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現代政治學的術語中，這些組織和活動所代表的人際網路、社會信任和道義規範被稱為「社會資本」，它為全社會的協調和合作--政治民主不過是其中一個方面--提供了堅實的基礎。但是普能認為，美國賴以立國的這種社會資本近年來出現了衰落的趨勢，一個重要例證是各種民間組織的會員和活動的大量縮減。無論普能的這個觀察多大程度上反映了實際情況，這個問題的提出提醒了美國社會，尤其是在一個美國贏得冷戰，成為世界唯一超強，因而更需要自我警醒的時候。
在這個意義上，美國社會對「九一一」以及其後的一系列發展的反應或許是對普能這個觀察的一個回答。在這一年多時間裏，美國社會的一個重要變化是各種民間組織和民間活動重新發出自己強有力的聲音：人們可以聽到對恐怖主義的根源和宗旨的不同看法和激烈辯論，人們可以看到支持和反對戰爭的各種大規模運動，人們可以體會到對政府強化國內安全的喜憂參半的反應，人們可以感覺到美國上上下下對美國在當代世界上的角色和美國國內的生活方式的深刻反思，人們也可以發現更多的美國人在奉獻出自己的時間和財力為社會服務。總之，今天的美國正在和普能所擔心的那種政治冷漠現象作鬥爭，這說明社會資本在美國還沒有到嚴重短缺的地步，而這次危機無疑為社會資本的擴充創造了條件。
如果說「九一一」為美國人衡量自己的社會資本提供了一次機會的話，那麼同樣作為整個民族所面臨的挑戰，這一次的薩斯瘟疫也是中國人衡量自己到底有多少社會資本的良機。
社會資本的一個重要指針是人際網路，即民間組織和民間活動，這在當前的中國幾乎是空缺的，在全社會範圍內唯一有組織的是黨和政府以及他們操縱的所謂黨外或者非政府組織。當然在網際網路這個非傳統的媒體上有知識份子以個人名義為全民族聯合抗擊瘟疫發出呼籲或者簽署聯名信，但其它社會階層鮮有發出自己的聲音。在公開場合和傳媒人們更聽不到代表不同利益集團對造成瘟疫流行的原因和如何控制瘟疫的措施的不同意見。
社會信任是社會資本的另一個重要指針。由於中國是一個重要信息被政府壟斷的社會，對於來自政府的信息的信任便構成了社會信任的一個基本方面。但由於政府從一開始就隱瞞薩斯流傳的消息，後來又強調薩斯已經得到控制，這使得本來就以腐敗、專制、低效和操縱媒體著稱的政府在人民中進一步喪失了信譽。在唯一可以合法傳播的信息來源不值得信任的時候，各種傳言、小道消息甚至謠言便取而代之。這種非正式非公開傳播重要信息的方式進一步惡化了社會信任度，使得懷疑主義、無所適從和惶恐不安成為普遍的心態。
社會道義規範也是社會資本的一個重要指針，而社會道義規範不僅僅指個人的道德操守，也包括個人參與社會公共事務的責任感。蔣彥永醫生的挺身而出仗義直言在贏得海外一片讚譽的同時，也提醒了人們一個更嚴峻的事實：以大陸之大，像蔣醫生這樣瞭解真相的醫務人員何止成百上千，但為什麼只有極個別的人站出來批評政府隱瞞人命關天的真相呢？在和薩斯作鬥爭的時候，很多醫生護士和醫務管理人員表現出了高度的獻身精神和職業道德，但和蔣彥永醫生相比，他們還是在個人的、職業的和技術性的層面上為社會作貢獻，而不是自覺地行使作為專業人員所應該具有的從專業角度參與政治社會事務的權利。
蔣彥永和其它醫務人員在參與社會事務中的區別在中國社會道義感的衰落中很有普遍意義：在最好的情況下，人們可以期待的道義行為也只是個人的、職業性和技術性的。很多人可以在很多具體的特定的情況下參與社會公共事務並做出奉獻，但一旦涉及到政府和政治他們就會迴避。對很多人來說這不一定意味著他們對政治的恐懼和對後果的擔憂--很多醫務人員甘冒生命危險和薩斯作鬥爭就說明瞭這一點--而是意味著參與政治事務和公開批評政府已經從中國人的社會道義感中消失了。即使在最具有道義感和願意為公共事務做出貢獻的人那裡，「政治不是自己的事」也已經成為普遍心態。這也證明了很多社會觀察家已經一再指出的一個事實：在中國的特定情況下，「私」的領域的擴大並沒有導致相應的公共領域的擴張，在社會道德領域裡這就造成了社會責任感和政治參與意識的極度貧乏。
因此，對於中國來說，社會資本可能不是一個嚴重短缺的問題，而是一個有和沒有的問題。或許在嚴格意義上，談論這個意義上的社會資本是不符合中國實際的，因為中國政府不但壟斷組織和信息資本，甚至連道義資本都不願意出讓給社會和個人：那些層出不窮的模範共產黨員和先進個人就是統治黨要把個人出於道義感和職業操守作出的貢獻也算到自己政治帳上的一個事例。
陳奎德先生說：「薩斯之後，中國的前景如何，取決於中國精神對這一災難的響應。」誠哉斯言。什麼是「中國精神呢」？我認為不是儒家傳統，也不是共產黨鼓吹的大公無私，而是切切實實方方面面的社會資本。人們不難想像，在這次薩斯瘟疫之後，中國社會有形的物質資本--防止瘟疫的機構、訓練、技術和人員--會有大幅度的增長，而無形的社會資本只有隨著一黨專制的解體才有可能逐步積累起來。
作者任教於 美國南依利諾大學歷史系
---《觀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