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被清洗的人不是一個兩個，也不是一百二百，甚至不是十萬百萬。究竟有 多少人被害，現在還不得而知。確切的數字恐怕還要歷史學家去考訂。但據蘇聯一 些人士估計，數目是十分驚人的。譬如，蘇聯一位詩人安德烈．沃茲涅先斯基1987 年12月22日在電視節目裡說，他估計斯大林時期的被害人至少有1500萬。如果加上 進勞改營、流放、剝奪自由等其他形式的迫害，數目就更要大得多。譬如，據一位 接近官方檔案的作家尤利安．謝苗諾夫在《莫斯科共青團員報》上發表的數字，1953 年斯大林去世之前，有120O萬人被關在勞改營中，如加上流放和其他形式的處罰， 則有約7400萬人。這些數字是否完全確鑿，恐怕還有待進一步考訂，但有一點是肯 定的：「大清洗」涉及的面極廣，僅被處死的就不計其數。而事實已經證明，這些 遭到清洗處死的是無辜的冤死者。
「大清洗」的對象主要不是普通老百姓，從黨的高層領導，到軍隊、共青團、 職工會、科學界、文化藝術界、經濟界……各行各業，尤其是其中的優秀分子，許 多都遭到了鎮壓。譬如，赫魯曉夫在蘇共20大上作的秘密報告中指出，被稱為「勝 利者的大會」的聯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會（1937年舉行）選出的139名中央委 員和候補中央委員中，有83名被逮捕和槍斃，出席這次大會的1966名代表中有1108 名被逮捕，其中許多人隨後被殺掉。30年代末，也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斯 大林對軍隊幹部的清洗更是驚人。據蘇聯方面統計的數字：5個元帥中3個被殺，5 個一級集團軍司令員中3個被殺，10個二級集團軍司令員全部被殺，57個軍長中50 個被殺，186個師長中154個被殺，16個一級和二級集團軍政治委員全部被殺，28個 軍政委中25個被殺，64個師政委中58個被殺，456個上校中401個被殺。這樣慘重的 損失對軍隊造成的創傷是不言而喻的。
正因為大清洗規模之大和性質之嚴重，所以就造成蘇聯歷史上出現許多「被遺 忘的人物和空白點」。如果考慮到這許多「被遺忘的人物」中，很多都是對蘇聯的 革命和建設事業作出過傑出貢獻和有功勛的人（當然他們也會犯有這樣那樣的錯誤）， 那末就不難想像，把這一切都一筆勾銷的話，一部蘇聯歷史如何能夠完整、真實？ 因此，如果要填補「空白點」，恢復「被遺忘的人物」的應有地位，恢復歷史真相， 就絕不能迴避大清洗這個可怕的事實。
這裡首先需要「正名」。我們過去（恐怕直到現在還是這樣）總是把「大清洗」 說成是「肅反擴大化」。這是不符合歷史實際的。這是按照我們的習慣來套蘇聯的 歷史。我們總習慣說蘇聯30年代的「肅反運動」，直到最近發表的文章仍是如此。 其實蘇聯人自己並不這樣說。他們習慣用的是鎮壓、清洗、恐怖、迫害。以赫魯曉 夫在蘇共二十大上的秘密報告為例，這個報告的重要內容就是講30年代和以後的清 洗。赫魯曉夫說的是「鎮壓運動」、「利用政府機關進行大規模鎮壓的辦法」、 「大規模的恐怖行動」等等。這同「肅反運動」的提法是根本不同的。「肅反運動」， 顧名思義，首先是肯定有反革命存在，需要去肅清，這個大方向並沒有錯，在這個 前提下，即使犯了「擴大化」的錯誤，製造了多少「冤假錯案」，不管範圍有多大， 似乎也只是正確方向下出現的偏差或嚴重偏差，因此對運動本身似乎不能全盤否定 。而蘇聯的情況並不是如此。戈爾巴喬夫在慶祝十月革命70週年的報告中談到這個 問題時指出：「斯大林及其幫手們對黨和人民犯下的大規模鎮壓措施和違法行為的 罪行是巨大的和不可饒恕的。」