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皆知，印度彼大國比中國此大國還落後，兩國都是發展中國家中人口眾多的農業窮國。中國20年前借改革開放之光，經濟迅速起飛，諸方面取得長足進步，而印度這些年以來，與中國相比，似乎起色不大，貧窮落後的帽子至少在中國人印象裡還不能摘掉。特別是西方頻頻對中國傳遞的「21世紀是中國的世紀」、「中國威脅論」一類褒貶混雜的信息，無形中甚至讓中國人免不了飄浮某種感覺良好的自大症。
中國在20餘年順飛而有點得意的情形下，萬不能忽視了旁邊印度藉助高科技人才優勢的迅速起飛。中國一直期望摸索出跨越式前進的方式，至今追求不已，印度現時在全球經濟社會重新架構的過程中，已然擺出一副起步飛千里的高姿態。
印度在新經濟浪潮下，有著不少勝於中國的優勢；印度中層以上人士的英語能力遠遠超過中國，印度大學教育的入學比例強過中國許多，印度科技人員的數量在蘇聯解體後位列世界第二，印度的數字天才比之中國更大面積的層出不窮，印度已出現了全球第三富的「印度蓋茨」，在美國矽谷問世的2000家新公司中有800多家是印度人創辦的，在美的已發達的印度高科技商人日益影響美國的對印政策，印度南部的軟體開發中心每天為美國等發達國家提供份額頗大的各方面服務……
有報導說，蓋茨亦曾就中印之間存在的IT業界（信息產業）極不平衡的狀況寄語李澤楷（註：李澤楷李嘉誠之子，在香港開設TOM-COM網站，搞網際網路應用），「印度有30萬人從事電腦軟體出口，但中國少於1萬人。香港可以充當橋樑的角色。」中國已決意急起直追高科技和新經濟，政府對中關村投入了極大的許諾和期望，其振飛的翅膀屆時能張多大、能飛多高達不得而知。不過，可想和可知的應該是，同屬亞洲的相鄰的中國與印度兩個大國，在新世紀的新經濟下，到時候難免不會出現一比、一逐、一拼的局面。
多些危機意識，絕對應該。但是眼下，我在中國的媒體上尚完全看不出這一點。中國媒體歷來對印度不甚感興趣，現時即使偶爾有報導印度方面的內容，也僅是篇幅不大的介紹一下印度的蓋茨和個別以知識為資本的「知本家」而已。更可嘆的是，中國一份大報，在3月27日的一篇評述中，還以「印度奶牛現象」作比，大談人才的流失。殊不知，印度從各個理工學院和工藝技術學院赴美的眾多畢業生，已在源源不斷地回國創業發財且興國富民。由此足見，中國一些人對印度的認識，落後到了何種的程度。
今年1月，素以危機感極強著稱的日本，推出了一份探討日本新世紀定位和發展方向的報告－－《日本21世紀的新目標》，報告指出：日本面對嚴峻形勢，需進行一場可以與明治維新和戰敗後美軍佔領下的民主改革相比的變革，其最引起注意和爭議的政策建議是，應規定英語為第二官方語言，否則日本人不可能很好地掌握數字技術和網路技術。另外還要給國外人才在日本立足的機會。
在新經濟面前慢了半拍但整體素質仍比中國先進很多的日本亦在深刻自省，特別強調學英語的重要性，而英語水平同樣普遍相當差的中國，又該怎樣在與印度的競爭中，提升遠不如印度的整體英語水平這一有如瓶頸制約的問題，更是值得深入自省的。
在新經濟的波濤中，美國已是遙遙領先，而亞洲國家於信息技術領域的衝浪中，中國與印度這兩個大國，今後到底誰會領先，相信很快會引起人們強烈的關注。面對於此，中國不妨多些緊迫感和危機感，經常大問一下：印度會否超過中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