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當代中國社會中的暴力現象
1. 執法部門濫用暴力
近年的暴力蔓延似乎首先發生在行使權力（尤其是「治安」權力）的那些部門，如警察、看守所等。「文革」以前這些部門本來沒有酷刑式暴力的傳統，往往更多地是採用精神壓迫的方式，但「文革」這場全民性的暴力運動的發展使人心的暴力化變得十分普遍。80年代以來社會犯罪率的上升、看守所和監獄人滿為患、警察數量的增加和質量的下降，導致警察濫用暴力的事件越來越多。此類事件多有發生，許多被無端刑訊關押的人都有體會，但媒體上卻鮮有報導。即就偶然獲悉的幾例，也足以令人不歌不飯、抑鬱終朝。
執法暴力首先是摧殘血肉之軀的生命，其次還不可彌合地摧殘了被害者的心靈，在其心靈深處以血刃留下纍纍創傷。更重要的是，它還摧毀了法律和執法過程的程序正義。此外還有一點可能被忽略的，那就是暴力的殘害具有雙向性。施暴者殘害了受害者，也殘害了自己的心靈。一個無端施暴於人、殘害他人的生命本身就是殘傷的，在向人施暴的過程中，嗜血的刺激、暴怒的神經、麻醉的需求、靈魂的癲狂、感官的錯亂，這一切都意味著施暴者越來越失去正常的人性而變的非人化甚至獸性化。一個社會的執法機構如果經常依靠施行暴力來維持「安定」，其結果必然是最終毀滅安定。從這個意義上講，對任何個人無端的暴力殘害，就是對全體社會成員的威脅，因而也是對社會秩序自穩定機制的破壞。
2. 市民間任意使用暴力的行為以及社會對此的容忍沉默
暴力的蔓延還表現在發生於百姓身邊的暴力。幾年前北京市海淀大學區曾發生過一件駭人聽聞的暴力凶殺事件，光天化日之下《科技日報》的一位記者被一位駕車人無故毆斃，在徒手施暴者的面前，眾多圍觀的男子竟被震懾到癱瘓的程度，無一人出面制止，也無一人出言譴責，大家默默地目睹施暴者殺人後揚長而去。這起事件說明，在當下中國社會中人們心理深處的正義感和道德勇氣實際上已經被社會暴力摧毀，徒手施暴者竟猖狂到這種程度，這是中國真正的悲哀。令人愕然無言的是，中小學校園中學童之間的惡性暴力事件也越來越多。更離奇的是，最近有報導稱，國內還出現了「賣打專業戶」，30元挨揍一次，供有暴力傾向的人盡情發泄暴力野性，居然生意奇佳，日入千元。
《科技日報》記者被無辜殺害的暴力事件在80年代幾乎是不可能發生的，可是為什麼90年代以來社會大眾對這類喪心病狂的暴力事件竟熟視無睹？為什麼短短几年內人心就發生了這麼大的突變？最近有報紙報導，當一群小學生看到電影中日本兵把中國人當作活靶用刺刀屠戮時，竟如同觀看喜劇般哄堂大笑起來。報紙的評論稱，這是因為小學生的歷史知識太差之故。這種評論令人愕然。難道一個正常的孩子不瞭解某一歷史事件就應該對把人類當作活靶以血刃屠戮的行為開懷大笑嗎？錯的不是天真的孩子們，他們所生存的社會環境應為此現象負責。長期以來，中國社會的「穩定」便主要是依恃強勢對弱者的精神暴力實現的，如今精神暴力的氾濫已經演化為肢體暴力的流行，而社會大眾則不得不學著「逆來順受」，這已經成為大家自保圖存的潛意識。發生了這種社會變化後，國人缺乏對生命價值和人的基本權利的共識，也就毫不足怪了。
3. 黑社會暴力行動日益蔓延