戈爾巴喬夫並沒有全盤否定斯大林。在上面這句話 之前，他指出斯大林是個「極端矛盾的人物」，指出斯大林為爭取社會主義的鬥爭， 為捍衛社會主義成果作出了「不容否定的貢獻」，同時指出他有「嚴重的政治錯誤 和濫用權力」。關於斯大林的問題，當然還需要深入研究，蘇聯報刊上已經發表了 不少文章，以後還會更多地發表。這裡不去說它。這裡想說明的一點是，戈爾巴喬 夫把斯大林的政治錯誤和罪行是作了區別的，而這樣區別是有道理的。譬如，工業 化、農業集體化、建立高度集權的宮僚行政體制，乃至衛國戰爭前夕和初期的判斷 和指揮錯誤以及外交方面的錯誤等等，這些方面的弊端和失誤，哪怕十分嚴重的， 恐伯還應歸人「嚴重的政治錯誤」。即使其中有的措施今天看來完全錯了，也造成 很壞的後果（譬如1929至1931年強制性的農業集體化運動），但還是多少可用在復 雜的歷史條件下首次建設社會主義來解釋。目的是為了建設社會主義，只是方法、 判斷、措施，乃至理論都錯了。唯獨「鎮壓運動」不能這麼說，這不是簡單的犯了 錯誤，而是罪行。因此，把「大清洗」說成是「肅反運動」是不恰當的，這會給人 造成一種印象，似乎只是犯了擴大化或嚴重擴大化的錯誤。
或許會產生這樣的問題，赫魯曉夫和戈爾巴喬夫都是在事後判斷斯大林時期的 「大清洗」時，稱之為「鎮壓運動」的。這是就其實質而言的。可是在當時呢？在 當時難道不是作為「肅反運動」開展的？
問題也沒有這麼簡單。
蘇聯30年代的「大清洗」是同黨內鬥爭緊密聯繫在一起的。20年代三次重大的 黨內鬥爭，即1923－1926年同托洛茨基的鬥爭；1925－1927年同托洛茨基、季諾維 也夫、加米涅夫「新反對派」的鬥爭；1928－1929年同布哈林、李可夫的鬥爭，或 稱「反右傾鬥爭」，同30年代後期的「鎮壓運動」直接有關。「大清洗」是從1934 年12月基洛夫遇害以後開始的，實際進行主要是在1936－1938年。
且不說基洛夫被刺案本身疑竇重重，有許多跡象表明同斯大林有關。就從後來 事件發生的實際進程來說，基洛夫被刺案很快被用來作為鎮壓斯大林在20年代黨內 鬥爭中的老對手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等人的藉口。基洛夫被刺被說成是季諾維也 夫、加米涅夫等人幹的。從這裡開始，許多駭人聽聞、難以想像的罪名被加到過去 的反對派頭上。大家知道，在30年代大清洗時期，在莫斯科舉行了三次舉世矚目的 大審判。這可以說是這次大清洗的主要標記。第一次是在1936年8月，被審的是所 謂「托洛茨基一季諾維也夫聯合總部」陰謀集團，季諾維也夫等16人被槍決。第二 次在1937年1月，被審的是所謂的反革命組織「平行總部」，拉狄克、皮達可夫等17 人被處死。第三次在1938年3月，被審的是所謂「右派托洛茨基集團」，布哈林， 李可夫等21人被槍決。1937年6月，還審判了一批著名紅軍將領（圖哈切夫斯基、 亞基爾、烏博列維奇等8人），罪名是參加「反蘇托洛茨基軍事組織」。可以看得 很清楚，所有這些受害者的主要罪名都同過去的反對派有關，特別是同托洛茨基有 關（托洛茨基因為1929年被驅逐出蘇聯，因而只能缺席審判，無法把他槍斃，但他 後來在1940年也在墨西哥被暗殺了）。當然，另外還有一個罪名是外國間諜，這是 為了加重罪行。
