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安撫江澤民失落的心，為了滿足江澤民的虛榮心，也為了對外顯示中共的「安定團結」，目前中共傳媒對江澤民仍是一片歌功頌德的聲音。其中最重要的是為江澤民的十三年評功擺好。江澤民這十三年做了些什麼？既然全中國數千家的數千家傳媒都為他評功擺好，筆者就不妨唱唱反調，希望能夠從另一個角度來探討這個問題。
(1)經濟方面
一，怎樣看經濟的成長
目前最蠱惑人心的是中國經濟的發展。北京一直自吹自擂說是歷史上最好的時刻，江澤民也以此作為自己留任的本錢。江澤民精通「形式主義」，在大城市廣設「窗口」，所以我們必須透過現象看本質。
江澤民剛上臺時，中國的經濟還在「治理整頓」，因而負增長，那時主要李鵬負責。但是江澤民在一九九一年七月一日講話中聲稱「和平演變」構成了「現實威脅」，推出「反和平演變」的工作中心，爭論姓「社」還是姓「資」，還揚言要私營企業「傾家蕩產」。
為此鄧小平一九九二年發表南巡講話，差一點把江澤民拉下臺，其後中國經濟才恢復增長。根據官方數字，至今每年的增長率都在百分之七以上，有若干年份還是兩位數字，但是水份很多。江澤民吹噓他的十三年，固然貶低鄧小平的作用，更完全抹殺中共改革開放的開拓者胡耀邦和趙紫陽，胡趙作為改革開放的開荒牛承受「精神污染」和「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巨大壓力，並且先後下臺。江澤民坐享其成，還要走回頭路，只是走不回去了。
江澤民的開放主要為金錢而開放，以投入來推動成長，很少有改革措施，若干改革主要也靠朱鎔基推動，但國企改革等沒有成功。
二，特權階層貪污腐敗促使貧富差距擴大
中共的改革開放並不全面，政治經濟沒有兩條腿走路，而是只發展經濟，不改革政治，造成制度性的腐敗和社會矛盾的加劇而影響社會的穩定。這個情況鄧小平要負一些責任，但是江澤民要負最大的責任。
鄧小平曾經提出「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這個反對平均主義的口號沒有錯。問題只在於，既然共產黨號稱是「為人民服務」，不應該自己家族利用特權「先富起來」。因為鄧小平不能以身作則，再加上黨內保守勢力還比較強大，所以胡耀邦和趙紫陽的政治改革被停止下來。以後的所謂改革開放也只是開放讓外國資金、管理和技術進來而拒絕外國的自由思想民主制度。絕對權力得不到制約，中共的腐化也就以非常快的速度蔓延。
「六四」以後，江澤民如果能吸取這個教訓，是推行政治改革和阻止貪污腐敗與貧富差距擴大的機會。但是江澤民沒有那樣做。這一年的七月下旬中共中央召開了政治局全體會議，其中通過了《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近期做幾件群眾關心的事的決定》：一，進一步清理整頓公司；二，堅決制止高幹子女經商；三，取消對領導同志少量食品的「特供」；四，嚴格按規定配車，嚴格禁止進口小轎車；五，嚴格禁止請客送禮；六，嚴格控制領導幹部出國；七，嚴肅認真地查處貪污、受賄、投機倒把等犯罪案件，特別要抓緊查處大案要案。但是沒有哪一條真正做到，還愈演愈烈。但這也說明，中共領導人對腐敗問題心裏非常清楚，只是不願意根治而已，甚至以腐敗的利益來維繫全黨的團結和政權的鞏固。
江澤民也可以辯解說當時實際權力還在鄧小平和其他元老手中。但是其後不久，除了鄧小平和薄一波，其他元老相繼去世。而鄧小平也病重不能管事，一九九四年九月下旬召開的十四屆四中全會就聲稱第三代領導集體完成了對第二代的接班工作，也就是說江澤民成了名副其實的「核心」。但是腐敗更厲害，因為江以反腐敗為名打擊鄧小平家族，江家起而代之。
也是一九九四年，江澤民的兒子江綿恆用數百萬元人民幣買下上海市經委價值上億元的上海聯合投資公司而開始他的「電信王國」生涯。一九九九年，江綿恆更出任中國科學院的副院長。且不說江綿恆何德何能出任這個有崇高學術地位的職務，江澤民更打破鄧小平和陳雲所立下的規矩：高幹子弟做官的不經商，經商的不做官，江綿恆官商通吃，產生了極壞的影響。其後的反腐敗也證明，只要是江澤民的人，如外甥邰展、愛將賈慶林夫婦等雖然貪污腐敗，但都被保了下來。
特權促使貧富差距擴大，造成兩極分化。中國三位親官方學者王紹光、胡鞍鋼、丁元竹發表報告，為了防止中國再次出現一九八九年的事件，防止中國出現第二個印度尼西亞的社會動亂，他們向中國決策者和相關部門發出了最嚴重的警告。他們發現，目前中國城鎮居民對生活狀況不滿者約一到兩億人，佔全國城鎮總人口比例的22-45％，非常不滿意者在三千兩百到三千六百萬人，其比例在7-8%。但如果加上貧困的農村人口，數目就相當可觀，大概有一半。
