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尋常的是，這個決定不僅是以中共政治局的名義發出的，而且沒有提及國務院。發生這種情況當然與目前權力正在過渡有關。朱鎔基雖然還是總理，但已經不是政治局委員了。不過，突出這一決策是新領導班子的決策而不是朱鎔基的決策，顯然有政治考慮。政治考慮之一，就是新領導班子藉此機會告示大陸的民眾，他們要正視朱鎔基執掌經濟留下來的各種後果，而朱鎔基留下來的最緊迫的問題，就是數千萬國有企業職工下崗導致城市貧困人口急劇增加。
朱鎔基執掌大陸經濟近十年，成就昭然，再加上中共當局尤其是他自己的吹噓，早已是言過其實。現在的問題是，大陸經濟為朱鎔基的錯誤付出的代價是什幺？在中共一黨專制的高壓下，這個問題在新的領導班子產生之前，是不可能公開討論的，因為，對朱鎔基的批評，就是對共產黨的批評，至少，朱鎔基可以利用一黨專制的政治強權優勢，有效地壓制對他的政策的批評，而他也正是這樣作的。現在，由於新領導集團的產生，對朱鎔基的批評就在某種程度上得到鼓勵，因為這不僅是新領導集團的政治需要，也是他們制定新政策的實際需要。制定新的經濟政策的現實前提，就是朱鎔基留下來的遺產。中共的新班子必須面對朱鎔基留下的正面的和負面的遺產。
既然中共和朱鎔基對正面的東西作了大量言過其實的吹噓，那就讓我們來集中分析中共新領導班子必須面對的朱鎔基留下來的重大問題。為什幺對中共新班子來說，首當其衝的是城市貧困問題呢？大陸城市貧困人口的急劇增加與朱鎔基又有什幺關係呢？
在計畫經濟時代，大陸城市居民的生活受到政府的全面保障，而大陸政府保障城市居民生活最基本的手段就是提供國有或集體經濟部門內的就業機會。這種保障體制導致了企業極端的低效率。朱鎔基執掌經濟大權之後，鄙視私有化的主張，以為自己可以扭轉乾坤，把國有企業的效率搞上去。他先是向國有企業投入了大量資本，企圖通過技術改造提高國有企業的競爭力。結果，國有企業負債纍纍，但表現還是不爭氣。朱鎔基為了兌現自己誇下的"國有企業三年脫困"的海口，近幾年冒巨大的社會風險，讓國有企業職工下崗，以達到所謂"減員增效"的效果。但是，在如何補償下崗職工的利益方面，朱鎔基再次抵制私有化，以反對"國有資產流失"為名，不同意下崗職工直接分配國有企業的資產存量。朱鎔基堅持由政府來經營國有資產，並通過所謂"社會保障系統"來實現下崗工人的福利。朱鎔基的失算在於，他再次高估了政府的能力。社會保障系統無論從管理還是從才力都無法達到朱鎔基預想的目標，大批下崗工人失業後的生活沒有保障，城市居民中的貧困人口因此而急劇增長。
由於問題的敏感性，大陸到底有多少下崗工人又有多少城市貧困人口，並沒有權威的官方數字。目前在大陸高層內部比較普遍接受的一個數字是，下崗職工的總數超過了三千萬人。據知情者說，包括江澤民在內的大陸領導人對如此龐大的下崗人數，極為不安。許多下崗工人對自己遭到的不公平待遇非常不滿，各地不斷有抗議和上訪的事件發生。很自然的，江澤民以及大陸的新領導班子，從自己的政治利益出發，都需要朱鎔基來承擔責任，而客觀地說，朱鎔基確實也是責無旁貸。對救濟城市貧困人口大幅度增加預算，是對朱鎔基的一個無言的指責和批評。這個無言的批評還僅僅是序曲，要面對朱鎔基留下的大量負面的遺產，新班子在今後對朱鎔基政策失誤更系統地清算將不可避免。
(RF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