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時間： 2003-07-08 20:59:00作者：徐文致
中國知識份子的主要傳統（或曰正統）是在數千載的皇權統治下培養出的以儒家為代表的講「存天理，滅人欲」，這個「天理」也就是他們「苦其心智，勞其筋骨」以「天降大任」而拚命維護的「道」，他們很看重這個「道」，達到了「道不同不與謀」的程度，拿現在的話說，其主要就是講政治，是以政治為最高的中心（哲學、科學與宗教都處於次之，這與西方文明、印度文明都不同），「滅人欲」更造成中國傳統文化中個體的缺失這一大患，在一個個體缺失的文化環境中是不可能產生民主思潮的，因為民主的精義就在於確保個人的自由。儒家的「道」主要就是治國、治世之道，講的是以「國」為重，而「國」就是以國之代表「君」為重(這就是專制制度的影響與決定的，不是以民為重，更非以人為重，用「代表」一說就巧妙地轉換了概念)，「治」就是穩定高於一切，穩定的基礎就是「三綱五常」（不是平等）的安定團結。什麼以民為本，替百姓說話，也是希望聖上施行仁政，也是從屬於治國之道的，當然也反對昏君，甚至討伐暴君，但卻不反對「皇權」，甚至崇尚明君，反對霸道，主張王道。然而卻從不講個人自由與發展，也沒有民主平等的理念，思維方式多從道德層面出發，不大重視邏輯層面，沒完沒了地討論人生而性善或性惡，也從不探討一下人應否是生而平等，因為這些都屬於有礙「天理」的「人欲」，是當「滅」的對象。而「學」的理想便是做官，「學而優則仕」嘛！從道德的層面講，更是以「忠」、「孝」綱常為最高準則，不能「聞達於天下」時，亦要「獨善其身」。這是從小就代代相傳的，教育孩子就是「要聽話」，要「識時務」，學會「巧言令色」，要確立好自居的位置，「規規矩矩」處世為人。「士」的本身更是「為知已者死」的一副奴才像，當官就是皇上的奴才，歷史上的皇上，大多為霸道起家的流氓，得勢後為了維護其統治，也必然需要有文化的奴才。
僅管如此，知識份子的思考與觀察、良知與正義的理想追求往往又與皇權專制的現實發生矛盾，所以歷史上正直的知識份子又總受專制的迫害，另外在權力鬥爭中也會使知識份子因「忠」而夾在中間受難，這些「思想受難者」常常又曾是「施難者」，就是在大興迫害知識份子的文字獄的建立中，不少一部分大大小小的官家知識份子也是「名垂青史」的（這既不是競爭問題，也不只是「文人相輊」，而是陷害與殘殺，已從「奴才」發展到了「幫凶」！）更不用說從幕僚、師爺、秘書到寫作班子「梁效」一代代「文化奴才」替主子所作的層出不窮的「理論創新」了。毛澤東當年對知識份子有一個皮毛的比喻，是非常生動的。長期的傳統的專制主義統治與生存的艱辛，孕育出一代又一代忠孝的知識份子的依附性與奴性，「秀才迂見兵」使知識與正義蒙塵，最多也只能以獨善自慰，以至發展到愚忠、愚孝，這種德性又進一步助長了專制主義的發展。從這點來說，我對傳統儒學從來就沒有多少好感。
從歷史的真實上看，儒學不是以孔子一人為代表當時就確立了的，而是數千年來逐步發展形成的，其中最大的推動力是歷代的統治者，他們無一不是為了維護當時統治的需要，一層一層為孔子的封號加碼，一直到無以復加的地步，縱觀數千年改朝換代的歷史更迭，維護原有政權一方總是打著尊孔牌位，而企圖推翻原有政權的一方便總是高舉反孔大旗，到了新政權建成後需要鞏固其統治時，又祭起尊孔牌位就是，孔學總是不斷地反覆被改造、利用、充實，孔子是批了又樹，樹了又批，尊孔與批孔的文字何止千萬，反反覆覆，各取所需，因為立論不同解釋各異便都是「言之有理」，一直弄到了今天。如果去掉後來附加的為皇權專制服務而還孔子思想的本色，孔子是一個了不起的偉大的思想家，孔學中的「天人合一」（把天解釋為自然而不是皇權），人與自然和諧相處；人際關係中（避開「三綱五常」）相處的（加以現代意義的）「忠、孝、仁、義、禮、智、信、和……」；觀察事物的辯證觀點等等，正如現代許多提倡發揚儒學的人所講的那樣還是有積極的現實意義的，很值得研究與發揚，但這已不是傳統儒學而是孔學了。
