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認為「中國經濟一枝獨秀」，是「世界資本主義的天堂」、「二十一世紀全球發展的火車頭」、「二十一世紀是中國世紀」。
有人認為中國存在嚴重失業危機與貧富懸殊，官員貪瀆腐敗，銀行壞賬、呆賬與政府負債大大超過國際警戒線，經濟發展靠國外投資和幾個大城市的「虛假繁榮」，掩蓋不住整個中國即將崩潰。
也有人把注意力集中於江澤民和胡錦濤兩代領導人的「權力鬥爭」，斷言江派勢力強大，江澤民將在軍委主席的位子再坐上五年，胡錦濤時代遠未來臨。
以上種種，可說是「一個中國，各自表述」，有分歧而無共識。
我認為對今天的中國，需要超越局部現象，從世界歷史的高度去觀察。中國是世界的一部分。胡錦濤時代的中國，不可能脫離世界的未來發展。胡錦濤時代的中國，又是江澤民時代中國的繼續，其發展不可能脫離江澤民中國的現實基礎。本文即從這兩個角度，對胡錦濤時代的中國作一探討。
一、世界進入新的歷史時代
改變世界歷史的是什麼
改變世界歷史的，不是中國共產黨的天安門屠殺，不是蘇聯、東歐共產黨極權制度的崩潰，也不是九‧一一恐怖攻擊或布希的反恐戰爭。改變世界歷史的是什麼？
這一百年間，所謂「新的政治或經濟學說」，或所謂「新思維」，其實並無多少「新」意，沒有超越歐洲啟蒙運動時代，甚至更早，文藝復興、古希臘時代的基本觀念。無非一個自由，一個平等，人類有史以來最古老的哲學。有人把自由與平等視為人類不可分割的基本價值。人生來自由平等，但現實社會中又達不到自由平等。於是有的主張自由先於平等，有的主張平等先於自由。現實社會中，沒有自由的平等是奴隸的平等，像中國的人民公社，一群被平等地捆綁在國家土地上的不自由的奴隸，無法自己支配自己的命運；而沒有平等的自由，是貴族的自由，特權的自由，黑金的自由。中國已從不自由的平等，走向不平等的自由。人類實現平等的自由和自由的平等，是漫長的歷史進程；而決定性的因素不是政治、經濟學說而是科學的進步。政治、經濟的自由平等學說古已有之，那是一個「想像的烏托邦」；而科學的進步，使人類得以從「想像的烏托邦」，接近到「現實的烏托邦」。今天人類走到發生重大的歷史轉折：科學的進步，使人的自由思想和創造力，取代權勢和暴力，成為歷史發展的槓桿。這個新時代導致世界變化的，不再是戰爭與霸權，而是自由與平等。
上世紀四十年代，人類終結法西斯暴政，需要付出反法西斯戰爭的代價。到了上世紀九十年代，人類終結蘇聯東歐的共產黨暴政，已不需要武器，以自由思想與自由經濟就結束了蘇維埃帝國的軍事霸權擴張。科學與自由，是推進人類歷史的普世價值。
然而有人說，現在不是還有戰爭？美國不是打了阿富汗，又要打伊拉克？
這種戰爭只是送走舊時代的輓歌，無法改變新時代的方向。在舊時代，國家的強大依賴土地、資源、市場和廉價勞動力的佔有，為了獲得這一切，就必須擴張軍事力量，發動侵略戰爭，攫取殖民地。這個舊時代已一去不返。今天，基礎科學的發展和普及，導致人的智能和創造力的解放。既然人的智能和創新精神已成為新時代生產力的根本要素，成為歷史進步的槓桿，那末，世界走向民主、自由和平等，就成為不可阻擋的時代潮流。這就是世界各地軍事獨裁政權皇冠紛紛落地的歷史根源。像阿富汗、伊拉克這種已經發生或可能發生的戰爭，只是專制與恐怖主義結合的最後堡壘走向覆滅中的歷史插曲，再也不可能激起像上世紀兩次世界大戰那樣的歷史動盪。
未來十年的人類歷史
所以未來十年，人類歷史將進入的，不是什麼「中國世紀」，不是「中國將成為全球發展火車頭」的時代。我們進入的，是自由與平等，自由人的智能和創造力成為全球發展火車頭的新時代。我們進入的，是現代科學發展使古典政治、經濟學說中的烏托邦成為現實的新時代。
