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大－－權大－－學問大
國有企業的政企不分在學界－－大專院校、科研院所就表現為政研不分和官學不分。行政職務、權力與學術成果、學術職稱、學術聲望掛鉤。在一個傳統的官本位社會，盛傳著「學而優則仕」的古訓，而在今日學界，流行的則是「研而優則仕」。如果說，改革前甚至10年前，大專院校、科研院所的行政領導還有可能是「外行領導內行」的「不學無術」之士的括，那麼在今天，從資歷來說，這些領導人可以說幾乎100%是科班出身，學有專長。名片上鮮有不印上教授、博士生導師、什麼國家級突出貢獻的專家、XX會長……的。實事求是地說，這個群體不乏碩學鴻儒。然而，相當部分的學者職務越高，用於教學、研究的時間、精力、乃至興趣就越少了。多少會議、應酬、甚至評職稱、分房子等等庶務會使他們分身乏術，所以有句笑話：「要想廢掉某個學人的武功，就讓他當官。」所以很多學界名流最重要的成果多是產生於成名之前或成名之初。但是這些並不意味著學官們的學術影響與職務成反比。事實上，一旦名有了，頭銜有了，職務有了，手上的權力資源多了（如評職稱、派出國、職務升遷），自然有門生（多為研究生）和自稱為門生的年輕後生，學術新秀拿論文、專著的草稿來請「導師」、「先生」指導、提意見，推薦發表、出版。往往是等成果變成了鉛字，署名中第一作者往往是提攜後進的「某老、某長」，真正的作者反居次位。某些學官學長們保持學術聲望的另一妙招是：主持重大課題，主編大型叢書。當然課題負責人、叢書主編非官們長們莫屬。因此在學界，確實有整套叢書一字不寫的叢書主編，自始至終無暇顧及課題的課題主持人。
當今天的學人哀嘆現在出不了王國維、陳寅恪那樣的大學者時，殊不知學術與權力掛鉤，當官和學者不分當是一個重要原因。
◆考研熱中的高官臣賈多
近幾年研究生考試持續升溫。原因多多，恕不一一贅述。但不可忽視的一點是，金錢和權力的影響同樣滲進了這一神聖的科場。一般來說，各研究生招生單位計畫內的招生還大多能按照規則，保證質量進行。亂就亂在計畫外的委託培養生、擴招生、各種名目的研究生班。誰都清楚，學歷、文憑在今後社會立足的意義所在：為官的一紙文憑是仕途升遷必不可少的階梯，生意人有頂博士帽讓人稱作是「儒商」更覺受用。但是，他們或商務繁忙，或政務纏身，要他們脫產幾年寒窗苦讀根本不可能。於是，經商的拿出三、五萬元到一些「只考績，不考勤」的某某大學研究生院，利用個把月突擊學習幾門課，修上幾個學分，到頭來雇個槍手拼湊個論文，博士頭銜就拿到了。弄個博士學位真比在北京上個重點中學的費用還要低。或者出個幾十萬在某研究生院搞個以自己姓名命名的基金，曲線變相地為自己捐學位。當官的（多為司局長，也有少數的處長、副部長）則多在隸屬本部門的高等院校研究生院業餘攻讀博士學位。1998年，筆者曾看到北京某大學研究生院報名冊，當年該院共招收博士生100多名，其中計畫外的有20多名，幾乎不是某某司長、處長，就是某某公司董事長、總裁。研究生招生創收的另一妙招就是辦研究生課程班。招生單位可以派老師深入到各省、地、市、縣甚至村鎮去辦研究生速成班。難怪，京城不少大學、科研院所的研究生院被人們指責為「文憑加工廠、「學歷批發站」、「職稱生產機」。
◆博士、碩士學位點、MBA培養點的含金量
國內的大學並沒有明確的嚴格的等級劃分。名牌大學之所以知名，除了他們有悠久的校史、雄厚的師資、教學設施齊全，更重要的是畢業生中名人輩出之外，現在還有幾項硬指標：是否進入了「211工程」？有無國家級的教學基地、科研重點項目、MBA培養點？博士、碩士學位點有多少？兩院（中科院、工程院）院士、博士生導師有幾位？爭取到了上述指標，絕不僅僅是榮譽而已。可以說，每一項指標、名額後面都可以為本校帶來可觀的、看得見的經濟效益。如進入了「211工程」，該校就可以得到財政部和地方政府更多的撥款。一旦哪個學科被納入國家重點教學基地，就能得到教育部更多的財政支持和進人指標。有了碩士、博士學位授予點，MBA招生權力，更是可以大發利市。一個重點大學工商管理學院的院長在該院尚未得到MBA招生權前曾對筆者說：「只要有了MBA招生權，那些想附庸風雅的鄉鎮企業家的銀子還不嘩嘩往往我院流。」圈內人士估計，一個金融博士學位點的含金量大約在兩百萬元以上。正是因為上述指標、名額有那麼多的好處，而手握審批、評議權的部門和人士就成了名校公關遊說的對象。公關、遊說方法可以說是五花八門：請要害部門的領導批條子、打招呼者有之；請本校往屆畢業生現官居要職的校友為了母校發展榮譽多做貢獻者有之；最常見的是以考察、講課為名，請手握項目審批、學科評議大權的部門人士，到本校所在城市休養、觀光，由省市級領導人出面做說客，大談該校對本省市社會經濟發展的重要性，但一些重要學科連一個博士點都沒有，辦MBA的資格也不具備，這與我們省市作為一個經濟大省市的地位是不相稱的云云，拜託大家幫助其更上一層樓。據說此招還真靈。
