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姑十七歲嫁人，夫君是個國軍軍人，新婚後即隨軍上了抗日戰場，不久即殉國。大姑誓言不再嫁，從此孑然一身。
1952年，大伯在天津開了家工廠，全家就都從河南老家投奔他。孤寡的大姑成了這個大家庭的當然的管家。
1966年，文革來了。大伯因為有個日本籍的妻子，而免於被整，而他的管家我的大姑卻因為有個已死了多年的國民黨軍人的老公，而被街道上的造反派揪了出來。
大伯憤怒地對造反派說：「她男人是死在抗日戰場的。她是抗日遺屬。你們不能鬥她。」
造反派說：「什麼抗日？國民黨抗日嗎？國民黨是消極抵抗，積極反共。」大伯曾在緬甸的中國遠征軍廖耀湘部隊和日本人做戰三年，腿上還留有三八槍的槍傷，他一直以自己的抗日曆史為榮，聽了造反派的謬論，氣得臉紅心跳。
大姑還是被帶走了。
當晚吃晚飯時，我們聽到胡同口傳來鑼鼓之聲。又是斗什麼人了？堂哥打開窗子，向胡同口望去，一排掛著白色牌子的人被身穿草綠色衣服的造反派押解著向胡同裡走來。堂哥說，看看去。我們走下樓去，被押解的人迎著我們走來。牛鬼蛇神們的腦袋都被推成了陰陽頭，一塊青，一塊白的，讓人一時看不出男女。我們好奇地分辨著，哪是男，哪是女。並從牌子上歪歪扭扭的字上判斷他們的罪名。我希奇地看著牌子的上的字，雖然拿時我還沒上小學，但是已經學著認了不少的字，那些牛鬼蛇神的牌子上的字基本都能認識了。一個「地主婆」的牌子吸引了我。但是旁邊的字我不認得，堂哥告訴我那是「偽軍老婆」，我們盯著那個陰陽腦袋的地主婆、偽軍老婆議論著，我向那個陰陽頭的滑稽的頭頂吐了幾口唾沫。
忽然，那個陰陽頭抬起來，看了我一眼，那冷酷的眼神同我的目光交匯的剎那，我呆住了，堂哥也呆住了，他一把抓住我，扭頭擠出人群，把我向家裡拖去。我們誰都沒說話，但我們都分明看見了那個陰陽頭，是我的大姑。
我如同闖禍般地，戰戰兢兢走進家門，大伯站在窗前，回頭看看我們。堂哥走到他跟前，低聲說了幾句，他沒出聲。走到我面前，拍拍我的頭說，你太小，我不知道你將來會怎麼樣。
幾天後，大姑回來了，她的臉色陰鬱的，顯得陰森。不和我說話。她手裡多了一把掃帚，每天聽到哨聲到胡同口去掃街。
週日的時候，爸爸來大爺家，我告訴他大姑的事，他說去看看，我帶他到大姑常掃街的地方，我們看到那個背影。我們走過去，大姑抬頭看見我們，匆忙向另一個方向走去，造反派對她高聲大叫。我們遠遠地看著那個造反派訓斥著大姑，而大姑弓身站在那一聲不吭。爸爸忽然醒悟什麼，抓起我的骼膊，匆匆地離開那裡。
日子一天天過去，大姑還是天天去掃街，我也偶爾在胡同口能見到她，但是，她從不正眼看我們，我們也從不和她講話。一天，大姑被人抬著回來，她被一輛三輪車撞倒了。醫院看了，說沒什麼，就被送了回來。可大姑說，她那腿不能碰，一碰就疼。造反派要她去掃街，她說腿疼。從此，大姑就癱瘓在床上，再沒下床。
堂哥堂姐輪流地去照顧她。我已經不住大伯家，回到自己家，偶爾也過來看看大姑，但是她從來不許我進那個屬於她一個人的小屋。
1973年的一天晚上，我睡得正香，忽然被一陣砸門聲驚醒，近來的是堂哥，一身的白色，見了爸爸就下跪，爸爸媽媽大吃一驚，堂哥平靜地說：「大姑過世了，我爸說，大姑生前最喜歡我，所以讓我充當孝子給他抱盆打幡。」
我們全家匆匆趕去。我們到那時，大姑已經被蒙上白布。爸爸一下子扑到大姑的身上，大哭起來，大姐，你這輩子好慘啊！
媽媽在一邊低聲啜泣，我木呆呆地站在一邊，媽媽揪我一把：哭啊。
我知道大姑不喜歡我，我也不喜歡她，我實在哭不出。還是呆呆地看。大伯說，孩子不懂事，算了。
好像第二天，大姑就火化了。直到看著她被推走，直到從遠處看見那個大煙囪冒出淡淡的煙，我也最終沒有哭出聲。
直到我成年，直到我學習了中國歷史，直到我懂得了文革是怎麼回事，直到我遭遇到諸多人生的磨難，我才理解大姑的人生的悲劇，才唏噓這個女人的一生是多麼的淒涼，她居然沒有一點的人生歡樂。
成年了，距大姑生存的時光已遠去了，我忽然又覺得大姑親切了，常常想起她，常常為她的人生而慨嘆，而淒然。
我時常同親戚回憶起大姑當年的腿病，我們認為，她的腿病決不至於無法下床，決不至於癱瘓在床，她的腿並沒有骨折的記錄，即使是傷到了神經系統，通過康復治療也是輕而易舉就可以得到恢復的。2001年，我因意外腳踝骨折，臥床三月，拆石膏後，腳踝肌肉強直，踝關節僵死，為此，我作了一個月的康復訓練，終於恢復如前。可以說我的骨折傷痛已經超過大姑，但是，我可以恢復，為什麼沒有骨折的大姑反會癱瘓？我覺得只能這樣解釋：她的心傷遠超過她的腿傷，她是以放棄正常人生活的樂趣來逃避她生存的環境。
在生存的壓力和生命的尊嚴面前，她選擇了放棄生活，保持尊嚴。事實上她也是他們姐妹六人中最短命的人，她只在人間生活了50幾年。1999年，應大姑夫家的要求，堂哥帶上大姑的骨灰盒，前往河南洛陽，將大姑同她那個已經為國捐軀半個多世紀的夫君合葬。
(原載《北京之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