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澤民執意要鎮壓法輪功有多種原因，而這個「美國因素」在西方尚沒有得到足夠重視，倒是另外兩種理論佔了上風。一種是「人多」的理論，即法輪功學員人數超過了共產黨員的人數，從而被江澤民視為威脅。另一種是「歷史」理論，即中國歷史上宗教性團體曾嚴重威脅過皇家王朝的統治，所以中共對大的宗教團體存有戒心。
但是從中共內部文件看，江澤民給政治局講的「歷史」，卻只是近在眼前的「美國威脅，」並因此而懷疑美國支持法輪功來威脅其政權。
1999年4月25日，江澤民坐在挂了黑色窗簾的轎車裡到中南海外偷偷巡視，親自觀察了那些和平請願的法輪功學員(見時代週刊的有關報導)。當天夜裡，江澤民坐立不安，連夜給中共中央政治局寫了一封信，警告說，「這些問題都需要認真加以研究。此事發生後，西方媒體立即作了報導並加以煽動性渲染。究竟同海外、同西方有無聯繫，幕後有無「高手」在策劃指揮？」
江澤民為什麼會神經兮兮地懷疑「西方」勢力(明說的話就是指美國)呢？我們稍稍回顧一下歷史就不難理解。江澤民是在1989年6．4天安門屠殺之後被指定為中共總書記的。在那場流血鎮壓之後，中美關係急速大滑坡，江澤民上臺以後也一直把美國視為其來自國外的頭號威脅。1999年是天安門屠殺10週年，海內外人民都盼望能為6．4平反，江澤民則非常緊張。那年三月，美國為首的北約維和部隊開始對南斯拉夫這個前共產黨國家採取軍事干預，制止並懲罰原南斯拉夫共產黨獨裁者米羅索維奇屠殺無辜和踐踏人權的行為(米氏後來被國際法庭以種族清洗等戰爭罪名起訴)，這使得江澤民更感到害怕。中共在當時已經成了世界上幾個殘存的共產黨政權中的龍頭老大，也成了民主自由世界的天然頭號敵人。在這樣一個世界環境中，江澤民總是不放心，懷疑美國要支持中國國內的民眾團體來把中共趕下臺。本來4月25日的法輪功學員集體上訪，在朱鎔基總理親自過問下和平解決，政府也答應了法輪功學員的合理要求(即：釋放在天津被無理逮捕的學員，允許公開出版<<轉法輪>>，不要公安騷擾學員的修煉活動)，但是江澤民卻禁不住要提出他那關於「西方勢力」及「背後高手」的臆想。
無獨有偶，「美國因素」在5月8日又給了江澤民一大刺激：美國導彈把中共駐南斯拉夫的大使館給炸了。這只能更加強了江澤民對美國要趕他下臺的懷疑，他立刻在中國搞了新一輪的反美浪潮，作為他對美國的反擊：美國駐北京的大使館被北京的大學生包圍並遭石塊、雞蛋、啤酒瓶的襲擊，在成都的美國領事館更是被憤怒的青年人放火燒了(後來中美談判，中共答應為此賠償美國數百萬美元，自認理虧)。策劃對法輪功的鎮壓，是江澤民當時反擊「美國威脅」的另一步驟。
6月7日，江澤民在中共政治局做了長篇講話，開頭就講了他認為的兩件國內外大事。從外部的大事，即北約軍事干預南斯拉夫，江澤民看到了來自西方自由社會對共產主義殘餘的威脅。他警告他的同志們，「我們必須抓緊對本世紀末至下世紀初國際局勢的走向和新的特點，進行深入思考和全面分析。對以美國為首的西方敵對勢力『西化』、『分化』我國的戰略圖謀，必須保持清醒認識和高度警惕，同時必須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大力增強各級黨組織和廣大黨員的凝聚力、戰鬥力。」
接著，江澤民把法輪功指為國內對他的最大威脅，並再次鼓吹其「國際勢力」在背後支持的臆想。江澤民說，「顯然，一個李洪志，不可能有這麼大的能耐。『法輪功』問題有很深的政治社會背景乃至複雜的國際背景。這是１９８９年那場政治風波以來最嚴重的一次事件。我們必須認真對待，深入研究，採取有力對策，中央已同意李嵐清同志負責，將成立一個專門處理『法輪功』問題領導小組。李嵐清同志任組長，丁關根、羅干同志任副組長，有關部門負責同志為成員，統一研究解決「法輪功」問題的具體步驟、方法和措施。中央和國家機關各部委、各省、自治區、直轄市要密切配合。」 (這就是610辦公室的來歷：江澤民命令成立了一個獨立於黨政機關之外的類似於當年「文革小組」的處理「法輪功」問題領導小組。江澤民講話在6月7日，這個組織成立於6月10日，為掩人耳目，稱610辦公室。這個610辦公室後來自上至下，遍及全國，成了江澤民迫害法輪功的打手、工具。)
很明顯，江澤民在1999年7月20日正式在全國發起鎮壓法輪功之前，他把法輪功當作美國顛覆中共政權的一個組成部分。他在這樣一個前提下，根除法輪功，也就成了他意想中的對美國的一個回應和打擊。
四年多過去了，沒有任何跡象說明法輪功被外國政府操縱驅使，相反，江澤民在1999年時的臆想，今天看來極其荒謬。但是不管事實如何，在1999年江澤民起意並下令鎮壓法輪功的那段歷史中，「美國因素」的確起了一個相當大的作用。(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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