基辛格－－布裡辛斯基－－克林頓式的實力平衡戰略，是建築在大國集團貪慾和權勢欲平衡基礎上的舊時代戰略，早已不適合新生產力時代的歷史要求了。基辛格主張美國扮演十九世紀英國的角色，「在歐洲加強北約，阻止俄國再起，在亞洲扶植中國，穩定亞太均勢。」結果迫使俄國向中國靠攏，讓中國稱霸亞洲，破壞亞太均勢。假如克林頓－－季辛吉戰略延續下去，全球自由力量將被迫跟著美國，在共產中國軍事霸權面前退縮，而臺灣將長期處於中國軍事吞併威脅之下。
中美關係取決於中國未來選擇
二○○二年九月十七日，美國總統布希簽署了《美國國家安全戰略》。這個新戰略的核心，就是以自由的聯合，終結專制與恐怖主義的結合，稱做「a balance of power that favors freedom」，比季辛吉－－克林頓的「balance of power」加了兩個詞：「favors freedom」，意義就迥然不同。萊斯十月一日在紐約演說專門論述這新戰略。她指出：「一切自由國家都應肩負起維護有益於自由的實力平衡，我們中間無人期待一個拒絕我們的共同價值的軍事霸權崛起。」像克林頓那樣跑到中國去同「北京屠夫」在天安門併肩檢閱屠殺無辜學生和平民的共產黨軍隊的可恥演出，將不可能重演。
在變化了的世界和美國，民主黨代表自由主義、共和黨代表保守主義這樣一種傳統觀念已不適用。共和黨的布希，在維護自由國家的自由權利方面，比民主黨的卡特、克林頓更言行一致。布希和他的政黨在美國獲得的聲望和支持不是歷史的偶然，他的確能夠站在時代的制高點，把握住世界歷史的方向。
有人說，九‧一一後中美關係變了。美國需要中國支持反恐，不得不對中國讓步，回到克林頓時代聯合中國的舊戰略。我看布希不同於克林頓的新戰略是新歷史時代的產物，不可能輕易改變。布希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文件，對中國有一段明確表述，指出「中國領導人尚未對自己國家的性質做出根本性的選擇，美國期待同變化中的中國保持一種建設性的關係，而其決定性的關鍵是中國的民主發展。假如中國選擇擴張軍事力量威脅其亞太鄰國，將是一條阻礙其自身成為大國的絕路。」這就是說：或友或敵，要看中國是走向自由民主演變，還是走向軍事擴張威脅鄰國？中國在美國新戰略中的位置，將取決於中國領導人的未來選擇。
二、江澤民帝國的歷史遺產
十三年和十一年
江澤民在中共十六大報告中，把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二十四年（一九七八－－二○○二）的歷史「一刀兩斷」，切割為他自己的「十三年」和鄧小平、胡耀邦、趙紫陽的十一年，以自己的後十三年（一九八九－－二○○二）「重大歷史性成就」，傲視鄧、胡、趙的前十一年。
江澤民的後十三年，的確與鄧、胡、趙的前十一年不大相同。江澤民切下這一刀，正好提醒大家一起來比較比較。
鄧、胡、趙的十一年（一九七八－－一九八九），是中國經濟增長與人民生活同步上升的改革開放年代。改革開放的成果，基本上是城鄉人民普遍分享的。而且毛澤東時代普遍貧困的農村、農民，經濟增長與生活提升要更快些。胡耀邦曾頗為自得地說過，他就任中共總書記以來，每年的第一號中央紅頭文件，都是關於推進農村改革、提高農民生活的。趙紫陽、萬里、杜潤生、吳像等一大批領導骨幹，都十分關注農村工作。人們大概都還記得當時民眾的口碑，「要吃糧，找紫陽」，「要吃米，找萬里」。城鄉人均收入的差距，很快從一九七八年的二‧四比一下降至一九八三年的一‧七比一。
鄧、胡、趙的十一年，高度集中的黨政權力結構有所變革，提升了地方和基層的自主權利。全國裁軍百萬，軍事預算支出連年削減。社會生活的自由度與平等度都有所擴大。
改革勢力和反改革的鬥爭
