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玉龍是川東某貧困縣一位鄉黨委書記，提起這樣的會議，語氣就有點變了：「每年都要開，指定要『一把手』參加，不敢不去。」
朱玉龍瞭解到，會議取消的原因，是中央發了文件，嚴禁黨政部門再強行向基層攤派報刊雜誌，中央出臺了《關於進一步治理黨政部門報刊散濫和利用職權發行，減輕基層和農民負擔的通知》。配合這個被簡稱為「19號文」文件執行的，還有在7月下旬制定的《實施細則》。為此，他竟高興得一連說了兩個「謝天謝地」。
朱玉龍所在的那個小小鄉政府，每年上面「壓任務」和強行攤派的訂報費，最高時竟多達十五六萬元。沈重的經濟負擔，壓得他喘不過氣來。
朱玉龍賬上有這樣的數字：以「紅頭文件」直接下達，各級地方報紙最多，費用大概七八萬，佔總報款的一半左右。而以各種形式攤派的行業類報刊雜誌，多達20多種。
「每年9－10月份，各個部門要求訂報的人都來了，態度好點的，讓支持工作；態度不好的，就說『走著瞧』。」朱玉龍說，那種把訂報與評先進結合起來的還是小事，先進得不得就算了，但以後工作中跟這些部門打交道，對方不協作配合，麻煩就大了。
「另外，這些部門在政府機關裡影響力大，你得罪了他，到時這個部門去告你一狀，那個部門也奏你一本，真是吃不了兜著走。不就千兒八百元的事嗎？何必因小失大。訂，都訂！」
就這樣，鄉政府又為此埋上七八萬元的單。該鄉1.8萬多人，幾乎人頭攤報費近十元。
朱玉龍無奈地表示，經費來源簡直讓鄉政府傷透了腦筋，把所有辦公費3萬元都用上，尚差很大一截。
報刊濫攤派成負擔，已經是人所眾知的事，在全國各地都很普遍。
某市貿易局一位辦公室主任告訴記者，該局辦公室花了一兩千元訂的10多種報刊雜誌，很多收到後「翻都沒翻過」，直接扔到了牆角，年終時統一賣廢紙，居然賣了30多元錢，「辦公室拿來買了兩斤茶葉」。
據新華社報導，在某省，目前進入農村的報刊達106種之多，全省村級組織平均報刊訂閱費為2729元，其中最高的行政村達12515元，群眾反映強烈。
權力介入發行 非斷腕不可 中央和基層反對報刊攤派，呼聲由來已久，但令行禁不止。
「根源就是權力在裡面。」中國報業協會行業報委員會會長呂華麟一針見血地指出，「中國新聞媒體實行部門主管制，一旦與部門的行政權力相結合，這種攤派難以避免。」
事實上，這些部門辦的報紙，一開始就帶有很強烈的行政化色彩。
先是由部門給國家新聞出版總署寫報告，申請刊號，然後在中央編製委員會挂事業單位的號，國家財政給予一定差額補貼。報社人員級別和管理，也完全參照機關公務員標準。報社開辦以後，往往由部門發文，要求在本系統征訂。
中國人民大學傳播媒介管理研究所所長宋建武指出，雖然我國已經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但媒體市場卻還有大量的計畫經濟因素，很多資源由行政力量來配置，因此，我國的報刊業現狀是與市場經濟相背的。
傳播媒介管理研究所曾受新聞出版總署委託，對全國行業報和縣級報進行過調查，宋建武向記者提供了一組調查數據：我國媒體的發行市場規模在160億到200億之間，僅國家統計的公款征訂部分資金約60億－100億，佔30％左右；2137家報紙中，約有1250種報紙以公費訂閱為主，佔一半以上。
從1999年至今，是中國報刊業發展的新階段，「治理整頓」成為主線。
1998年國務院進行機構改革，撤並了化工、冶金、機械等10個部委，其間涉及16家全國性的行業報的歸屬問題。當時中央兩辦下發30號文件，主要內容是提出撤銷部門的報紙，要劃轉到黨報或報業集團。
經過那次治理，報業結構有了相當程度改善，但主要是解決了16家被撤銷部委的報紙，其他150多家行業報並無多大改變；加之地方一些劃轉的報刊，順風搭車的情況仍屢見不鮮。
改革的前兆和落地 8月7日，中國報協行業報委員會在北京召開「貫徹兩辦19號文件精神」的大會。
委員會當時給中央73家會員單位發函，預計能來60多人，沒想到，最後有102人參加，在家的社長基本上都參加了，有的副職也一塊來。
「實際上，北京有150多家全國性行業報，這次在治理範圍內的56家，屬於我們會員的有29家，但大家參與積極性很高，說明大家都很關注這次改革，關心自己的未來發展和命運。」
其實，關於這次治理整頓，對不少新聞業界人員來說，都非不期而至。
某行業報老總說：「早在黨的十六大報告中，第一次提出『文化產業』這個概念，我就預感到，在報刊體制改革方面，中央會有一個大的調整。」
而在十六大之前，類似的表述是「文化事業」。宋建武教授分析說，從「事業」到「產業」，儘管只是一字之差，但內涵卻相去甚遠，過去計畫經濟體制下的不適合發展的做法，就要被扭轉和改變。
十六大後，新的黨中央領導班子提出了「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工作要求，分管宣傳的政治局常委李長春也多次在視察新聞單位時，提出新聞工作要「三貼近」。