更令人驚愕的是，近年來各地出現了許多黑社會集團，它們大量採用暴力手段搶劫，在行動中從不留活口，以訓練有素的冷靜方式殺人如草芥，其冷血程度較之好萊塢電影中的變態殺人狂有過之無不及。有些地方的黑社會集團已與當地公安局乃至市政府的負責人密切勾結，得到後者的保護，如瀋陽市的原市長、兩個原市府副秘書長和幾個局長，浙江溫嶺市的原市長和公安局長就是如此。
二、暴力的性質與根源
1. 依恃暴力的統治難為久長
暴力與自由處於人類政治行為的兩端。「自由」的核心涵義是「不受外力控制或威脅（而進行自認為合理的抉擇）」。而「暴力」的基本意義則是「以外在強力控制、傷害、乃至消滅生命主體（以達到暴力者的意志需要）」。大規模的群眾抗議運動往往有深刻的社會原因，一味鎮壓乃是下策；鎮壓之後不從優撫恤則是下下策；若再禁止民眾議論，欲掩蓋社會真相，封堵民冤，可謂下之又下矣。許多帝王雖不願承認時弊，但礙於形勢，不得不以寬為政。及至現代，連北洋軍閥政府也學得一點。當時群情激昂的抗議學生欲衝入段祺瑞的執政府，衛兵開槍，有3位同學蒙難。段政府的處理方式是「從優撫恤」，事實上認錯，而不是進一步鎮壓。結果校園中的追悼會肅穆井然，輓聯如潮，報紙上譴責政府的文章紛揚浩瀚，民憤得以宣泄，事態遂很快平復。 反觀當今社會，一切不滿之聲都被獨裁統治所壓制，民眾的報怨與暴力傾向在不斷地累積。
政府的唯一合法性在於民意；若以暴力鎮壓民意，無異於宣告其合法性的破產；欲重建立合法性、獲得民意的認同，難如登天。被壓下去的歷史記憶往往會被扭曲，一旦從潛意識的底層翻上來，經常會帶有狂暴或變態的性質，更難控制。真正的社會安定只有依靠理性恆定的國民認同。還應說明的是，和解不同於平反。平反與鎮壓皆屬同一意識形態話語；而和解的前提是承當罪責，從互相仇恨的社會角色中退身出來。至於施暴者能否痛悔自身罪孽，則取決於對強權意識形態的非人性是否有一種深切的警醒和認識。
2. 近年來中國社會的兩極化和世俗化對社會心理的影響
目前社會底層的人數迅速擴大，除了被限制在農村而又失去土地或異化於土地的農民，以及城市裡受到歧視政策和城市社會偏見、又受著種種額外剝削的農民工，還有大量失業工人既得不到社會保障也無機會得到職業培訓或再就業安排。廣大農村人口和城市裡普通民眾的購買力極低，銀行裡存著的幾萬億儲蓄多半屬於少數富人。這一小部分富人（包括政府官員、私營業主）及依附於政府的事業單位職工加上少量外資企業白領員工，就是今日中國消費市場上的主力，他們的購買加上「公款消費」造成了局域性的「繁榮」景象；其中不少人現在滿足於自己的房子、汽車，或以高檔商品消費者、泡吧者、追星族自豪，甚至有人熱衷於成為「高品味」的「鑑賞家」或「紳士」。正是他們在歡唱中國經濟處於「良性發展」階段的高調，他們中的不少人也是「富國強兵」式的「愛國主義」者或民族主義者。然而，這一小部分社會成員享受著的「繁榮」卻掩蓋了腐敗制度化、社會兩極化、社會誠信蕩然無存、佔絕大多數人口的無權者怨憤日增、土地荒漠化、生態污染化、國有資源流失、市場疲弱等基本國情，而圍繞著他們「活躍」的許多媒體也幫著蒙住國人的眼睛，不讓大家對社會危機產生警醒。
這樣的社會兩極化絕不只是影響到人們的收入差距，它還影響著人們的深層心理，使佔社會多數的民眾產生對現存「秩序」的嚴重不滿。人們的心靈被殘酷的現實和虛假的宣傳所壓抑，這正是近年來暴力蔓延的基本語境。而鼓勵人們默認社會兩極化的物質主義和功利主義導向的主流價值體系，則從另一個方面不斷消解民眾、特別是知識份子的道德追求和倫理觀念。