當然也必須指出，鄧、胡、趙十一年的發展是不穩定的。代表極權主義和貪瀆腐敗的黨內反改革勢力盤根錯節，在十一年中不斷興風作浪，藉口所謂「反自由化」、「清除精神污染」打擊改革力量，導致政治改革難以激活，官倒、腐敗現像在八十年代中期以後日益猖獗，肆無忌憚地侵吞國家人民財產。而鄧小平在反改革勢力包圍之下，先後廢黜兩任改革派總書記胡耀邦和趙紫陽，調動野戰軍在首都天安門屠殺手無寸鐵的學生和平民，從一個改革者墮落為暴君、劊子手。
江澤民是反改革勢力選中的所謂「第三代核心」。他一上臺就以「反和平演變為中心」取代鄧、胡、趙的「經濟建設為中心」，導致一九九○、一九九一的「經濟大滑坡」。一九九二年鄧小平南巡，依靠東南沿海「諸侯」炮打北京中央，說出「誰不改革誰下臺」的重話，迫使江澤民改弦易轍，向鄧小平輸誠，把「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寫進中共十四大報告，同陳雲的「鳥籠經濟」路線劃清界限，才渡過權力鬥爭危機。
江澤民帝國的形成
江澤民鞏固權力之後，走上的是一條對內專制獨裁、對外軍事擴張的霸權帝國之路。
第一，恢復毛澤東時代「一手槍桿子，一手筆桿子」的軍事暴力和意識形態專政。
江澤民政權是在軍事暴力鎮壓民主運動的血泊中建立起來的。江澤民也只能靠軍事暴力（「槍桿子」）和意識形態暴力（「筆桿子」）來維持他的政權，倚仗國家恐怖主義手段，消滅政治、文化、宗教等一切可能挑戰共產黨恐怖統治的自由主義力量於「萌芽狀態」。
第二，恢復毛澤東時代的個人崇拜。
江澤民從一九九五年中共十四屆五中全會提出「講政治」口號之後，就致力於恢復毛澤東時代的個人崇拜，把自己塑造為中共歷史上繼毛澤東、鄧小平之後的第三個「絕對權威」。從「講政治」，到「三講」（「講政治、講學習、講正氣」），到「三個代表」，是製造江澤民個人崇拜的三個階段。對江澤民的個人崇拜，在中共十六大前後達到頂峰。
把江澤民的所謂「三個代表基本思想」與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並列塞進中國共產黨黨章，作為「全黨指導思想」，在理論上根本不通。誰是先進生產力的代表？只能是一個時代引領生產力前進的人類智能和創造力的科學高峰。如：以牛頓為代表的人類智能和創造力高峰，引領了機械化生產時代的生產力前進；以愛因斯坦為代表的人類智能和創造力高峰，引領了電子、信息時代的生產力前進。中國共產黨靠專制制度從被奴役的廉價勞工身上榨取財富，豈能冒充先進生產力？
誰是先進文化代表？蘇格拉底、孔子、莊子，但丁、莎士比亞、李白、曹雪芹、魯迅，他們是各個歷史時代東方與西方先進文化的代表。箝制思想、摧殘文化的中國共產黨，豈能冒充人類的先進文化？
誰是廣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代表？只能是廣大人民憑藉個人自由意志一人一票選出的代表。共產黨豈能強姦人民意志自封代表？如此「理論」塞進黨章以滿足江澤民愚蠢的個人虛榮心，豈非給中國增添又一則荒唐的歷史笑話？第三，對外軍事擴張，爭霸東方與世界。
江澤民統治中國十三年，每年軍費支出兩位數字增長，花費大量外匯向俄羅斯、烏克蘭等國購買先進軍事裝備，引進軍事技術和軍事科技人才，從毛澤東、鄧小平時代的軍事防禦戰略轉向軍事進攻戰略，發展與擴散大規模、毀滅性武器，並不斷以武力威脅臺灣。
第四，專制獨裁統治下的權力市場化，形成制度性的貪瀆腐敗和貧富兩極化。