2003年3月10日，中宣部和新聞出版總署聯合下發中辦第七號文，在各省（市、區）黨委宣傳部、新聞出版局和中央各部門報刊管理機構，開展「制止報刊攤派問題專題調研工作」。
記者從拿到的調研題目單上看到，一共列出了15個調研題目，每個題目都有很強的針對性，譬如第2題就問道：「基層幹部群眾反映強烈、利用行政權力攤派發行的報刊主要集中在哪些部門、行業？哪些地區問題最為突出，有哪些具體手段？」
第3題則更為尖銳：「為什麼報刊攤派發行屢禁不止？為什麼幾次治理都難以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如何建立和完善對違紀發行報刊的監督機制？」
一位參與過調研的某市宣傳部副部長說，看完這些「非常細化」的題目，當時就有個感覺，「中央要動真格的了」。
就在問卷調研進行的同時，新聞出版總署副署長柳斌傑一行專赴上海調研，在接受新聞媒體採訪時透露，新聞出版總署要對報刊結構進行重大調整，並準備推出報刊淘汰機制，使得報刊有「生」有「死」。
這樣的信號在6月中旬變得更為強烈：新聞出版總署、中宣部和國家郵政局一紙令下，暫停除科技類外所有報刊的征訂活動。
在做好了這麼多鋪墊後，中辦、國辦的19號文件正式下發，旗幟鮮明地提出「進一步治理黨政部門報刊散濫和利用職權發行」的問題。更令新聞界震動的實施細則於7月16日制定出臺。
確實，這次治理的「動作」，甚至比事先一些媒體進行的「最大膽猜測」還要大得多，「確實前所未有」。
實施細則分為三大塊：一是予以保留的，中央保留《人民日報》和《求是》雜誌等報刊，省級黨委保留一報一刊，市級則只留下一張黨委機關報，以後只有這5家，可以用公費訂閱，但總量也要控制；二是要進行管辦分離的，則主要針對56家屬國家部委主管主辦的全國性行業報以及一些期刊；三是要關停並轉的，規定凡省級及以下行業協會、學會、研究會等主辦的報刊一律停辦，300多家縣級報紙，除部分經營狀況達標的外，也全部停辦，其他不在關停範圍內的部門報刊則予以劃轉。
「很明顯，從這次改革的內容看，主要是將行政權力對報刊的介入作為重點治理對象，減少行政力量介入因素。過去也講過，但沒有這次明確。」宋建武分析說，而且，這次治理整頓給的出路也很明確：報刊要走市場化道路。
改革後的報刊業圖景 那麼，經過這樣一次改革，報刊業前景如何？ 國家新聞出版總署透露，目前的進展狀況是各省（市、區）新聞主管機構已到北京開完貫徹19號文件的會議，各省已經按照細則要求和各自實際情況，全面進行清理，形成方案，大部分省的方案報告，已在8月20日前匯總到了新聞出版總署。而出版總署會在9月底研究後作出答覆，屆時，就可知道這些報刊的命運去向。
對中央部委的行業報來說，絕大多數具備主辦條件，所以，基本上不存在關停的問題，主要是要實行「管辦分離」，為進入市場奠下基礎。
真正生死攸關的，是省級行業協會等辦的報刊，以及縣一級報紙。
據推測，這樣的報紙每個省大概在30家左右，大概會有近千家報刊面臨「生死抉擇」。
而這近千家報紙中，尤其是其中300多家縣市級報紙中，牽涉到的新聞從業人員（包括髮行廣告人員）將流向何處和如何重組，仍是他們當前考慮的問題。
聽說要取消不合要求的縣級報紙，山東某地區報記者劉玉崗脫口而出：「不可能！」
他說：「以前也要取消過，結果越取消越多。前幾年區縣有報紙的還少，現在許多地方都有了。它們本來就沒有刊號，你如何取締？人家雖然沒有刊號，但有編輯部，有經營，有的甚至有財政撥款。報紙上也有新聞，也有廣告。你不允許征訂，那好了，人家不征訂，單位裡強制人手一份，不收訂閱費，收『送報費』。取消行業類報刊中央說了算，取消這種縣級報紙，誰說了算？」
那麼，對全國309家有刊號的縣級報紙來說，涉及大量人員和國有資產，是該全部關停，還是部分予以保留呢？ 按照《實施細則》規定，縣級報紙在人口50萬，當地GDP達100億元，年廣告收入400萬以上的情況下，經過嚴格評估論證，可以兼併入省市黨報後予以保留。而曾經幫新聞出版總署做過市場准入調查研究的宋建武說，縣級報紙一年應有1000萬至2000萬的營業收入，才能運行良好，而以這個標準來衡量，309家中符合條件的只有30多家。（孫亞菲 劉鑒強） 一家縣級報的現實 國家新聞出版總署7月下旬向全國下達的《治理報刊攤派實施細則》中，明確規定市級部門和縣區的報紙一律停辦；各省在8月20日前要定出方案，這將決定全國309家縣級報的何去何從。
縣報記者宋國英最近很「鬧心」，按他自己的說法是－－「心裏像貓爪子在撓」。
下鄉鎮採訪的時候，腥訟勰降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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