從80年代末開始許多大學生們就逐漸放棄以往他們對正義、民主的關注，轉而打牌、酗酒以麻醉自己。起先他們是不得已而這樣做，久而久之此鳳日盛就成為頹廢心態了。過去10多年來，輿論導向不斷把年青的一代引向純感觀層面的消費刺激，同時掙錢也比過去容易得多了（且不論方式是否正當），隨著奢侈品、俱樂部、夜總會、咖啡廳的遍地開花以及「小姐」服務的氾濫，許多人雖然有了風月和清談的自由，卻放棄了對社會進步的關注，而只在乎眼下生活的舒適。自那時以來中國的知識階層也在分化，已形成了所謂的主流、中間與邊緣之分，從權力經濟的辯護者、超支生命的感官主義者、不擇手段的利祿者直至現秩序的批判者，乃至主張回歸「文革」的挑戰者，不一而足。多數人一方面要表示對官方意識形態的認同，另一方面又受到後現代思潮、虛無心態等各種觀念的影響，已習慣於言行不一、不講原則、以實利主義和機會主義為特徵的行為模式。人們對一切時髦的事務趨之若鶩，但實際上又充滿了壓抑和不得不噤口的無奈，沒有真正的信念，甚至有很強烈的末世感，整個社會似乎處在扭曲病態之中，與正常社會中的積極心理和理性行為大相逕庭。在這種社會心理、行為模式的支配下，再加上政策上的推波助瀾，學術、文化、教育界發生了一系列令人憂心的變化。學術界轉向注蟲魚、吟風月，而很少願意把生命投入到真正的創造性思維中去；學術的偽劣化，文化的商業炒作化，教育的利祿化乃至暴利化等，正在成為普遍現象。這一切都加劇了普通民眾對社會現狀的不滿。當社會的上層通過既有的權力而不擇手段地「致富」，極力維護既得利益和已經營造起來的「豪華生活」時，面對社會倫理和精神價值的解體以及社會下層的艱辛和動盪，這些「精英」表現出一種毫不動心的漠然；而社會底層則每日為最起碼的餬口而苦苦掙扎，其中的強悍者便轉而用破壞和暴力向社會和現存「秩序」實行報復。
3. 社會兩極化產生的暴力心理和暴力傾向
誘發暴力心理的因素亦有多端。首先是大規模暴力的應用把人們對理性、對話、耐心、妥協的認同逐漸消滅殆盡，在人們的心中印下了極深的不可磨滅的刻痕──在這個社會中，或者向暴力屈服，或者是自己成為暴力施為者。此種誘導有深刻的歷史動因和基礎，幾十年來的階級鬥爭暴力哲學的教育和實踐已經令人習慣於以粗暴方式對待他人，文革雖然已經「過去」，但其心理基礎並未消失；如今只不過是從「人斗人」和「人整人」轉化為「人宰人」和「人壓人」，從政治的殘酷到經濟上對弱勢者的無情剝奪，從精神的暴力到肉體的暴力，這一切每日都到處在發生著。在這種社會狀態和心理基礎上，一個人極易接受「暴力戰勝」的誘導。80年代中國社會曾經歷過人們心靈的初步「解凍」，10多年過去了，那短暫的人心向善良的回歸又被再度扭曲到「解凍」前的狀態。
其次，近20年來的物質主義教育以及對一切正當的倫理價值神聖性的肆意踐踏，已使人心徹底物質化和功利化，「弱肉強食」成了社會行動的基本準則。90年代以來社會急劇的兩極化，對習慣於平均主義的國民來說本來就是一種難以承受的心理壓力，而當下豪華炫富和蔑視平民的風氣又極大地刺激了許多人。一方面暴富者不斷以其豪華誘人歆羨，而且為富不仁的作派從權貴一直蔓延到所謂的「中產階級」和撈到不少錢的「知識份子」中。