江澤民統治中國的十三年，形成了官僚、資本以及依附官僚、資本的精英集團構成的龐大特權階層。他們利用江澤民專制獨裁製度的掩護，通過權錢勾結和不平等競爭手段操控市場機制，大量侵吞國家和人民財產。這是江澤民時代全國性貪瀆腐敗和社會貧富兩極化的制度根源。今日中國的貧富懸殊，已達基尼係數○‧四五，屬於世界貧富最不平等國家之列；城鄉人均收入差距達二‧七九比一（二○○○年），五十年來最大。
第五，以廉價的不自由勞工和國家壟斷的土地、資源，「磁吸」國外資金、技術，擴張經濟和綜合國力。
一個專制、獨裁、貪瀆、腐敗的江澤民帝國，為什麼能夠維持十三年的穩定和持續的經濟擴張，不斷提升其軍事實力和綜合國力？
其秘訣就是江澤民帝國取之不竭的廉價、不自由勞工和國際資本的結合。
所謂中國發展的奇蹟，是以共產黨專制制度下國家壟斷的不自由勞工（包括大量呼之即來，揮之即去的廉價農村工人－－在中國叫「農民工」，即做工人的工作，不得改變「農民」的身份，工資比工人更低，工時比工人更長，被剝奪工人的一切權利）和國家壟斷的土地、資源，「磁吸」國外資金、技術、行銷通路，形成「世界製造工廠」，向全球輸出其大量廉價產品，同時向全球輸出跨國企業超額利潤、製造業工人普遍失業、貧富差距擴大和通貨緊縮。也就是以全球跨國企業和中國共產黨統治下特權階層攫取大量財富的自由，製造中國勞工和世界失業勞工生活貧困化的平等！
所謂「中國競爭力」，就是以蒸汽機時代英國企業剝削本國勞工和殖民地勞工的殘忍手段，製造數字時代的世界商品。如果說「中國是世界的火車頭」，那就是把「世界工廠」從二十一世紀開向十九世紀的歷史倒車的「火車頭」！
江澤民開歷史倒車的成功，有其國際因素。他獲得了克林頓和葉利欽兩位「戰略夥伴」的攜手合作。克林頓為滿足跨國大企業夢想攻佔「中國巨大市場」之貪慾，同中國結成「走向二十一世紀的建設性戰略夥伴」，不但讓中國製造的廉價商品充斥美國市場，致使本國製造業衰退、製造業工人失業；而且促使中國軍事霸權迅速崛起威脅亞太鄰國。葉利欽則源源不斷以軍事裝備、軍事技術、軍事科技人才供應中國，換取俄羅斯短缺的硬通貨和中國廉價消費品。這兩位「戰略夥伴」使江澤民左右逢源，自我膨脹到以為中、美兩霸聯手，即可主宰二十一世紀的「世界新秩序」。
第六，江澤民帝國是國際資本的「天堂」，中國工農大眾的地獄。
日本的一位「趨勢專家」大前研一在他的《中國，出租中》一書中，津津樂道江澤民時代的中國，是「名副其實的資本主義天堂」。此書第一章開頭「活力奔騰的中國」，作者講了這麼一則故事：
作者（大前研一）訪問深圳的電子零組件製造廠，約萬名員工，月薪約八十美元，員工都是年輕女性，沒有一個人戴眼鏡。
作者問廠長：「沒僱用視力不好的人嗎？」
廠長答：「員工眼睛壞了就請她走路。她們只要找得到工作就好了，反正不關我的事。想在這裡幹活的人多得很。」
作者說：「在深圳、上海、蘇州、大連等湧進大批鄉下求職人口的大都市，這種模式變成理所當然。大連某工廠註銷一個月工資九十美元的徵人廣告，鄰近農村跑來兩千個少女應徵，等面試時足足把工廠圍了一圈，錄取的少女就住進公司宿舍，晝夜不分地工作，午休時間還積極地學習高科技知識。像中國這樣人口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還是史無前例。」
這則故事道出了中國強大「磁吸」的秘密。中國經濟的金字塔，正是這些「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農村少女們失去的視力與青春堆砌而成的。這也就是世界「自由」資本趨之若鶩的「磁極」。這個國際資本的「天堂」，同時也是中國工農大眾的地獄。「農民工」常常以城市工人三分之一到一半的工資，做一倍半工時的工作（農民工的工時一般每天十二小時以上，甚至多到十六、七小時，二○○○年廣東惠州手套工廠發生過工人一個月工作五百小時活活累死），且多數從事勞動強度大，勞動環境差、危險大，無勞動保護，健康與生命折損率高的工作。毛澤東時代的工農「剪刀差」，表現在不平等的價格上：國家以低價統購農民生產的農產品，以高價統銷工業品給農民，在剝奪農民的基礎上發展重工業、軍事工業。
