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個是話語的優勢。話語的優勢,用平常的話說,就是誰說的更在理。用中共的術語,就是思想路線。要想贏得權爭,你必須表明你比對方更正確,更有道理。你需要有響亮的口號,鮮明的旗幟,和能夠吸引人的(用中共的話來說就是有凝聚力的)概念。鄧小平擊敗華國鋒是以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的討論為突破口的。在贏得"核心"地位之後,鄧又改革開放的旗幟取得了不容質疑的話語優勢。人們可能會就改革開放的具體內容有不同意見,但對於改革開放本身,幾乎不會有任何人提出或敢於提出異議。改革開放這個詞就和革命這個詞在毛澤東時代一樣,幾乎成了正確和真理的同意詞。在這種壓倒性的話語優勢面前,挑戰鄧小平的權威幾乎是不可想像的。江澤民的情形卻不一樣。江澤民本身是靠鄧小平扶植上臺的,在他執政的初期,也多少藉助了鄧小平的話語優勢。然而時過景遷,在不觸及中共體制內核的"改革開放"已經走到了盡頭的今天,改革開放這一本來就不專屬江澤民所有的旗幟,已經失去了其原有的光彩。江澤民自己推出的所謂三個代表,又遠遠談不上取得了全黨的共識。加上江澤民試圖以軍統政,違背了中共自己的黨指揮槍的傳統,使自己在新一輪權爭中在話語方面置於非常尷尬的地位。而在另一方面,中共的新總書記胡錦濤通過強調憲法,反腐敗,艱苦奮鬥等口號正試圖奪得話語的優勢。需要注意的是,中共建國以來幾次對思想理論界控制的鬆動,都是在有人試圖挑戰最高權威時出現的。為了打破當權者的話語優勢,需要藉助一定程度的"百花齊放"。如果在不久的未來胡錦濤容忍甚至鼓勵一定程度的"自由化",筆者將不會感到奇怪。
第二個是人事的優勢。人事優勢指的是任命自己信任的,忠於自己的人到一些重要的崗位。中共的人事變動通常是逐漸的,而且在大多數情形下是在上層權爭的結果大局已定以後才進行的。所以人事優勢本身似乎更多的是權爭已分勝負的結果,而不是勝負的原因。從理論上看,通過逐步換上自己的人來取得權爭的勝利似乎是可能的,但從中共內鬥的歷史看,似乎很少有這種情形。人事變動更多地是屬於鞏固已有的勝利成果而不是勝負的決定性因素。對這一現象出現的原因筆者並不是十分清楚。可能是因為中共的集權性質,上層權爭通常只涉及到最高層的少數人,所以支持者的多寡對鬥爭的結局並沒有多大的直接影響。另一個原因可能是在上層權爭攤牌時,所謂某某的人並不一定總是會支持某某,他們會權衡自己的利益得失。在這方面,江澤民雖然在政治局常委中插進了被認為是江派人馬的人,但並不能保證他們會總是唯江澤民的馬首是瞻。而且,胡錦濤以總書記的職務之便,安插自己人到關鍵崗位已是名正言順,在人事安排上取得優勢並不是很遙遠的事。
第三個是程序上的優勢。擁有程序上的優勢人可以決定開不開會,什麼時候開會,討論什麼議題,哪些人可以參加等。利用程序上的優勢在中共歷史是很常見的現象。毛澤東曾經把黨的9大推遲很多年。華國鋒當政的時候可以召開不包括四人幫成員的政治局會議(儘管四人幫當時都是政治局委員)決定逮捕四人幫。鄧小平更是充分利用程序優勢的高手。如果估計政治局常委會得不到他希望的結果,他就召開常委加退休老人的會議;如果政治局會議可能得不到他希望的結果,他就召集政治局擴大會議;如果中央全會可能得不到他希望的結果,他就召集中央工作會議。6.4的時候,趙紫陽的支持者們想要召開人大常委會會議卻不得其門。在中共這種制度化程度低的體制下,程序上的優勢在決定權爭勝負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雖然前面說到一般而言人事安排在上層權爭中並不十分重要,但有些與程序相關的職務如秘書長,辦公廳主任,中央警衛局長等卻十分關鍵。從16大以來的情況看,江澤民似乎並不具有明顯的程序上的優勢。像鄧小平時代那樣政治局常委到江的住宅去開會在目前似乎是不可想像的。胡錦濤剛上臺就決定政治局和常委會議公開報導可能是他爭取程序上的主導權的一個步驟。他的下一步應該是逐步把一些關鍵性的程序性職務換上自己的人。
