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週末報導，記者就此採訪了有關專家。他們認為，雖然不能通過幾個部門的人事變動就得出某種結論，但現實顯示我們要求我們的省級幹部，既要成為政治家也要成為治黨治國的管理行家。
另外從長期的發展趨勢看，中國加入世貿組織會加快政府轉變職能，市場化步伐將促進深層次的變革，政治家應越來越專業化，向通才型管理專家轉變。在此過程中，合理的制度安排也將逐步形成。
人事調整
10月下旬，一系列省部級人事變動成為人們最為關注的事件。北京、上海、浙江、重慶等重要省市的主要領導發生變動：北京市市長劉淇接替賈慶林任市委書記；上海市市長陳良宇接替黃菊任市委書記；交通部原部長黃鎮東接替賀國強任重慶市委書記，賀國強轉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福建省原省長習近平則調任浙江省委副書記、代省長。
與此同時，一些部委的人事也進行了一系列調整。
10月28日，全國人大常委會任命交通部原副部長張春賢為交通部部長。交通部有關人士說，49歲的張春賢是管理學碩士，在業界有學者型官員之稱，交通部內部民意測驗「分數」很高，接任交通部部長既是意料之中，也是眾望所歸。
另據《財經時報》報導，48歲的鐵道部副部長劉志軍已出任鐵道部黨組書記。
如果說交通部和鐵道部的人事調整尚屬意料之中的話，另外幾家機構的人事任命卻似乎出乎人們意料。
中紀委秘書長吳定富已出任中國保監會主席，非外貿系出身的教育部原副部長呂福源，繼年初任外經貿部副部長之後，已被任命為外經貿部黨組書記；浙江省原省長柴松岳也已進京出任電監會籌備組負責人。
另據《財經》雜誌報導，一位非信息產業系統背景的官員將轉赴信息產業部任黨組書記。
而信息產業、電力、保險等，正是外界議論頗多、壟斷性最強的部門。
一些專家認為，這一系列部委人事調整似乎透露著一個信息：專業部委的一把手並非一定是業界行家裡手，也非技術官員，而是由政務官出任，其副職將是技術官員，這是一種接近文官制度的安排。
但也有一些專家對此提出質疑，紅旗出版社社務委員黃葦町認為，文官化應該是一個趨勢，但從操作層面來講還沒有進入規則化，也沒有來自決策層的明確說法。
與專家們「頗感意外」相比，新近人事變動在各部委內部反應平靜。以外經貿部為例，呂福源出任黨組書記，在內部人士看來屬意料之中。今年3月，呂福源從教育部調入外經貿部就已出任第一副部長。一位接觸過呂福源的人士說，「從我和他接觸來講，呂部長為人謙和低調，看問題視角獨特，很理性，說話簡短，發言切中要害」。
至於政務官與技術官員之說，這位人士表示，所謂專業非專業，除了物理化學等需要特別專業背景外，能否勝任主要取決於他的情商，也即他看問題和處理問題的方法。「呂福源雖沒有外貿工作經驗，但他是理科出身，有一汽工作背景，使他看問題的角度可能更為獨特。」
有關部委人士大多不願發表任何看法，有官員說，「無論誰做部長，我們都堅決擁護。」
和外經貿部類似，電信、電力、保險界的人事調整有一個共同特點，其原任首長多為系統或行業內部資深人士。
國電公司前任總經理史大楨有40年「電力生涯」。
年屆65歲的吳基傳，1959年畢業於北京郵電學院，除1990年到1993年在河南出任地方官員外，已有40年系統內生涯。
保監會原主席馬永偉1966年畢業於遼寧財經學院財政金融專業，畢業後就沒有離開過金融系統。
而他們的繼任者有一個特點：雖然不能說和這些行業不沾邊，但也屬淵源不深。
柴松岳原任浙江省省長，離開電力系統也有20年；吳定富雖曾任保監會第一副主席，但時間也僅僅一年零兩個月。
有評論指出，無論電力、電信還是保險業，都是壟斷力量比較強大的部門，其主要官員從系統外部調入有助於部門的健康運行。
信息產業部一位官員對這一說法頗不以為然。「總有人認為信息產業部在政策上維護本系統企業的利益，實際從我們內部來看，這是絕對不可能的，我們一直都在有意地扶持一些弱小的企業，在政策上我們也是向弱小的企業傾斜。比如對聯通的扶持。」
他強調一點，如果行業管理者整天想著維護部門和所涉企業利益，那麼今天的中國電信業怎麼可能會有奇蹟般的發展？
在提到新的首長人選時，他表示，「關鍵是要有實幹精神。中國電信業之所以有今天的成就，和歷任領導都奉行實幹精神分不開。」
「重技術官員」觀念如何形成？
長期以來，中央部委領導任命無非是系統內晉升和系統外調入。人事部人事科學研究院副院長王通訊將兩種情況概括為內部制和外部制。
