責官員也表示，他們為囚犯們提供了公平和人道的環境。
但是，龍熱扎西和其他前政治犯身上的傷疤告訴我們的卻是截然不同的故事。龍熱扎西也是僧人，參加了1991年拉薩的示威遊行。據他說，他們當時沒有任何暴力行為，只喊了「西藏的主人是藏人」、「西藏要自由」這兩句口號，不出15分鐘，警察就扑過來毆打他們。龍熱扎西說：「對我整整打了兩天。毆打時使用了各種工具，有木棍、鐵棍、電棍。臉上的傷疤都是那個時候留下來的，而且一隻眼睛現在已經失明。」龍熱扎西後來被判刑六年，他是在醫院接受治療期間潛逃出來前往印度的。
強制愛國愛教
同樣在1991年參加遊行的還有尼姑達珍。她說，剛出家的時候她只知道學經書，不知道什麼西藏獨立，上街遊行純粹是中共逼的。達珍說：「在廟裡一心學經。可是中共的工作組不時來到廟裡，每天讓我們參加愛國愛教的宣傳，強迫我們反對達賴喇嘛，慢慢地尼姑們就開始上八角街遊行了，要宗教自由，要西藏獨立。」達珍被判刑三年，獲釋後又被關過一次。達珍說：「第二次釋放後，他們每個月都要到我家裡提審我，問你這個月哪裡去了，這幾天哪裡去了。那樣的話，我覺得待在西藏未來可能什麼也沒有了，父母也跟著我一塊兒受連累。我只能選擇流亡到印度。」
拋下妻兒外逃
和上面幾位年輕僧人不同的是熱振丹巴次仁，一個在西藏先後坐過22年牢的前政治犯。熱振丹巴次仁說，他在1958年23歲的時候就加入了反抗北京統治的四水六崗衛教軍，轉戰各地。1960年在一次戰鬥中陷入包圍，負傷後被俘，關在小號裡，上手銬腳鐐一年零八個月。熱振丹巴次仁說：「手銬越勒越緊，吃到肉裡面，看不見了。但是後來，骨瘦如柴，反而感覺好一些。腿上的腳鐐，有四個環，可以勉強走路。」
1987年，他參加了拉薩的爭取西藏獨立的示威遊行，被解放軍開槍打中腹部。1988年3月5號，他又出去參加遊行，當晚被捕。熱振丹巴次仁說，出獄以後，每個月都要去派出所報告幾次，每次去都要挨揍。熱振丹巴次仁說：「打嘴巴、拳打腳踢、用電棍擊打，一打就摔倒，3、4分鐘沒有感覺。問我還要不要搞西藏獨立。受不了，只好拋下老婆孩子外逃。」熱振丹巴次仁1990年逃離拉薩，到瑞士申請政治避難成功。
受到政治迫害而逃到海外的藏人在達蘭薩拉成立了自己的組織「9ཆƉ團體」。這個組織的秘書長江巴次登說，成立「9ཆƉ團體」的目的，一是為了研究西藏政治的歷史，蒐集西藏政治犯和被迫害致死者的名單及資料，編輯成冊，留給後代。江巴次登說：「第二是把大家團結起來，聲援在押政治犯，爭取國際支持，繼續開展西藏自由事業。
逃出西藏(3)
2002/10/18
西藏人權和民主中心的年度報告說，在每年逃出西藏前往尼泊爾和印度的人裡面，18歲以下的兒童和青少年佔大約三分之一。美國之音記者張楠不久前訪問了印度的藏人社區。據他瞭解，年輕人出逃的一個主要目的是為了上學或者接受更好的教育。下面就請聽張楠的系列報導「逃出西藏」的第三部分。
西藏上學困難
設在印度達蘭薩拉和其他藏人社區的兒童村，收容了大批為了求學而千里迢迢從西藏各地來的孩子們。在那裡，我見到了來自西藏玉樹地區的兩姐妹。她們說，她們出來主要是想讀書，因為在西藏沒有上學機會。記者：為什麼沒有上學？答：我們家鄉學校非常小，設備非常差。父母早就去世了，家裡只有一個姑姑，年紀也大了，需要照顧。
像她們這樣的孩子還很多。記者在達蘭薩拉的難民接待站採訪了幾個最小6歲，最大13歲的小逃亡者，交談中他們談起來印度的原因：「父母讓我們來好好學習，將來有出息。主要是想學藏文和英文。」「那邊學費貴，一個月500元到700元，而且主要是學中文，藏文一星期只有一次課。」
民族教育受損