這種以「忠」、「孝」為中心的「綱常」傳統數千年來根深蒂固，只有到了近代，在民族生死存亡的關頭，受西方文化的影響，從1919年的『五四運動』才出了現轉機，開始有了自由、民主的啟蒙，可是，這好景不長，從1 927年開始國內政黨爭權鬥爭日益加劇，以及後來日寇入侵，中斷了這個啟蒙，救亡與革命代替了啟蒙，啟蒙的帶頭人物一個個蒙難：「在梁啟超和陳獨秀之後，堪稱『民族的脊樑』的，有魯迅、胡適、殷海光，有儲安平、遇羅克、林昭。經過幾次浩大而殘酷的政治運動之後，魂飛魄散的知識份子們沉默了，古語說得好『識時務者為俊傑』。於是，梁啟超和陳獨秀的傳統斷裂了」(引余傑語)。1949年以後中國知識份子全部被納入體制以內，「獨立之思想與自由之精神」受到了嚴厲地批判，自由知識份子在中國徹底消失了，特別是這個體制被當作國家和人民最高利益的全部唯一代表以後，發展到其極至全面實行無產階級專政，上述的傳統在新的條件下變本加利地繼承了下來，「從國民黨到以後…，從蔣介石到『馬克思加秦始皇』，中國啟蒙的歷史發展的軌跡是一個悲劇性的下降的過程，也就是從『自由的多和少』到『自由的有和無』，從『民主無量、獨裁無膽』到『和尚打傘、無法無天』。」（引余傑語）。在歷次以迫害知識份子為中心的政治運動中，知識份子所表現出的那種善於自賤自辱的水平，真是達到了舉世無雙、令世界震驚！這可以郭沫若等先生為例。啟蒙的微弱影響也在1957年夏天最終地被剪滅盡淨，在無產階級全面專政的大旗下，在大跳『忠字舞』的步伐聲中，中國知識份子的上述『祖傳特色』在高呼「做馴服工具」聲中竟發展到史無前例的頂峰。就是在1957年受迫害的知識份子中不少人最多也只是感到當局不信守承諾、不講信義，搞了「陽謀」，誤了「士」的一片忠誠，對後來的僅以「改正」處之，也深表感激涕零，個別的雖也覺不公，但卻亦可接受，「母親打錯了兒子」也是可理解的，因為這並非爭民主自由之根本矛盾也。撥亂反正後更常聽到讚美中國知識份子這種雖受辱而無怨無悔的『崇高品格』，這種讚美實際上是對中國知識份子深刻的批判。在起碼的是非與正義面前，雖也有不少知識份子內心明白，但迫於生存也早已習慣於明哲保身而「噤若寒蟬」了，這樣誤了知識份子本身都是小事，但卻誤了中華民主啟蒙的大業。
專制孕育奴性，奴性又滋養著專制，就這樣在互相加強中惡性循環了數千年。在實現市場經濟的轉軌後，如果沒有緊跟的社會政治文明轉軌，上述的傳統中的權勢的奴性，自然地又極易轉化為權勢與金錢的奴性，發展到喪失社會正義並導致腐敗，使知識份子漸漸失去了代表社會良心的作用，這就是今天面臨的危險！
中國的知識份子何時才能超越上述祖傳，走上有經濟獨立與人格獨立的道路，重現「獨立之思想與自由之精神」，以完成中國自由與民主的重新啟蒙，使古老的中華告別數千年來的臣民社會，建設成真正的公民社會，實現中國真正的全面現代化，使古老的中華民族真正溶入世界先進民族之林啊！
僅管如此，知識份子的思考與觀察、良知與正義的理想追求往往又與皇權專制的現實發生矛盾，所以歷史上正直的知識份子又總受專制的迫害，另外在權力鬥爭中也會使知識份子因「忠」而夾在中間受難，這些「思想受難者」常常又曾是「施難者」，就是在大興迫害知識份子的文字獄的建立中，不少一部分大大小小的官家知識份子也是「名垂青史」的（這既不是競爭問題，也不只是「文人相輊」，而是陷害與殘殺，已從「奴才」發展到了「幫凶」！）更不用說從幕僚、師爺、秘書到寫作班子「梁效」一代代「文化奴才」替主子所作的層出不窮的「理論創新」了。毛澤東當年對知識份子有一個皮毛的比喻，是非常生動的。長期的傳統的專制主義統治與生存的艱辛，孕育出一代又一代忠孝的知識份子的依附性與奴性，「秀才迂見兵」使知識與正義蒙塵，最多也只能以獨善自慰，以至發展到愚忠、愚孝，這種德性又進一步助長了專制主義的發展。從這點來說，我對傳統儒學從來就沒有多少好感。
