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伍德羅威爾遜國際學者交流中心（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工作的、紐約州哈密爾頓學院（Hamilton College）政治學系教書的李成教授是《中國領導人: 新一代》（China's Leaders: The New Generation）一書的作者。
即使沒有SARS危機,第四代上臺也意味著變化。
李成用「果斷，有政治見解，有處理問題能力和親民形象」來概括已經上臺半年的中國新任國家領導人胡錦濤的領導風格。李成舉例說胡錦濤看到一次新聞聯播30分鐘新聞報導，光國家領導人活動的消息就佔了26分鐘，於是就說過，新聞界應該多報導民眾的生活實際，不要過多報導領導。胡錦濤談到的「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權為民所用」更被一些觀察者總結為胡錦濤的「新三民主義」。
強調透明性，李成認為是新領導層的另一個特點。 同很多美國中國問題觀察家視角不同的是，李成認為中國政府在SARS危機之處反應遲緩，一方面是，「第四代」沒有想到SARS病毒是這麼大的一個挑戰。另外，中央高層，比如政治局常委之間，對危機到底如何處理可能有不同意見。絕大多數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認為中國政府一開始在掩蓋SARS危機真相，而因為紙包不住火，危機蔓延到香港和其他國家，中國在備受國際譴責的情況下才被迫打開大門。
李成說，胡錦濤沒有等事態發展下去，而採取主動，顯示他的果斷風格和增大政府透明度的傾向。
「第四代」同時下好了幾盤棋
李成說最近五到六年，政治妥協成為中國國內政治派系權力平衡的特點，這解釋了江胡體系的人權力互相制約、互相分配的基本現實。
「通過對SARS危機作出反應，胡錦濤在不直接挑戰上一代領導核心的同時，推行了自己的政治體系。他在過去一個月中證明了自己能夠接受危機的考驗，考慮中國在西方的形象，在中國民眾眼中的形象，考慮現有制度和權力平衡。胡錦濤政府會越來越有主動權，以及黨心民意，其權力基礎會日趨穩定，」李成對《華盛頓觀察》週刊說。
李成教授是研究中國技術官僚的專家，他對「三朝元老不倒翁」溫家寶的評價是「典型的技術官僚、專心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對事情仔細瞭解，不介入派系鬥爭」。 學地質出身的溫家寶在中央辦公廳呆了十幾年，接連輔佐過胡耀邦，趙紫陽，江澤民三任政府，98年抗洪體現了他個人的能力，在朱鎔基之下主管金融和農業，兩個最大難題。
「因為以前不捲入派系鬥爭，溫家寶現在面臨的任務是建立自己的班子，」李成說。
他接著分析說舊有的權力分配架構不是一層不變，所謂的政治精英「上海幫」，權力集中在對外投資、金融、經濟開發領域『在組織架構中停留在中央一級政府，但是在省一級權力重心並不突出。而「上海幫」不是鐵板一塊，因為權力會不斷重新分化組合。李成說中國領導權力交接的順利進行同中國軍隊的專業化密不可分。中國軍隊從事於國家保衛，而不干預中國政治的道路是在80年代就已經開始，在90年代中被鄧小平放回正軌。
技術官僚的演變和「土鱉」VS.「海龜」
中國政治中技術官僚目前在起主導作用。李成教授在書中的基本結論是中國第四代領導人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代，而文革中可怕的經驗使他們個性上更剛毅, 這一經驗也給他們「基層知覺」，更重實際，而輕意識形態。這一代的領導人也許更瞭解他們同輩的需要以及人民關切的事項，從而使這個政權更穩固，進而推動，而不是反對，民主的發展。當然李成注意到人們在文革期間有非常不同的經驗，「文革一代」包括魏京生，李鴻志和電影製作人張藝謀，但是他認為這個中國權力的新生代在政治團結、教育背景、事業基礎和政策傾向上同之前的三代中國領導人總體比更具差異性
