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種版本是原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王力的回憶。據他說：「在選舉常委時，鄧小平得了全票，主席本人將鄧小平排在第四位。江青雖然連中央委員都不是，但常委名單的排列次序卻是她定的。這在黨史上是罕見的。她說鄧小平犯了錯誤，為什麼還升了，過去第七位，現在第四位了。他的名次要在陳伯達的後面。她又說陳伯達太老實，壓不住鄧，陶鑄厲害，調上去。本來陶鑄的名次在第十一位，調到了第四位。」
對王力的這種說法，許多人(包括時任中央辦公廳主任的汪東興)認為，是瞎說，開玩笑，不足信，江青沒有也不可能有這樣大的影響力和決定力。況且江青對陶鑄也不會那樣有好感。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上，江青曾鼓動陶鑄揭發和批判鄧小平、劉少奇，遭拒絕，她正耿耿於懷，怎麼會為提高陶鑄的地位而用力呢？
第二種版本是陳伯達兩位秘書的回憶。他們說，在醞釀常委名單時，陳伯達位次「第四」。陳自覺自己不行，他特別害怕外事工作，便向毛澤東表示：「我書生氣十足，這個位置對我不合適。」毛澤東對他說：「你去掉書生氣不就行了嗎？」陳仍忐忑不安，他讓秘書給毛澤東寫信，要他們向毛澤東說明自己不適合這個位置。秘書感到很為難，這種事他們怎麼能做和敢做呢？他們又說，對這個問題，周恩來也表示了意見。周恩來跟毛澤東說，我如外出，誰來代替我？鄧小平已犯錯誤，不能代替，恐怕還是陶鑄好些。毛澤東同意了周恩來的意見，於是就把陶鑄從後面提到了陳伯達前面。
第三種版本是《周恩來年譜》和《苦撐危局－－－周恩來在1967》書中的說法。《周恩來年譜》載：8月6日(指1966年)，到毛澤東處開會，商量現有的和擬補選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委員、候補委員及中央書記處書記、候補書記名單。會後，根據會議商定擬出一份名單草案報毛澤東和林彪。毛澤東審定時調整了政治局常委的排列名單，把原列於第七位的陶鑄勾到列於周恩來之後，陳伯達之前的第四位。《苦撐危局》中說：八屆十一中全會前，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書記處由劉少奇、鄧小平主持。八屆十一中全會「炮打司令部」後，劉少奇、鄧小平雖然還是政治局常委，但實際上已經靠邊站了，黨和國家的重任就壓在了周恩來的身上。鑒於這樣一種局勢，在討論政治局常委的分工時，周恩來建議陶鑄來協助他處理黨和國家的日常事務。毛澤東採納了周恩來的建議，並在審閱政治局常委名單草案時，親自用紅筆把陶鑄的名字勾到周恩來名字之後、陳伯達名字之前。這種說法於實、於情、於理都比較可信和可靠。
第四種版本即陶鑄夫人曾志的回憶。她說，八屆十一中全會上，調整了政治局常委的名單。原來陶鑄排在比較後面，主席親自用紅筆把陶鑄勾到總理之後、陳伯達的前面，這就是所謂的「第四號人物」的來歷。對此，陶鑄說過：「我是新上來的，排太前不好，我認為應把我放到富春後面。我去見了主席，要求把陳伯達調到第四位來。我說陳伯達長期在你身邊工作，對主席思想領會比我快。主席說已經定了，不變了，伯達那裡我找他談談。」
把陶鑄提到第四位，是毛澤東和周恩來(可能還徵求了林彪的意見)根據需要和實際情況商定的，這恐怕是事實，也符合情理。
摘自《黨史博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