第四個是心理上的優勢。心理上的優勢相當於嚴家其先生所說的誰怕誰的問題。政治學中的一個很基本的問題就是,一個人為什麼要服從另一個人?盧梭曾經指出,強制力並不足以保證人的服從,因為一個人無論多麼強壯,他都不可能隨時隨地強制另一個人,更不用說強制很多人去服從。他必須在某種程度上"制度化"他的強制力。這種使強制力制度化的機制大概就相當於韋伯所說的權威或合法性的三個來源:傳統,法理和個人魅力。按筆者的理解,這三個來源說的是人們心甘情願地服從的原因。但是現在筆者關心的問題是,如果一個人並不願意服從某個獨裁者,那麼是什麼原因促使他不得不服從的呢?答案是組織以及於組織相聯繫的心理預期。獨裁者通過某種形式的組織(國家,政黨,軍隊,企業,黑幫甚至非正式團體)使他的強制力制度化。而組織之所以能起這種作用是因為人們預期組織中的其他人會服從該獨裁者。獨裁者自己通常不可能光靠自己實現對一個人的獎賞或懲罰。對一個人的懲罰或獎賞必須通過其他人的服從來實現。也就是說,一個人之所以不情願地服從,是因為他預期其他人會服從。正是這種心理上的預期或慣性,導致一些很不得人心的獨裁者仍然能夠久據其位,因為人們並不知道其他人也早就對該獨裁者心懷不滿。而獨裁者本人為了保住自己的權力,必然不允許公開的反對者,不允許下屬的相互串通,以維持自己仍然有很多支持者的假象,因為一旦有人公開挑戰他的權威,一旦人們可以自由溝通,很可能就意味著獨裁者的末日來臨。齊奧塞斯庫等似乎不可一世的獨裁者們一夜之間眾叛親離,突然垮臺就是例子。江澤民能夠在中共的最高職位上穩坐13年之久,並不是因為他有特別的才能或個人魅力,而是因為中共內部對最高權威的服從預期。與毛鄧等習慣於佔山為王的老一輩不同,對江和胡等第三代第四代中共幹部來說,官場遊戲的最主要的規則(如果不是唯一的規則的話)是贏得上級領導的歡心。他們所習慣的爭鬥是圍繞著討好上級領導進行的。他們也預期其他人會同樣服從黨的最高核心。然而,16大以後,中央出現了兩個核心,這些只知道討好上級領導的中共官員們發現他們面臨一個非常困難的抉擇:到底應該站在哪一邊?這種選擇之所以困難是因為他們現在沒法確定其他人會支持誰,或者說,誰的勢力更大。胡錦濤在這種時候採取了一些很有意思的行動,這就是召集退休老人和民主黨派的人士座談,讓他們提意見,並表明對他們"不設禁區"。中共體制下的一個特點就是退休的老人最敢說,因為他們不再患得患失。而讓這些人沒有禁區的自由批評,無異於把江老核心放在慢火上烤。前面說過,獨裁者一旦面臨公開的挑戰,往往就意味著其末日來臨。這些退休老人和民主人士的批評,儘管沒有實際的作用,但對於打破江核心不可挑戰,不可批評的神話,打破中共官員的服從預期,造成有利於新核心的心理氛圍卻具有重要的作用。如果再考慮到兩人之間的年齡差距,說胡江權爭中心理優勢在胡錦濤一方應該不會太錯。
簡言之,在目前中共上層權爭中,胡錦濤在各個方面正逐漸取得優勢,江澤民大勢已去,垂簾聽政的日子可怕已屈指可數。
－－轉自《新世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