這些人不但沒有基本的教養，而且把社會經濟地位低於他們的人一概貶斥為「競爭中的失利者」，甚至以炫富欺貧為樂事；另一方面暴富手段普遍的不光明乃至卑鄙又令人義憤，而暴富者對權力的壟斷更使無權無勢的平民感到嫉恨。面對這種社會氛圍所產生的無法宣泄的極端抑鬱和潛意識裡的那種躁動不安，極容易把人們引向用暴力尋求出路，特別是那些強悍的弱勢者更會把暴力看成發泄的唯一出路或搶奪資源的主要手段。如果一個社會具有相對公平的競爭機會，即令存在著貧富差別，當富人對窮人以禮相待並與之融洽時，社會矛盾還不致於極端尖銳；而今日中國的權貴階層所依恃的恰恰是完全不公平的、由他們一手遮天的權力和資源的絕對壟斷，這種極端短視無知的「精英」心態其實正在為他們自己挖掘著「墳墓」，真正激怒社會底層使之暴躁動盪的，與其說是貧富差別的存在，勿寧說是權貴們對社會中下層民眾的那種極度蔑視和任意欺凌的態度。
從更深的層次來看，社會暴力是否蔓延還取決於社會文明化的程度。柏拉圖將人類的靈魂功能分為理智、情感、意志等不同部分，根據這種區分但丁認為，暴力是意志之罪，人類還沒有進化到謝絕暴力的程度。福柯說法西斯是內在的，似乎是指人類在生理和心理上會有某種潛在的暴力傾向。如果人的行為只受自我意志或情感的支配，則暴力的發生會頻繁得多；如果自我意志不受抑制而膨脹到躁狂發瘋的程度，非發泄而不能後快，就很容易產生暴力行為；但人類的理智和觀念是可以約束潛在的暴力傾向的。在極為嚴重的飢饉狀態下，有的人會食人，有的人則寧可餓死也不食人，這便是理念的制約。
從心理本源的角度去看，社會暴力來自人們彼此感覺和心靈的隔絕以及對社會現狀的恐懼感，這種恐懼的程度與社會或環境提供的安全感適成反比。出於自身安全和社會組織化的需要，人類在長期演化中通過政治、經濟、法律、宗教、習俗、禮儀以及文藝的升華和體育的競技，達致某種消解日常暴力的「文明準則」。一個社會的「文明程度」大概與其非抑制暴力行為的能力相一致；但是，社會發展的異化或社會動盪會降低社會的「文明程度」。所以，一個社會既可能存在抑制、化解誘發暴力行為和動機的社會機制，也可能存在某些激發這類行為和動機的機制。比如「文革」時期通過意識形態宣傳鼓吹對「階級敵人」「施暴有理」，就是造成大規模社會暴力的一個重要原因；而在唐代的貞觀之治時期，有的年份全國僅判處2、3個死刑且終於免刑。
既然個體生命的孤獨隔離以及某種理念的觸動可能引發暴力行為，那麼社會對話、交往與關懷、心靈和理智的陶養便可能化解暴力。這種人類社會必不可少的文明文化與經濟發展是可以相互協同作用、構成良性循環的，因為，任何社會長期穩定的經濟發展必受一定價值理念的引導和制約，必定要有正常完整的社會機制的運作相配合；但是，從某一短暫時期來看，經濟發展本身並不必然帶來文明的進化。目前中國社會出現的混亂即與經濟活動和價值觀念演變的分裂有關。經濟的發展、生活空間的擴展、享受生命快樂和個人抉擇的機會增多，本來是極大的好事；然而，原本注重家庭生活而欠缺終極關懷和社會正義感的中國人，一旦沉淪到不擇手段的「掙大錢」、「高消費」、為富不仁之中，放棄了對正常的社會倫理和價值觀念的尊重，不顧地球家園、文化家園、底層動盪、社會分崩離析而營造的「歡樂大本營」，又能維持多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