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英九說，如果國民黨不能重建當年力爭上游的精神，就有如揮霍遺產的敗家子，讓任何紀念儀式毫無意義，他希望國民黨能將對蔣經國的思念轉化為發憤圖強的決心，讓國民黨浴火重生，不讓「蔣經國時代」專美於前。
以下是馬英九報告的全文：
主席、各位副主席、各位常務委員、各位先進同志：
在本黨蔣故主席經國先生逝世十五週年的前夕，英九能有這個機會，在此向各位報告英九與經國先生生前的互動點滴，以及親身觀察他晚年政治改革的用心，令英九感到很光榮，同時，也藉此表達英九心中對經國先生的景仰與追思之意。
英九有幸為這位深受民眾愛戴的本黨故主席服務，前後共計六年餘。比起在座的許多長期追隨蔣故主席的長輩與先進同志，六年的時間並不算長。但英九因職務使然，得以近身見證經國先生晚年的諸多行誼，親眼觀察並參與政治民主化與兩岸關係解凍的歷史場景，是英九生命中非常寶貴的歷練與經驗。
一、早年的淵源
經國先生早年留俄、治理贛南、整頓上海經濟及來臺初期協助穩定大局的事跡，英九身為晚輩，僅能自文獻中得知。英九念中學時雖與經國先生同住臺北市長安東路，相距僅二百公尺，但當時無緣見到經國先生。
直到民國五十七年暑假上成功嶺受軍訓時，英九擔任開訓典禮學生宣誓代表，將誓詞呈送當時任國防部長的經國先生，才得以與他面對面接觸。
民國六十三年英九通過中山獎學金考試赴美留學，行前經國先生特別召見全體錄取學生，在三軍軍官俱樂部共進早餐，才再次與經國先生接觸。但兩次見面，都沒有機會交談。
民國六十一年(1972年)六月英九大學畢業，當時國家的經濟即將起飛，經國先生此時出任行政院長，開始推動十大建設及行政革新，在硬體及軟體上為臺灣做到了整體的升級。
在英九服役及出國深造的十年間（民國六十一年至七十年），是臺灣發展的關鍵期。這段期間，國內外的局勢都異常嚴峻，考驗一波波接踵而來，但是經國先生穩健地帶領臺灣度過第一次石油危機、中美斷交，經濟保持快速的成長，締造舉世知名的「臺灣奇蹟」。
十五年來多次民調顯示，經國先生最受民眾肯定的政績，正是十大建設。英九認為，如果以「民之所欲，常在我心」的觀點來說，經國先生在歷任總統中的評價最高，確實當之無愧。
二、推動政治民主化
在此同時，臺灣社會也由追求經濟的富裕，慢慢轉而追求政治的民主。這段期間發生的中壢事件（民國六十六年）及美麗島事件（民國六十八年），正代表這股趨勢的隱隱胎動。 根據相關文獻的記載，面對來自海峽對岸的壓力，經國先生很早就意識到，只有持續發展經濟、落實政治民主，建立更開放的社會，中華民國臺灣才能得到人民及國際社會的支持。 民國七十年代，正是經國先生加速民主改革的年代，從解除戒嚴、開放黨禁及報禁、開放民眾赴大陸探親到國會改革，英九因緣際會，都躬逢其盛，參與規劃工作。
民國七十年九月，英九辭去在紐約華爾街律師事務所的工作返國，進入總統府第一局服務，第二年初開始兼任經國先生的英文秘書，自此與經國先生有較頻繁的接觸及互動。
民國七十三年六月，英九又奉派出任本黨中央委員會副秘書長，負責推動政黨外交，定期向常會報告業務，但仍繼續擔任英文秘書的工作，此後直到民國七十七年一月十三日經國先生逝世為止，前後共有六年多的時間。
當時經國先生身體已受糖尿病、視網膜剝離及白內障等疾病所苦，極少出遠門，因此英九並未有機會隨同下鄉，平日雖僅作傳譯工作，但經國先生偶爾會在送走外賓後垂詢：「英九，有沒有事啊？」這時即是英九個人的「國是建言時間」，經常藉此反映輿情，報告社會脈動。
這段期間有兩個關鍵性的議題可以展現經國先生的開明與魄力，就是解除戒嚴與開放民眾赴大陸探親。
經國先生很早就開始思考解除戒嚴以及國會改革問題，並曾交代英九研究「戒嚴」（ mar tiallaw）的意義，以及國際社會對臺灣戒嚴的觀感。民國七十五年十月七日下午，經國先生在總統府接見美國《華盛頓郵報》發行人葛蘭姆女士（ Mrs.Katherine Graham）時，正式告知對方「我國將解除戒嚴、開放組黨」，臺灣的民主改革也踏出了歷史性的第一步。
英九當天在場負責傳譯工作，把經國先生所說的「我們即將在制定國家安全法後終止戒嚴」、「開放政黨合法登記」等關鍵字句，逐字、逐句、精確地翻譯給訪客知悉。當時立即感受到猶如電流通過身體一般，我告訴我自己：「我們正在改寫歷史」，一股強烈的歷史參與感油然而生，為此心中振奮不已。
後來，英九參與「動員戡亂時期國家安全法」、「動員戡亂時期集會遊行法」與「動員戡亂時期人民團體法」的草擬工作，也遇上若干質疑大幅度開放人民自由與權利是否合宜的聲浪。為此，經國先生曾當面指示：「解嚴後當然應該更寬，不能更嚴，否則就是換湯不換藥。」這些指示也成為後來民主改革的基調。
民國七十六年七月十五日，「國家安全法」開始施行，同日臺澎地區正式解除實施了三十八年的戒嚴，象徵民主改革列車正式啟動。
