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次國殤集會由六四後成立的全德學聯舉辦，我的筆記中寫著：志同道合的人還不少，熟悉的面孔一晃就淹沒在人群中，道個好都來不及就別說敘舊了。大有「幹革命不是請客吃飯」的感覺。「你們在流血，我們在流淚……」同胞們的一曲白玫瑰讓我險些又當眾大哭。可哭有何用？嚴家其的發言獲得了熱烈的掌聲。
同年的十一月十八日則寫著：民陣西德分部今日成立。盡力為之。２３歲的大姑娘了，卻好像辛勤的小蜜蜂，歡樂的小鳥，遠航的小舟。
在我出國的第一個週日時我就試圖論證我的有神論世界觀。筆記中寫到：十二月十六日，去年這時不惜付出所有積蓄要趕到西德來與人共慶耶酥聖誕，今年想在聖誕節獨處，為的是靜靜地把我的世界觀訴諸筆端。
我的有神論是用德文寫成的。在我看來神造人就像人造房屋一樣。人死則像房屋倒塌，肉身（建築材料）毀，但靈魂（空間）不滅。一個個社會像一棵棵樹子一樣，長什麼樣，主要由組成它的因素決定，神起園丁作用。人性既善又惡，因為人是由肉身和靈魂構成的。肉身和其慾望讓人墮落，而靈魂則讓人嚮往「真善美」，以此來完善自我和社會，從而達到人生的最高境界……當時我的德文還不夠用，我四處請教才寫出一篇像樣的文章。那段時間我就這一個話題，以致一位民運中結識的中國人在信中告誡我說：「你的想法不一定要對別人-不理解你的人傾訴。這樣他們會認為你幼稚，而真正的悟者，是孤獨者，人生難得幾知己。」對此忠告我覺得莫名其妙，因為我從小就勤學好問，樂於找人交流，否則怎麼提高自己呢？ 血淋淋的六四讓有關靈魂的（用他的話說幼稚）問題佔據了我的腦海，所以我六月二十二號便決定改學哲學。這一學就學了七年。七年裡我用西方數位偉人的身世和著述驗證了我的有神論世界觀。他們中的海涅不僅非共產主義戰士，相反大寫六道輪迴並在去世前還專門公開表示他對上帝的堅信不疑。只有馬克思持無神論，這也注定了他只是個人品低下的理論家。畢業時我對海涅馬克思等瞭如指掌。其實馬克思著述中有價值的異化論，大陸學者未嘗沒有認識到，但在中共專政下，真正的學者都是被筆桿子甚至槍桿子圍剿的對象。
在我自由地用德文讀書聽課，寫論文作詩歌的七年裡，我的榜樣從惜春變成了悟空，但我寫信的習慣沒變。
一位大學時代的男同學來信表示「看到你這封信的第一頁，我就覺得你完全可以做我的老師了。要知道以前我可不這樣認為，看來是你出國這八個月突飛猛進的結果，環境對一個人影響是很大的。」他說得一點也不錯。因為我的自由，我的信往往能讓他「振奮幾天」，但他的不自由只能讓他說，「我真羨慕你，自己想幹什麼就幹什麼。」
那位過去一直走在我前面的交大才女也寫道：從信中我真是感到你的精神境界有很大的提高。在另一封信中她道：你的來信每次都讓我感到心靈上的震動，靈魂上的升華，生活在這樣的環境裡，無論如何我是超脫不起來，何況我在商界中，商人重利輕別離，我現在也是如此。
在與舊友互訴衷腸時，我也結交了新友。其中有位社科院畢業的民運人士。剛開始，他信中道：「同你談話，對我來講是一種心靈的純化是我自我的升華。」可惜好景不長，正在我對他大講我讀柏拉圖的感想時，他卻認為「人追求一種自由的性愛，而婚姻則是死的。哪個男人不希望同更多的女人做愛」。這種觀點讓我對他和我當時也投身的民運大失所望。我開始思考民主的意義。
我得出追求民主不是中國的當務之急。因為民主不能讓人遵守道德規範。西方社會跟神和讓人信神的宗教緊密相聯，無論其總統還是人民是否真正地信神，他們的行為夠不夠神徒的標準，但上帝，聖經和教堂就在他們的生活中。西方的民主法制是建立在訂立道德規範的宗教基礎上的。