◆學會如何紅火：名譽和金錢交換
在民政部註冊過的各種學會、社團很多。學會會長、秘書長多由退居二線的官員和該學科的退休名流擔任。一般來說，只是個閑職。學會有錢的話，拉上一幫同行，找個風景名勝城市開個研討會、編輯套叢書什麼的。沒有錢的學會也就是空招牌一塊，什麼活動也開展不了。然而近年來，市場機制引入了學會、社團。前年，筆者在外地參加了一次中國某某學會的某屆年會，秘書長照例總結上屆年會以來的工作和談本屆年會的打算。談到改選理事會，振振有詞的講，「必須考慮到中國特殊的國情，理事會應該吸收大批企業家」。接下來，開始對與會的廠長經理們派送學會的職位：副會長一夥子，每位入會費五萬元；副秘書長一桌子，會費不低於三萬元；常務理事一屋子，會費不低於二萬元；理事一院子，會費不低於一萬元。一次換屆，學會籌款以百萬元計，這秘書長真可謂是能人。更有趣的是，去年筆者在珠江三角洲出席一個意識形態味道濃烈的全國性學術會議，白天，在會長某老的主持下，與會者個個慷慨激昂，紛紛批判私有化，捍衛國有經濟主體地位。由於民政部要求學會年檢時要交幾萬元保證金，該學會連這個註冊費也交不起，於是晚上的議題就是要與會者獻計獻策，如何籌措這筆為數並不多的款項。大家個個面面相覷，束手無策。這時一個民營企業家（也是理事）發言說，出這點錢根本不在話下，但他建議說，把該學會中的「社會主義」四個字去掉。我原想，這個建議要遭到會長先生的斷然拒絕，不想，老先生竟滿口答應，說「為了使學會可以維持，這沒什麼，要我讓出會長都可以，我就當個名譽會長吧！」唉，學會利益竟高於意識形態！
民政部還有規定，學會會長原則上不得超過70歲。但80歲以上的會長不乏其人。他們又不願意輕易拱手讓出會長、秘書長的位置。於是，近兩年來，不時聽到70歲以下向70歲以上的會長逼宮的消息，甚至出現雙方擁戴者武力對峙的場面。
◆黑箱操作：大眾疏遠評獎
在中國的文教、科研、藝術、體育界，無論從事哪個行當，衡量你是否成功是否名人的一個重要標準，就是得沒得過國家級的獎項，拿沒拿過這個杯那個杯。如電影有政府獎、百花獎、金雞獎；電視有金鷹獎、飛天獎，電視臺主持人還有金話筒獎；戲劇有梅花獎、桃李杯；文學有魯迅獎、茅盾獎；歷史學有郭沫若獎；在新聞界，記者有範長江獎、編輯有韜奮獎；出版界有國家圖書獎；體育有飛龍獎、每年一度的十佳運動員評選。至於省市一級仿效攀比中央的各種獎項就更多了。不可否認，眾多的獎項對以上各行業學科發展、繁榮起到了巨大的促進作用。絕大多數獎項的評、選組織都是嚴肅認真的，堅持了公平、公開、公正原則。公眾的參與度也是很高。因此獎項的權威性是不容質疑的。然而，在前些年評獎的熱鬧喧囂後，近年來社會上對某些評獎產生了一種疲勞症，不以為然者有之，詬病者有之，揭黑幕者有之。認為：
1、行政權力介入了評獎。有些獎項名義上是由專家、學者組成的評委會評出，但實際上獲獎者和獲獎作品是主管部門領導人欽定。主管部門為了搞平衡，方方面面都要照顧到。還美其名曰：評獎也要考慮行業和地區的平衡發展，要扶助中、西部文化事業發展，故有人譏諷評獎成了扶貧手段，失去權威性。
2、孔方兄進了評委會。某些獎項為了提高權威性，引起公眾的關注，設立了高額的獎金，但自身又資金短拙。不得己要拉企業、商界人士協辦，乃至進入評委會。有些商界人士就不僅僅是出錢贊助而已，事實上對誰能獲獎、獲幾等獎頗有發言權。媒體沒有少披露這方面的內幕新聞。如此獎項，缺乏公正性。
3、公眾參與度趨冷。曾幾何時，電影百花獎評委會每年收到的選票有數百萬張，可好景不再，現在每次評獎能有十幾萬張就不錯。其他藝術類獎項也有類似的情況。公眾參與度低，獎項代表性就差。更有甚者，為了多得選票，有些個人和單位乾脆自己印製選票，散發給親朋好友。
4、進京遊說評委會。每當各種全國性獎項評選之前，各方神仙帶上自己的作品紛紛「進京趕考」，邀請評委會成員參加各種形式的作品座談會、研討會，大造輿論。其實，切磋學術的功能淡出，爭取評委左右媒體的意圖凸顯。
當某些評獎的黑幕被頻頻曝光，大眾疏遠獎項也就不足為奇了。
◆文人相輕：不僅僅是書生意氣用事
中國的文化人爭強好勝，自古就有「文人相輕」的陋習，如果僅僅只是一、兩個人之間，某幾個人之間互不服氣(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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