胡鞍鋼去年分析中國大陸國情的基本特徵，表現為一個國家，四個世界。第一世界，就是指上海、北京、深圳等高收入發達地區。第二世界，則指大中城市和沿海地區上中等收入地區，如天津、廣東、浙江、江蘇、福建、遼寧等地。第三世界，是下中等收入地區，包括沿海地區的河北、東北、華北中部部分地區。第四世界，是指中西部貧困地區、邊遠地區、少數民族地區、農村地區、低收入地區。中國大陸目前約有一半以上的地區屬於第四世界。
以上情況也表明，哪裡外資多，哪裡就富裕。因此不是江澤民的本事，而是外資發展了中國的經濟。
最近路透社引述里昂證券（北京）新興市場策略師羅思曼的話表示︰「農村所暴露的問題是中國能否在下個十年繼續成長與穩定的最大風險」。在二○○二年，每位農民的年淨所得只有二七二美元，只達都市居民的三分之一。都市與農村所得分配差距的吉尼係數，從一九七八年的0.21，上升到二○○二年的0.46，早已超過國際公認的0.4警戒線。因此下崗工人和農民的抗爭和社會上對現實不滿的極端事件遂常常發生。
三，國有企業帶來的金融黑洞
但是中國社會的危機不止是這些低收入者。江澤民拒絕政治上的改革，導致國有企業的改革因為意識形態的阻礙也停滯不前，「抓大放小」和「債轉股」都失敗了。再加上貪官污吏的併吞，造成金融業的大黑洞。
中國的國家銀行因為負有向國有企業貸款的任務，大量貸款無法償還而形成銀行的壞帳。北京當局一直迴避壞帳的嚴重性，以免引發社會的恐慌而發生擠提事件。實際上按照國際標準，這些銀行早就資不抵債的破產了。官方公布的壞帳數字永遠是25%左右，外界估算則接近40%，約四千七百億美元，將壞帳轉移到資產管理公司一千七百億美元以後，也還是這個數字。舊的問題沒有解決，銀行持有大批債券和房地產貸款形成的不良資產，又成為銀行的新包袱。中共官員已經擔心房地產泡沫的爆破，西方媒體也作出了警告。而這些年來官方所承認每年平均大約二百億美元的資本外逃，更是擴大了這個金融黑洞。
現在是八萬億元人民幣的存款在掩飾銀行的破產，一旦民眾對銀行失去信心而擠提，金融就可能崩潰。因此這方面中共相當小心翼翼，除了對金融信息的報喜不報憂外，還一直硬撐股市，取消國有股的減持，炮製利多消息，掩蓋上市公司的醜聞，推遲泡沫的爆破，以免拖累銀行業。但是就是在這種情況下，股市也是欲振乏力，成交金額日益縮小，今年八月份比七月份減少40%，然後經歷了「黑九月」的大跌，人們對後市都不看好。官方公布的證券公司不良資產率也達一半，一旦引爆，也會影響社會的穩定。
四，通縮帶來的問題
由於經濟發展的成果落在極少數人手裡，大部分人的生活水準並沒有明顯提高，因此消費能力沒有增長，以致出現通縮的情況，也就是供過於求，因而商品價格下跌，帶來經濟的萎縮。
中共解決的辦法主要是增加政府的投入，包括增加固定資產的投資和增加公務員的工資。但是這只是治標不治本。因此產生兩個負作用，一是財政赤字擴大，二是貧富差距進一步擴大，兩者都已經接近或超過了警戒線，所以北京又發動了一場打擊偷稅漏稅的運動來增加政府收入。用群眾運動的方式解決經濟問題，後果如何，我們都清楚。
(2)政治方面
一，政治改革可以說毫無寸進
江澤民在剛上任時提出以「反和平演變」為工作中心；其後雖然沒有再明確的提出，但是一再告誡要反對西方國家的西化和分化陰謀。所謂「西化」就是自由民主人權法治觀念在中國的傳播；所謂「分化」就是指由於民眾和黨員接受西方理念而成為異議人士形成中共的反對派，影響江澤民的獨裁統治。
在江澤民時代，唯一對外宣揚的政治改革是所謂「村民選舉」，但是從一九七八年啟動到現在，還是很多問題，例如不是官方行政力量的介入，就是黑社會或金錢的介入。大躍進時期中共宣傳「一天等於二十年」，現在是二十年等於一天。所以中共只可以欺騙外國人，對內宣傳也不多。最近城市居民委員會也試行「民主選舉」，但是更多的也是形式而已。何況這些並不是權力機構，所以還沒有涉及到對制度的改革。
二，嚴格監管資訊的流通
1，中宣部經常發布文件頒布禁令，近來最著名的就是規定三十二個方面禁區和必須「慎重掌握」的領域，傳媒動輒得咎。
2，違反的給予調職、革職的處分，或部門及機構的「整頓」，乃至關閉，最近更宣布用黨紀處分來約束黨員。有的甚至於以逮捕，如姜維平。國際記者組織多次評江澤民為「公敵」。外國傳媒更常常被干擾或封殺。
3，加強網際網路的監管。設立網路警察外，更大大提高封網技術，以嚴刑對付犯規者。甘肅省一位異議人士下載五百篇「反動文件」並通過網路同海外異議人士聯繫被判十一年重刑。最近更封殺google等搜尋網站。此外，對網吧也一再「掃蕩」。
但是這些做法並未能盡全功。《南方週末》改組三次，總編輯江藝平和錢鋼先後下臺，但是最近報導九月十四日南京大毒殺案的一篇文章仍被槍斃。原因是媒體工作者的良心和市場化的影響。
三，大肆鎮壓異議人士
江澤民上臺笠恢輩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