從外部調入官員的一個好處是容易形成新生力量，形成部門創造力，以提高組織的水平，但如果部門高級官員總是從外部門調入，會導致部門內部激勵因素減少。
同理，長期沿用內部晉升制，儘管有利於部門內部激勵因素增加，但也容易形成系統內部的關係網路，領導層興趣雷同，視野狹隘，相對缺乏創造力。
因此，「一個部門既不能長期搞內部晉升也不能長期搞外部調入。
正確的做法應該是根據情況內外結合「。
基於此，他認為目前的人事調整有其積極一面，一把手是政治家，副職是專家，既有一個好的政治方向，同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又利於形成精湛的業務管理，提高部門效率。
事實上，省部官員在百姓眼裡已屬高層領導，其人事變動總會引起人們關注。
中央黨校教授王海光說，人事變動的問題說是新問題，實際是老問題的新版。過去黨內外長期就有「外行能否領導內行」的爭論。
建國初期，由於人才缺乏，在中央政府任部長職的高官不少是有過「白區」工作背景的幹部。他們屬於當時黨內的「技術型」幹部，對城市有更強的理解力，實現了從外行到內行的轉變。80年代初，中央領導人提出了幹部「四化」要求，尤其是知識化和專業化成為幹部的標準，一個硬性條件便是對學歷的要求。
王海光認為，現在談這個「外行和內行」的問題，則是在更高層次上談了，指的是業務專家和管理專家、技術官員和政治家的關係了。這是中國社會全面發展的歷史性的新變化。
有人通過考察中國官員任職背景後得出結論，中國高層官員很多具有廠長或工程師等技術或專業背景，而少有人文領域的專家。
政治學者毛壽龍認為，技術官員現象和計畫經濟的傳統與特點有關，在計畫經濟時代，企業部門和經濟部門是社會核心力量。「正是因為這些部門重要，而其他行業相對次要，於是專業領域業績優秀的廠長和工程師很快便轉入仕途，成為所屬系統和行業的官員，在系統內部一步步成為行業的首長。」
國家行政學院公共管理部主任吳江則認為，技術官員更容易成為政治家和計畫經濟關聯不大，真正的原因是工業化的推動。
他說，工業化必然需要一大批技術官員，既然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那麼從經濟技術領域選拔大批幹部就是很自然的現象，而經濟轉軌時期需要大批懂經濟、會管理的人才，這些人才很多隻有從企業中找，而他們在企業中就是技術專家。
既是政治家，也是管理專家
在政府職能沒有轉變的情況下，企業管理由政府承擔，由技術官員充當部門首長。部門領導對本行業比較熟悉，利於實現內行領導內行。
王海光認為，長期以來，對幹部「四化」的要求，強調領導要內行化，幹部要有專業知識水平，是有非常大的積極作用的。但隨著政府職能轉變，政府更多的工作是進行宏觀調控，提供公共產品，這種趨勢對領導人的專業知識要求下降，對管理能力的要求提高。
吳江說，加入世貿組織後，政府要提高開放度和適應力，對官員的能力也必然提出要適應更加開放的新形勢的要求。
他也承認，不能僅僅通過幾個部門的人事變動就得出一種結論，但高層確實要求省部級幹部，既要成為政治家也要成為治黨治國的管理行家。
「通過這種跨專業、跨地域、跨部門的交流，有利於政治家的造就和培養。」
至於將來的發展趨勢，吳江認為，政府部門首長將從硬專家向軟專家過渡，技術專家逐步過渡為職業化的管理專家應該是一種發展趨勢。
所謂硬專家，是技術領域的專家，軟專家則是指管理領域的專家，強調管理的專門化、職業化，是公務員制度的一大特點，而公務員制度也確實是中國努力的方向。
公務員制度又叫文官制度，據毛壽龍介紹，文官制度的一個重要特點是，「部門的首長是內閣組成人員，也就是政治家，其助手或副職是技術官員，技術官員向政治家負責，他們既懂得技術語言，也懂得政治語言，把對專業的理解化作政策建議，提供給政治家，政策確定後，由文官系統負責執行。」
毛壽龍認為，在中國，政治過程和行政過程連為一體，這和西方不同，西方政策決策與執行嚴格分開，政治家往往由政治力量決定，不取決於行政力量。
因此，「中國改革非常重要的一點是，要改變政治決策與行政合一的體制，應該把政治決策和行政逐步分離，在不同層次上來反映公眾需要」。
一個長期的發展趨勢可以預見，中國加入世貿組織會加快政府轉變職能，市場化步伐也將促進深層次的變革，政治家將會越來越專業化，向通才型管理專家轉變。在此過程中，合理的制度安排也將逐步形成。(林楚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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