江澤民時代的城鄉「剪刀差」，表現在不平等的人格上：農民工進城以下等人的人格待遇，付出超額勞動給國際資本，掙得低廉工資供給農村家族的生活和稅費，國家同樣在剝奪農民的基礎上提升經濟與軍事實力。江澤民帝國「名副其實的資本主義天堂」，建築在「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農民工血汗之上，而這個帝國回報農民的，卻是全國範圍的「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
三、方向未定的胡錦濤時代
「全面小康」屬於胡錦濤時代
中國的未來十年，是胡錦濤時代。十六大不但是世代交替，而且是時代交替。江澤民時代已經過去。這不取決於江澤民的個人意志，也不取決於中國一國。江澤民代表的，是那個貪慾與權勢欲成為歷史發展槓桿的舊時代。中共十六大，概括起來八個字。「三個代表」，屬於過去的江澤民時代，屬於共產黨壟斷一切權力、主宰全國人民的時代，這個舊時代必須結束。「全面小康」，屬於胡錦濤時代，是中共十六大宣布的中國未來發展目標，但走向這個目標之路尚待確定。
「全面小康」，是理性的務實目標。上世紀末，江澤民已宣布中國GDP比一九八○年翻兩番，已提前完成建設小康社會目標。事實上江澤民時代中國廉價勞工創造的財富，大部分流失到江澤民擴張軍備、每年兩位數字軍費增長，共產黨貪瀆腐敗分子侵吞國家財富、轉移國外私人置產，以及國家大量冗員消耗、國營企業大量虧損等方面。全國形成少數特權階層暴富，「大多數人民」尤其農村地區貧困，貧富兩極化的不平等社會。
第四代領導的新作風新氣象
中國第四代領導人看到了中國社會不平等問題的嚴重性。他們對於中共十六大提出以二十年時間，在中國實現全面小康的目標是認真的。十六大一結束，溫家寶立即到貴州省貧困地區考察。回來之後，十二月二日，胡錦濤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研究經濟工作，決定近期召開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十二月九日到十日，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十二月十二日，胡錦濤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會議，研究進一步解決好困難群眾生產生活問題。接著，十二月二十六日，胡錦濤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研究農業和農村工作。
這就是說，在十六大結束後的十二月一個月內，新的中央連續開了四次會議（兩次政治局全體會議，一次政治局常務委員會，一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集中討論「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問題。特別的是，每次都由新華社作詳盡公開報導，公之全國大眾。這在中共歷史上是空前的。胡耀邦時代只有中央全會和中央工作會議公開報導。趙紫陽增加透明度，也只每月一次政治局全體會議公開報導。江澤民時代則完全黑箱作業，幾乎退到毛澤東文革時代的做法。第四代領導確有新作風、新氣象。
更多地關注農業、農村、農民