同年，經國先生指示推動資深中央民意代表退職時，有人提議增設大陸代表，否則我國的國會即無法代表大陸地區，而影響中華民國的法統。此種「法統在人」的觀點一出，輿論為之大嘩。十一月間，經國先生兩次在大直七海寓所臥房召見，詢問「民國三十八年十二月七日政府遷臺當天，有沒有對中國大陸的主權問題發表過任何政策宣示？」
英九當時負責「充實中央民代機構方案」的幕僚作業，曾奉召集人李副總統登輝先生及中央李秘書長錫俊先生指示研提方案，因此向經國先生報告：政府遷臺前後，並未對我國政府的全國代表性作過任何聲明。
經國先生聽罷便作出結論：「中華民國憲法，就是中華民國的法統。依照憲法選出來的中央民意代表，就可以代表中華民國的法統，不必再增設大陸代表了」。
經國先生這一個「法統在法不在人」的決定，讓英九當場大大鬆了一口氣，因為如果在臺灣設置大陸代表，一方面本身毫無代表性，且不具正當性，更使我國自民國四十年以來中央民意代表因國家發生重大變故，以致未能依法定期改選的正當性，一夕之間化為烏有，政府將何以自圓其說，向全體國民交代？
由此也可知經國先生作為國家領導人的明智，也使得他在英九這個小幕僚心中的地位，更為崇高。當晚我走出他的臥房，望著深秋的星空，想到他病到躺在床上與我說話的景象，內心交織著深刻的敬佩與強烈的不忍。
當年的十二月二十五日，經國先生坐著輪椅出席在臺北中山堂舉行的行憲紀念日大會，當時民進黨籍國大代表在台下高舉白布條抗議、鼓噪，經國先生不以為意，先向代表們簡短致意，然後由國大何宜武秘書長在喧嘩聲中宣讀總統講詞，重申民主改革的決心。經國先生離開會場前，特別轉頭深深看了看鼓噪的人群一眼。當時經國先生的表情和現場情境，讓英九留下永難忘懷的印象。
國大抗議事件一週之後的民國七十七年元旦，政府正式解除實施了三十多年的報禁，不再限張、限地及限登記。一月十二日下午，李副總統登輝先生召集的充實中央民代機構專案小組舉行會議，通過英九負責草擬的改革草案，英九原本計畫翌日晉見經國先生報告，但第二天上午中常會經國先生並未出席主持，當天下午一時許，他竟因大量吐血而撒手人寰，不及親耳聽到這個好消息。
直到一月廿七日改革方案經常會通過實施，英九才帶著方案赴頭寮經國先生靈前含淚向他報告，當場泣不成聲。一日之差，令英九至今仍唏噓不已。英九至今仍經常在想，經國先生在國大抗議事件十八天後辭世，是否因心情惡化而加劇病情？如果當年能及早完成國會改革方案，或許能化解反對人士的抗爭。每思及經國先生後半生全心奉獻給臺灣，卻在辭世之前受此委屈，英九實感錐心之痛。
三、兩岸關係解凍
經國先生晚年另一項為人稱道的政策，就是體現人道主義的大陸政策開放措施。
兩岸阻隔近四十年，許多來臺三、四十年的民眾（尤其是老兵）思鄉心切，卻受限於政治因素而不能成行。隨著冷戰落幕，大陸方面改革開放基調確定，國際局勢開始轉變，新的契機逐漸浮現。民國七十六年三月間，在一次外賓晉見經國先生之後，他照例問英九有沒有事。當時國民黨籍立委趙少康、洪昭男在立法院質詢時，建議政府開放老兵赴大陸探親，臺北街頭也有老兵身穿上書「想家」的長衫遊街請願。
當天我便向經國先生率直反映此事，沒想到經國先生早已注意及此，立即指示我向張副秘書長祖詒先生報告，張副秘書長告訴我經國先生已有指示：基於人道精神，政府應立即規劃開放民眾赴大陸探親。
英九乃奉示草擬開放方案，在六月四日陳報，當時為了保密，特別為這個方案取了個頗有「學問」的名字，我個人想起《左傳》第一篇〈鄭伯克段於鄢〉中的歷史典故：鄭莊公為穎考叔的至孝感動，採納其巧思與失和的母親姜氏在隧道中重逢團聚的親情故事，因而給該方案取名代號「穎考專案」。
這個方案經過李副總統登輝先生主持的專案小組多次討論，五個月後，政府在十一月二日正式開放大陸探親，從此打開兩岸善意交流的大門，也決定了大陸政策「以維護臺灣同胞權益為優先」的指導原則。
美國總統甘迺迪在一九六一年發表就職演說時有一句名言：「我們決不可因為恐懼而談判，但是我們也絕不恐懼談判」 (Let's never negotiate out of fear.But let us never fear to
negotiate.)。此語雖然膾炙人口，但是證諸古往今來，能夠真正做
到的政治領袖並不多，經國先生是少數之一。
經國先生在民國六十七年中美斷交時，面對大陸強勢的孤立促談政策，曾經斷然宣示「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的「三不政策」，在被迫採取守勢的情形下，成功地維繫了國內的安定與團結。
但是，經國先生對臺灣的制度有充分的信心，在與共產制度公開競爭時，絕對可以獲得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