從歷史的真實上看，儒學不是以孔子一人為代表當時就確立了的，而是數千年來逐步發展形成的，其中最大的推動力是歷代的統治者，他們無一不是為了維護當時統治的需要，一層一層為孔子的封號加碼，一直到無以復加的地步，縱觀數千年改朝換代的歷史更迭，維護原有政權一方總是打著尊孔牌位，而企圖推翻原有政權的一方便總是高舉反孔大旗，到了新政權建成後需要鞏固其統治時，又祭起尊孔牌位就是，孔學總是不斷地反覆被改造、利用、充實，孔子是批了又樹，樹了又批，尊孔與批孔的文字何止千萬，反反覆覆，各取所需，因為立論不同解釋各異便都是「言之有理」，一直弄到了今天。如果去掉後來附加的為皇權專制服務而還孔子思想的本色，孔子是一個了不起的偉大的思想家，孔學中的「天人合一」（把天解釋為自然而不是皇權），人與自然和諧相處；人際關係中（避開「三綱五常」）相處的（加以現代意義的）「忠、孝、仁、義、禮、智、信、和……」；觀察事物的辯證觀點等等，正如現代許多提倡發揚儒學的人所講的那樣還是有積極的現實意義的，很值得研究與發揚，但這已不是傳統儒學而是孔學了。
這種以「忠」、「孝」為中心的「綱常」傳統數千年來根深蒂固，只有到了近代，在民族生死存亡的關頭，受西方文化的影響，從1919年的『五四運動』才出了現轉機，開始有了自由、民主的啟蒙，可是，這好景不長，從1 927年開始國內政黨爭權鬥爭日益加劇，以及後來日寇入侵，中斷了這個啟蒙，救亡與革命代替了啟蒙，啟蒙的帶頭人物一個個蒙難：「在梁啟超和陳獨秀之後，堪稱『民族的脊樑』的，有魯迅、胡適、殷海光，有儲安平、遇羅克、林昭。經過幾次浩大而殘酷的政治運動之後，魂飛魄散的知識份子們沉默了，古語說得好『識時務者為俊傑』。於是，梁啟超和陳獨秀的傳統斷裂了」(引余傑語)。1949年以後中國知識份子全部被納入體制以內，「獨立之思想與自由之精神」受到了嚴厲地批判，自由知識份子在中國徹底消失了，特別是這個體制被當作國家和人民最高利益的全部唯一代表以後，發展到其極至全面實行無產階級專政，上述的傳統在新的條件下變本加利地繼承了下來，「從國民黨到以後…，從蔣介石到『馬克思加秦始皇』，中國啟蒙的歷史發展的軌跡是一個悲劇性的下降的過程，也就是從『自由的多和少』到『自由的有和無』，從『民主無量、獨裁無膽』到『和尚打傘、無法無天』。」（引余傑語）。在歷次以迫害知識份子為中心的政治運動中，知識份子所表現出的那種善於自賤自辱的水平，真是達到了舉世無雙、令世界震驚！這可以郭沫若等先生為例。啟蒙的微弱影響也在1957年夏天最終地被剪滅盡淨，在無產階級全面專政的大旗下，在大跳『忠字舞』的步伐聲中，中國知識份子的上述『祖傳特色』在高呼「做馴服工具」聲中竟發展到史無前例的頂峰。就是在1957年受迫害的知識份子中不少人最多也只是感到當局不信守承諾、不講信義，搞了「陽謀」，誤了「士」的一片忠誠，對後來的僅以「改正」處之，也深表感激涕零，個別的雖也覺不公，但卻亦可接受，「母親打錯了兒子」也是可理解的，因為這並非爭民主自由之根本矛盾也。撥亂反正後更常聽到讚美中國知識份子這種雖受辱而無怨無悔的『崇高品格』，這種讚美實際上是對中國知識份子深刻的批判。在起碼的是非與正義面前，雖也有不少知識份子內心明白，但迫於生存也早已習慣於明哲保身而「噤若寒蟬」了，這樣誤了知識份子本身都是小事，但卻誤了中華民主啟蒙的大業。
專制孕育奴性，奴性又滋養著專制，就這樣在互相加強中惡性循環了數千年。在實現市場經濟的轉軌後，如果沒有緊跟的社會政治文明轉軌，上述的傳統中的權勢的奴性，自然地又極易轉化為權勢與金錢的奴性，發展到喪失社會正義並導致腐敗，使知識份子漸漸失去了代表社會良心的作用，這就是今天面臨的危險！
中國的知識份子何時才能超越上述祖傳，走上有經濟獨立與人格獨立的道路，重現「獨立之思想與自由之精神」，以完成中國自由與民主的重新啟蒙，使古老的中華告別數千年來的臣民社會，建設成真正的公民社會，實現中國真正的全面現代化，使古老的中華民族真正溶入世界先進民族之林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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