技術官僚的組成也在變化中。越來越多的學經濟和法律的人進入政府中高層，而省部級領導中讀過碩士博士的人開始出現，比如河南的李克強。現在中國每一個省一般都有一個博士任副省長，這些人多是在本地呆了很長時間，而多主管經濟工作，明白經濟發展對中國的意義。
「這些新興的技術官僚（經濟法律出身）改變了原來技術官僚（工程出身）只會專業，不會政治的特點，他們既懂管理，又懂技術。不同的是學經濟出身的人在經濟事務中更懂行，而學法律的會更重視法律建設，」李成說。「這兩部分人都會對中國民主政治走向起促進作用，因為什麼樣的人管理國家同國家政體有很大關係。」
在普林斯頓大學（Princeton University）政治系拿到博士學位的李成博士說，從國外學成回國的人、被戲稱為「海龜（歸）」的人多分布在專業部門，比如教育，金融，外交，新聞部門。掌握中國國內政治實權的多是在省一級政府地方經驗豐富的官員。因為有豐富地方工作經驗的官員會認為在西方受教育、留學回國人員不一定瞭解中國需要，這些「海龜」派在進入實權單位中仍有阻力。但是，李成博士說這些在國外學成的人加入政府會幫助中國逐漸改善在國外事務中的形象，比如目前的教育部長賙濟是美國紐約州立（SUNY）大學畢業的博士。
第四代，你往何方去？
加州伯克利大學新聞學院的教授卡羅琳．懷克曼（Carolyn Wakeman）在伯克利大學關於SARS危機的研討會上指出，SARS危機重新把美國乃至世界的注意力帶回到對「中國形象」的爭論。「隨著中國作為「世界經濟火車頭」的形象逐漸淡化，什麼形象將取而代之？SARS危機是世界作為更加瞭解中國複雜的政治和社會問題的跳板呢？還是『妖魔化』中國的第一步？」懷克曼教授提出這樣一個疑問。
而卡耐基和平基金會的裴敏新博士最近在 金融時報 的一篇題為《不要為中國開放屏住呼吸（Don't hold your breath for openness in China）》中寫道，「在過去類似嚴重的危機經常伴隨著領導權或是政策的改變。在這次SARS危機中關鍵的指標是危機會持續多久。如果這場危機延續到秋天，那麼最高層政府可能會出現更多的變動。」即使北京成功地控制了SARS危機，這場危機仍然打亂了新領導人的議程，並公開展示了體系的失敗之處，誰該負責正在政府內部製造緊張局勢。
李成卻對SARS危機的持續表示擔心，他說如果SARS蔓延而無法控制，或是延續過長時間，這對「第四代」來講意味著另一種局勢，極為不好的局勢。
李成博士對「第四代」領導人任內中國政治開放趨勢抱有樂觀態度。他說，「中國政治民主化走向清楚。可能中國首先實行的民主模式是黨內民主，而非西方式民主，從而解決的一個途徑是黨內派系的公開化。黨內派系鬥爭不再像以前那樣你死我活，但是黨內權力制衡並未公開化，也未合法化。如果『第四代『能夠在黨內派系公開化、合法化放面解決得好的話，那將是建立健全開放的政治制度的一個好的開始。」
李成博士認為在漸進開放的道路上，新聞媒體在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後會逐漸開放。而隨著「市場經濟是法律經濟」這一觀念深入人心，法律建設在政治議程的地位會提高。
除了短期內對付SARS危機，李成談到「第四代」面臨的兩大問題：一個是黨和軍隊國家的關係；其次是黨內派系公開化、合法化。
而經濟上，李成認為SARS帶給新領導階層一個教訓，那就是一位追求經濟發展，而沒有建立無健全的社會保障體制，這種發展是有限的。
這次SARS危機會讓民眾思考：改革開放的意義在哪裡？SARS這樣的危機會促使新領導人更多考慮加大政治透明度，以及國家政權的合法化問題。「第四代」不得不面對並解決弱勢群體，尤其是老年人和農民，利益保護的問題，因為這場危機使大家認識到全國的一部分或是中國的一個階層都和其他人、其他階層有關。
《華盛頓觀察》週刊，2003－5－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