從公開報導看，會議務實，措施具體，可以明顯看出新的中央對於「全面小康」在經濟方面存在的問題，已有「憂患意識和緊迫感」，特別強調「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必須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更多地關注農村，關心農民，支持農業，把農業、農村、農民問題作為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對於二○○三年經濟工作，強調擴大內需的「積極財政政策」，「發行一定規模的建設國債」；「國債資金的使用」，向「農村、西部、產業結構調整、生態環境建設傾斜」，同「擴大就業、改善人民生活、促進消費結合」，「實現投資、消費雙拉動」。也就是從江澤民時代的「出口導向」、「富國強兵」轉到「內需導向」、「富民為本」，確有新意。
二○○三新年伊始，第一件大事是中央農村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使人聯想起一九八○年代胡耀邦任中央總書記時把農村工作列入每年第一號中央文件的慣例。胡錦濤、溫家寶在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上提出：「今後每年新增教育、衛生、文化等事業經費，主要用於農村逐步縮小城鄉社會事業發展的差距。」
一九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半個多世紀，中國農民真正獲得人格尊重與生活關注的只有兩個短暫時期。一個是從土地改革到統購統銷。一個是十一屆三中全會八十年代中期，即胡耀邦、趙紫陽、萬里、杜潤生這些尊重和關注農民的領導人主政時期。加起來也不過十來年好日子。其餘四十多年恐怕全國大部分農民過的都是人格不被尊重、生活不被關注的苦日子。毛澤東和鄧小平都從重視農民開始，到忽視農民告終，為德不卒。江澤民則從來沒有尊重和關注過農民。
江澤民口口聲聲「代表先進生產力」，卻眼睛向上，只看到那些跨國公司董事長、執行長；而這些董事長、執行長倒是眼睛向下，看到了中國「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廉價「農民工」。這些堆砌中國與世界經濟金字塔的巨大石塊，同時也架構起國際資本和中國權貴享樂的「天堂」。然而這「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中國農民工也是人，應當獲得平等的人格待遇與自由的公民權利。這是解決中國「三農」問題的關鍵。
中國農民需要第三次解放
中國農民獲得過兩次短暫的「解放」。土地改革讓中國農民從土地的奴隸變成土地的主人。包產到戶（家庭聯產責任制）讓中國農民從生產的奴隸變成生產的主人。然而中國農民沒有完成人格的解放，中國農民沒有成為享有自由平等權利的國家公民和國家的主人，從而使支配土地和支配生產的權利隨時都可能得而復失。
中國農民需要第三次解放，使自己成為享有自由平等權利的國家公民和國家的主人，能夠自由地捍衛憲法賦予國家公民的平等權利。
建設民主平等法治的「全面小康」
沉恩（Amartya Sen）指出：自由不但是發展的目的，而且是發展的手段，發展即自由。胡錦濤為總書記的「第四代」把「全面小康」作為二十一世紀前二十年的發展目標是重要的。「全面小康」，是使中國人成為自由人的條件之一。但是，怎樣才能順利地實現這個發展目標？給每一個中國人以自由，以每一個自由人的智能和創造力作為實現「全面小康」的力量之源，是更加重要的。