當然，在大清洗中被害的，絕不僅止於過去的反對派或同反對派有牽連的人。 在大清洗瘋狂進行、法制破壞殆盡、人民的權利毫無保障的情況下，什麼壞事不能 發生？對大清洗表示懷疑、不願積極跟著跑的許多幹部，敢於堅持原則、不願人云 亦云的許多黨員也都遭了殃。而別有用心的人的告密、誹謗，有野心的人的抉嫌報 復、剪除比自己強的競爭者，以及姦佞小人陷害忠良、仗勢害人的種種罪惡行徑， 更是層出不窮。加上一人遭殃，禍及九族，這樣被鎮壓的人數自然越來越多。然而， 總的說來，這次大清洗的主調還是要消滅黨內的反對派和潛在的對手，還是同黨內 鬥爭有關，主要是同黨的領導層的鬥爭有關。其結果，許多老布爾什維克領導人、 列寧的戰友被從肉體上消滅。列寧參加的最後一次黨代表大會（十一大，1922年召 開）選出的26名中央委員中，有17人在大清洗中被處決、暗殺和流放。據統計，從1919 年到1935年，聯共（布）中央先後選出的31名政治局委員中，有2O人死於黨內鬥爭。
這難道是「肅反運動」？有誰能相信，這些老布爾什維克、為蘇維埃政權的建 立出生人死的革命者，到30年代統統成了反革命分子？特別是大清洗發生在1936年 以後，那時20年代的黨內反對派首領都已經公開承認錯誤，蘇聯也已宣布建成社會 主義，斯大林在《關於蘇聯憲法草案》的報告中宣稱「所有的剝削階級都消滅了」， 為什麼在這個時候，反革命分子反而格外猖獗？這是說不通的。
因此，就是從當時的情況來看，30年代的大清洗也絕不是一般所說的「肅反運 動」，不是在實際生活中發現有不少反革命分子在進行破壞活動，需要發動一場運 動去肅清他們，而在這過程中發生了偏差。當然，關於30年代的大清洗，在蘇聯也 是剛剛開始揭開內幕，很多問題還有待於進一步深入研究。但是有一點似乎是比較 清楚的，即無論是基洛夫的被暗殺，還是以後的莫斯科三次大審判，都是有明確的 預定目標的，那就是要徹底消滅潛在的對手和反對派。大清洗中的無數冤假錯案， 並不是簡單地由於工作失誤造成的，而是有意製造出來的。戈爾巴喬夫在慶祝十月 革命70週年的報告中談到這個問題時說：「我們現在知道，對許多黨的領導人和政 治家、對許多共產黨員和非黨人士、對經濟工作者和軍人、對科學家和文化人士的 政治控制和鎮壓措施，是精心策劃的偽造的結果。」
至於40年代末、50年代初的清洗，當時雖然已經沒有2O－3O年代的黨內反對派， 但也絕不是一般的「肅反運動」。這時期主要是兩大案件，一是所謂「列寧格勒案 件」，被害的是當時身居要職並有上升趨勢的很有威信又很有主見的幹部。這樣?幹部要被剪除是不難理解的。至於另一起所謂「克里姆林宮醫生案件」，則是一件 典型的誣陷案。
只有這樣理解「大清洗」的實質，才可能比較接近歷史的真相，也才可能比較 實事求是地吸取教訓。這裡面還有許多工作要做，還需要學者們去認真地研究。但 首要的是要有這種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這就要求敢於拋棄不符合實際的舊觀念、 舊概念、舊的習慣看法。要根據客觀實際去思考，去分析，去得出必要的理論結論 和經驗教訓。這裡一不要掩蓋真相，而要揭露真相；二要拋棄舊的觀念，建立符合 實際的新觀念。在蘇聯，當前「公開性」的執行往往和「新思維」的推行分不開， 就不是偶然的了。
圍繞著「大清洗」的問題，蘇聯報刊發表不少文章進行分析。雖然也只是剛剛 開始，但有些新的看法已很值得引起注意。譬如，莫斯科大學的布堅科教授在1988 年第9期《莫斯科新聞》上撰文說，在社會主義制度下也存在政治領袖地位和奪權 鬥爭問題。過去只把這種問題看成是在資本主義社會裏才存在的，與社會主義格格 不人。可是這樣就很難解釋蘇聯尖銳的黨內鬥爭，難道都是兩條路線、兩個階級的 鬥爭？蘇聯的大清洗就沒有權力鬥爭的因素？似乎很難說得通。布堅科教授對社會 主義制度下政治領袖地位和奪權鬥爭問題作了一些分析。當然這個問題還剛提出， 很多方面還需要討論研究。不見得這個說法就能解釋許多問題。然而，重要的是， 敢於打破舊的框框，真正面向實際，大膽探索，並努力根據客觀實際提出新思維。
博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