而中國則不同。從鴉片戰爭起，尤其是五四後本土的信仰就受到了致命的打擊，這也是不講仁義道德的馬克思歪理得以在中國傳播的原因。在共產黨奪取政權後，老百姓更被剝奪了信仰權，全都得聽它的謊話，全受的是無神論教育。因此我把六四也看作是在五四這片野地上結出的惡果。就是說，中國壓根兒就沒有建立民主法制的道德基礎。
儘管如此短短的民運生涯讓我瞭解了不少中共輿論的卑鄙和危害。在我後來用德語寫一篇論述語言暴力的論文時，就曾以中共的黨八股為例。中共奪取政權後，偷換和新造了一系列專有名詞。比如四九年被說成「解放」。「愛國」變成了「愛中共」諸如此類。
在我深入西方文化的時候，同胞的來信越來越少。我曾給一位海外華人發去如下傳真：聽聞您對八卦風水很有研究，我希望與您交流。我在西方的精神世界遊歷夠了，本想回國，但不能放棄自由，只好借讀古書慰藉鄉思，但苦於沒人交流。認識的大陸同胞都是中共無神論的受害者，不信神也不信鬼，所以我找上門來，請原諒我的開門見山。
在各種各樣的信友中有位從未某面的臺灣人對我重新定義中國和中國文化起了不小的幫助。記得六四後不久我就收到他的來信。通信中我們一致認為：生活在共產制度下的人民都已覺悟到共產主義是一條走不通的道路。我們還互寄雜誌。我給他寄「萊茵通信」，他給我寄「光華」，讓我得以瞭解臺灣。他寫道：信及小詩「心聲」均收到。我同意妳的觀點和看法，尤能體會妳小詩的意境。希望妳能及早完成學業，返國任教。教育英才不僅是人生一大樂事，更重要的是能借教育將民主法制觀念灌輸在新生代中，則中國民主化才可期其有成。衷心期望能施展妳的抱負，完成妳的理想。
我雖沒有如此具體的抱負和理想，但我確實曾兩次試圖回國任教。即使有中國同胞勸我要拿德國護照以求自由和保護，亦有德國朋友讓我小心中共，可我還是在９６年的一天，手持中國護照第一次回國。當時我腦袋裡只裝著外婆和北大，六四屠城，我的反共活動和中共的殘暴都被我拋在了腦後。難怪我會給人留下天真的印象，想來是本性使然。
那次我在國內呆了一個月，我沒受到中共爪牙的騷擾，但我還是寸步難行。當時我們家的一個轉折親從特區回鄉探親，被人謀財害了命，連身上的時裝都被剝得一乾二淨。所以家人對我嚴加看護。我也失去了展示巴黎時裝的興致，而改穿我媽的舊衣服。再加嚴重的環境污染和堵塞的交通狀況，我也寧可閉門不出。無疑這是中共的政績。
最後在一北大教授的幫助下，去北大呆到離境。住在北大招待所剛修好的新樓裡，硬體不錯，要價不低，但軟體極差。我除了覺得北京的環境污染更嚴重和生活條件更糟糕外，還聽說我的領導將是我在德國領教過的一位教授。他的學術報告，別的不說，就一句「愛海涅的人會愛中國」就足以令到會者瞠目結舌。除此之外在整個研討會上都不見這位教授的身影。就是說，這位有名無實的教授還不樂於向同行取經。這次灰溜溜的海龜行令我決定以作家之名賴在德國，繼續用德文描述唐詩和古書傳給我的中國文化。發表了詩集「金蓮」和「悟空」後，我又好了傷疤忘了疼，忘了中共專政下故國的現實。 所以，２００１年我來到梁啟超故鄉的大學。環境污染觸目驚心，嶺南風光早已不再。當時我只知道法輪功為中共所禁止，但既不知何為法輪功，也不瞭解中共的手段。在校領導請我共進晚餐時，我還問起法輪功。他的回答冠冕堂皇，似乎不容置疑。但在我打聽到一對信仰法輪功的老夫婦後，一切都變了。
我又不得不重回德國，但我終於解開了折磨我的中國心結。法輪功讓我看到了民主在中國的道德基礎，看到了中國文化在世界的弘揚。
我這個自由的孩子從此找到了夢寐以求的天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