什麼是資產？什麼是負債？在江澤民時代的中國，是乾坤顛倒的。國有企業，產業工人，農民進城當工人（被稱為「盲流」、「民工潮」、「農民工」），是國家的資產，是國民財富創造者，是中國經濟增長之源。沒有他們，哪來「中國磁吸效應」？國際資本、技術、商業行銷通路，難道不是為此而來？而國有企業虧損，銀行爛賬、呆賬，國家資源破壞、生態環境惡化，都是那些官僚、貪瀆腐敗分子、愚蠢兼自私的管理「精英」的傑作。這些浪費、盜竊國家和人民財產，破壞自然資源、生態環境，壓榨、欺凌工農的國家蛀蟲，被封為「先進生產力」、「先進文化」的「代表」。把青春與生命都貢獻給了國家的工農，因受到不公正待遇行使憲法賦予的抗爭權利，被視為「動亂因素」。如此乾坤的顛倒持續發展下去，中國豈有不崩潰之理？
必須把顛倒的乾坤再顛倒過來
胡錦濤時代，必須把顛倒了的中國乾坤再顛倒過來：不再把資產當負債，不再把負債當資產；不再把主人當奴隸，不再把蛀蟲當「精英」。
胡錦濤時代，必須從江澤民時代「一手槍桿子」（對外軍事擴張，對內武警恐怖統治）、「一手筆桿子」（意識形態專政）的「三個代表」（代表不自由，代表不民主，代表不平等）轉向建設自由、民主、平等、法治的「全面小康」。不但解決工農生活貧困問題，而且解決全國公民（首先是農村地區的農民和進入城市的農民工）的政治、經濟、文化權利問題。
胡錦濤時代的中國，不應只是中國勞工替國際資本打工的製造工廠，還必須優先考慮中國人民的幸福生活和中國國土永續發展的需要。
胡錦濤時代的中國，不應是只供外國資本和本國「精英」享樂的特權者「天堂」，應是全國人民平等分享的自由人天堂。
胡錦濤及其領導集體在中共十六大後走出的第一步值得肯定。胡錦濤在西柏坡學習考察時的講話（2002年12月6日）指出，牢記「兩個務必」（「務必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作風，務必保持艱苦奮鬥作風」），做到「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實實在在為群眾謀利益，帶領群眾創造自己的幸福生活」，展現了新領導集體「執政為民」的新氣象。
但「兩個務必」畢竟只是「作風」，是手段，不是目的。目的是什麼？方向是什麼？
馬克思逝世後，美國《新世紀》主編給恩格斯寫信，要恩格斯提供能夠概括馬克思全部學說的一句話，作為這本雜誌的導語。恩格斯在回信中提供的，是馬克思同他合作撰寫的《共產黨宣言》中的一句話：「以每個人的自由發展為條件的一切人的自由發展」。
這就是發展的目的，發展的方向。（按Amartya Sen的補充，也是發展的手段。）
毛澤東的悲劇，是忘記了馬克思這句話，以奴隸的平等阻止了中國向自由的發展。
鄧小平時代最激烈的理論爭論
鄧小平也忘記了馬克思這句話。一九八六年夏季，中國發生了鄧小平時代最激烈的一場理論爭論。當時胡耀邦起草了一份《精神文明建設指導方針的決議》，充分肯定「在人類歷史上，在新興資產階級和勞動人民反對封建專制制度的鬥爭中，形成民主和自由、平等、博愛的觀念，是人類精神的一次大解放」。
胡耀邦起草的這個文件一開始就遭到胡喬木和鄧力群的反對。他們另外提出一個「反自由化」的「修正稿」，送鄧小平和陳雲。陳雲批示支持胡喬木、鄧力群的「修正稿」，鄧小平批示支持胡耀邦的原稿，否定了胡喬木、鄧力群的「修正稿」。這是第一回合較量，胡耀邦暫時領先。
接著戰場轉移到北戴河。胡喬木、鄧力群聯合了薄一波、王震等一致攻擊胡耀邦的決議草案，堅持加進反自由化的內容。胡耀邦退讓了，在決議草案第五部分加進一段話：「搞資產階級自由化，即否定社會主義制度，主張資本主義制度，是根本違背人民利益和歷史潮流，為廣大人民所堅決反對的。」
在北戴河參加政治局擴大會議的多數同意妥協，因為舍此無法達成一致。
