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些定量的預測中，北京大學教授海聞等人通過對北京的旅遊、餐飲、航空和市內交通等服務行業的抽樣調查，認為"非典"事件會使中國全年國民生產總值的增長率比年初預計的低兩個百分點左右。這個分析與許多外國投資銀行的分析相接近。例如，高盛亞洲部總經理胡祖六認為，如果中國政府能夠在第二季度內控制"非典"的蔓延，中國經濟增長可能會比年初預計的低零點五個百分點；可是，如果"非典"蔓延持續兩個季度，那幺中國經濟增長可能會比預計的低兩個百分點。
值得注意的是，絕大多數專家的分析都集中在"非典"對經濟增長的近期影響上。其實，雖然"非典"是一個突發事件，但是它對中國宏觀經濟的長期影響不應該被忽視。而且，人們更應該對這一事件對中國經濟增長的整體模式可能會產生深遠的影響進行思考。
截至目前為止，中國經濟增長的高速度在很大程度上與其出口導向的發展戰略有密切關係。在過去二十四年裡，中國官方統計的年均經濟增長率大體為百分之九左右；與此同時，中國的貿易增長速度大大高於國民經濟的整體增長速度，大約為年均百分之十三左右。這使得中國貿易在全球貿易中所佔的份額比其國民經濟在全球中所佔的份額要高很多。正因為如此，不少經濟學家認為出口增長是中國經濟增長的一個重要動力。
在出口增長推動經濟增長這個現象背後，是中國低廉的勞動力成本。現在中國製造業工人的工資水平只相當於美國工人的百分之五和歐洲工人的百分之七左右。如果我們將中國和發達國家製造業工人之間在的退休、醫療保險等其它方面的差別都考慮進去，那幺，他們在總體勞動成本方面的差別更大。這種差別使得中國可以在國際勞動分工中發揮比較優勢，在勞動密集性產業方面加速發展，從而推動總體經濟的快速增長。
中國勞動成本的低廉固然與中國經濟發展的歷史階段有關，但是我們也應該看到，中國的城鄉二元化結構和不合理的分配制度使得這種低廉的勞動成本甚至低於某種"自然"狀態。人們不難注意到，同樣是製造業工人，城市人和農民工之間的待遇差別很大。尤其是，在國家和地方政府出於政治穩定的考慮給城市居民提供了一定的社會保險的同時，絕大多數農民工根本沒有醫療、失業和養老保險，他們實際上是一種"超低廉"的勞動力資源。這種"超低廉"的勞動力資源是使得中國製造業的總體勞動力成本具有國際競爭優勢的一個不可忽視的因素，當然它也是使得中國外向型發展戰略能夠成功的一個重要因素。
這次"非典"事件的爆發，固然與中國政府控制公眾信息傳播有關，但是控制"非典"過程中所表現出來的困難，底層民眾、尤其是農民工由於沒有必要的醫療保障而成為非典病毒傳播的一個重要渠道這樣一個嚴酷事實，使得人們認識到這種人為地通過剝奪農民工醫療等必須的社會保障的做法對社會整體的危害。按照生產力維持和發展的規律，醫療、退休等社會保障體系本來就是勞動力成本中的一個必需組成部分。有意的將這一部分剔除出去，雖然會在短期內降低勞動成本，但是這種做法在本質上是對社會生產力的破壞，是反自然的、反社會的。最終承擔後果的，仍將是整個社會。
問題在於，如果中國政府和中國社會認識到應該對中國的勞動成本進行適當的調節，尤其是應該將社會底層和農民工必需的維持和更新勞動力的費用包括進去，不僅設在中國的廠商、而且中國的國際競爭者都會發現，中國的勞動力成本可能會比人們想像的要高出許多。這樣一來，中國的產業結構也將會隨之面臨一系列的調整。應該說，這將是"非典"事件對中國經濟的一個不可忽略的長期影響。
(RFA)(5/10/2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