北京當局發表的關於西藏現代化的白皮書說，國家為發展西藏的教育事業投入了大量資金。2001年，西藏在校生的總數達到三十八萬八千多人。學齡兒童的入學率增加到85.8%，文盲率下降到32.5%。儘管中國官方的宣傳把這些數字當作中共在西藏的偉大成就來歌頌，但是許多流亡者抱怨說，農牧區的孩子上學很難，即使能上學，學校的條件也非常差，教育質量沒有保障。一位最近跑出來的僧人告訴美國之音：「有漢人官員來視察的時候才開課，平時很少上課，老師還拉孩子幹活。」
對此，色拉寺的僧人阿讓．洛桑才讓也有同感。他指責北京當局對民族教育不重視，在鄉下小學校裡實行放羊式教育。阿讓．洛桑才讓說：「今天上課也好，不上課也好，成績合格也好，不合格也好，只上他的課，不管成績，造成小學就沒有打好基礎。在中學，有關物理、化學的教學和研究設施根本不齊全，而且把漢族學校裡工作不好的、水平不高的老師趕到民族學校裡，把民族學校裡的好老師都調到漢族中學裡。」
學費太貴
學費昂貴是他們的主要抱怨之一。色拉寺的另外一位僧人洛桑強巴說：「我10歲上學，15歲就不上了，因為家裡窮，交不起學費。」阿讓．洛桑才讓也說，他來印度首先是因為學費問題無法解決。阿讓．洛桑才讓說：「我爸爸只穿我們穿舊的鞋子，媽媽就一身袍子，七、八年就一身，穿爛了還穿。為什麼？就為了交我們的學費。」
其實，在出來之前，阿讓．洛桑才讓已經是青海民族學院的學生了。那他為什麼還要跑到印度求學呢？這就牽涉到他出來的另外一個原因：教學質量問題。阿讓．洛桑才讓說：「在民族高校裡，共產黨只強調政治教育，不強調科技教育，什麼物理、化學，根本不重視，只講毛澤東思想、馬列主義、鄧小平什麼的。我們從小學一年級讀到大學畢業，還是毛澤東三個字。他們說的政治是片面的，只是為了他們的政權服務，是虛假的政治。」
政治衝擊教育
阿讓．洛桑才讓說，在這種指導思想下培養出來的民族大學生，畢業後無法就業，因為在學校裡學的那些歷史、政治，根本沒用。他憤怒的說：「我們民族大學生，只是名字上的大學生，根本得不到大學生與應有的教育。」其實，藏族學生感到薄弱的不僅是數理化，還有一些人表示他們來印度是為了學好本民族的語言文字。生在藏區、長在藏區，卻要來印度學藏文，這著實令人費解。但是，不少人都告訴我，他們在來印度之前根本不認藏文。學校里根本沒有藏文，除非你進寺廟出家可以學藏文。記者說：那你的藏文是在哪裡學的呢？答：我來這兒現學的藏文。記者：你原來會一點嗎？答：會一點點。這是白拉庫比色拉寺的一位僧人，家在雲南省的香格里拉，1999年來印度，學習藏文只有三年。不過，他的中文講得很好，還是美國之音中文廣播的忠實聽眾呢。
為自由奮鬥
15歲的阿旺出生在中國某大城市，父親是漢人，母親是藏人，還是當地的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他來印度也是希望能學好藏文。阿旺說：「聽說這裡有一個TCV，藏族人的學校，教英文，也教藏文。我想，我媽媽是藏族人，我算是半個藏人，一定要學會藏文。」記者問：畢業以後，想做什麼？答：我想繼承我爸爸的工作。記者問：還打算回去嗎？答：當然。但是不學會藏文決不回去。」
很多流亡的孩子心裏都充滿著對未來的憧憬。阿旺長大想當橋樑工程師；其他人，有的想學好四種語言：藏文、英文、印地語和漢語；有的想將來回西藏當導遊；還有的希望中學畢業後能去美國上大學。然而，正像一些年輕流亡者告訴我的那樣，不管將來做什麼，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的願望，那就是，為了西藏的自由與興旺而奮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