陸定一獨排眾議，堅決反對妥協。他在北戴河會議三次發言，要求從決議草案中去掉反自由化這段話。他從歷史角度詳細論證反自由化這一提法的荒謬及其危害。他指出，反自由化最早是蘇聯教條主義者反對「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時提出的。文革中林彪、江青、陳伯達、康生批判陸定一、周揚、劉少奇、鄧小平、陶鑄都使用這一概念。陸定一說，反自由化不但在原則上與憲法規定的言論自由、學術自由、創作自由等人民的基本自由權利相衝突，而且歷史上造成的後果很壞，對於繁榮學術文化和政治生活的民主化都極為不利。
這場爭論在北戴河沒有結果。胡耀邦想擱置爭論實現妥協，但陸定一不服。戰場又轉移到北京。一九八六年九月北京舉行十二屆六中全會，陸定一先在小組會上重申他在北戴河的主張：從決議中去掉反自由化那段話。他的意見未被採納。最後在九月二十八日全會閉幕會上對決議進行表決時，陸定一又站起來在全體大會發言堅持他的主張。於是引發大會爭論。萬里發言支持陸定一意見。彭真、薄一波、王震等發言反對陸定一意見。胡耀邦主持會議，講了保留反自由化段落的理由，但語氣軟弱，因為本來就沒有理由。關鍵時刻鄧小平站到陳雲、胡喬木、鄧力群一邊，疾言厲色又強詞奪理地駁斥陸定一。鄧說：「自由化本身就是對我們現行政策、現行制度的對抗，或者叫反對，或者叫修改。所以我們用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這個提法。管什麼這裡用過、那裡用過，無關緊要，現實政治要求我們在決議中寫這個，我主張用。反對自由化，不僅這次要講，還要講十年二十年。」
陸定一不再辯駁，也不容辯駁。全會在緊張氣氛中結束。
胡耀邦在會後佈置傳達時，主張主要傳達全會通過的決議，不必將會上的爭論下達，以免分歧擴散與加深。然而陳雲、胡喬木、鄧力群們不肯罷休，他們推出王震發難。時任中央黨校校長的王震印發了鄧小平的反自由化發言，在全校大會上說：「十二屆六中全會的精神就是反自由化，就是小平同志重要講話，有人故意不讓傳達，想隱瞞；力群、喬木同志向小平同志作了匯報。小平同志說，我在六中全會講反自由化要反二十年，有人不愛聽，現在再加五十年，一共七十年，反到下世紀中葉！」
接著是學生運動和胡耀邦下臺。鄧小平在反自由化道路上越走越遠，終於導致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門悲劇。
江澤民的中國與全球化接軌，有了國際資本和國內權貴的自由發展；失去了《共產黨宣言》中「以每個人的自由發展為條件的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方向與目標。
胡錦濤面對的選擇
現在是重拾《宣言》的方向與目標的時候了。中國要實現平等的自由與自由的平等，必須解放農民，解放工人，解放知識份子。不是要他們革命造反，而是讓他們獲得思想的自由解放，使十三億中國人的智能和創造力，成為中國未來發展的槓桿，創造出一個自由、平等、文明的偉大中國。胡錦濤能否重拾《宣言》的方向與目標，現在還不清楚。他從經濟著手解決不平等問題是對的。但若不繼之以從政治著手解決多數人民的不自由問題，少數權貴自由掠奪國家財產的貪瀆腐敗問題也不可能解決。
所以胡錦濤時代的中國，關鍵是民主化。一個農民、工人、知識份子沒有思想自由、政治自由的國家，是不可能實現全面小康的。這是胡錦濤必須面對的選擇。
（二○○三、一、十八於美國新澤西州大洋郡）
（《爭鳴》2003年2月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