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有些論者,對胡溫「新政」是抱著保留態度的。據報導,七、八月間由高層召開、有一百多人參加、為期一個月的關於政治體制的理論研討會,「廣開言路」,提出任何觀點都不得扣政治帽子,其開放程度,仿如 1979年的理論工作務虛會。這似乎顯示了「新政」的一個特點。但會議規定,討論中爭議、分歧的內容,既不准以任何形式披露於報刊,又不准帶到部門、地方搞傳達、爭論(除非事先得到中央書記處批准)
如果這些是事實,正在訴求民主的廣大群眾,就會感到失望,不可理解,不能接受。人們是祈望胡溫在開創「新政」的路上邁開大步的。現在事與願違,或不滿足,有兩種估計:一是胡溫受制於江澤民和江系人馬;一是胡溫他們自己的思想政治侷限性;兩者都會迫著他們只能像小腳女人走路,甚至原地踏步。胡溫的思想侷限性是可以想像的。他們在共產黨體制、組織、意識形態的污水池中浸淫了幾十年,難道可以一個小時就能神奇地一飛衝天,出污泥而不染?
就以胡的「新三民主義」而論,人們也許會由此感受到,胡的內心和老百姓之間雖然不一定是零距離,至少距離不大。是的,比起江澤民,胡表現得有「澤民。的傾向,但新「三民」,缺了最重要的一環。「權為民所用」不錯,但權是哪裡來的?毛澤東曾經提出過和回答了這個問題,他說權是人民給的。但這是謊話。從毛澤東開始,共產黨領袖一代傳一代玩假民主的把戲。從國家主席到各省省長,哪一個是真正民選的?既非民選,怎能說權為民所授?事實是,權是個人或集團(包括政黨)所奪取或壟斷的。從秦始皇到毛澤東、到鄧小平、到江澤民,每一代都是這個模式,或者說,都是一黨專權,領袖專權,或曰現代帝制。毛、鄧、江沒有說過一句「權為我所
用」,而且經常唸唸有詞地自誦「為人民服務」,「代表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但他們從來都站在人民的頭上,都獨攬國家最高權力,都犯了害人、整人、殘民以逞的罪行。毛澤東比秦始皇更秦始皇。鄧、江的手也沾著人民的血、淚。他們都是中國封建史上罕有的暴君!他們的一般手下、親信,許許多多黨委書記,既是大皇帝腳下的臣子,又是和大皇帝一樣置人民於腳下的中皇帝、小皇帝。這個皇朝的專制主義凶殘性,比過去歷代皇朝的專制主義有過之而無不及。只要算算五十多年來被斗死、整死、害死、屈死、殺死的總人數,就可知這是歷史的衰實、真實的歷史。
專制主義是一種制度,也是一種意識形態。兩者是並存的。在這種制度下當大官也好,當芝就官也好,都很容易打上專制主義意識形態的烙印。眼前一例,香港7.l大遊行之後,就有一些人恣意污蔑、攻訐、嘲諷、貶損、侮辱參加遊行的市民和民主派人士及民主運動。港共傳媒還組織了藉劉慧卿、淙謹申赴臺參加一個學術性研討會而對劉淙、對民主派進行狂烈的進攻。這是非理性的、非科學的、無實證的、無理據的曰誅筆伐。《中國日報》(香港版)一篇「檄文」。還竟預定人罪,說:將來她(指劉慧卿)極有可能發動有關香港獨立的全民投票,觸犯分裂國家罪。這是什麼話?共產黨喉舌何故口出狂言?一言蔽之,這是皇帝心態的表現。香港中聯辦一位副主任說香港已從「動感之都」變成「動亂之部」。何來動亂?1965年港共和一些京官聯手搞香港暴動,人們記憶猶新,最近由葉劉淑儀主持的23條立法大行動,以及對民主人士、民主運動的大舉進攻,其實質就是動亂,或可說是另類動亂。亂有亂源。這次風波,風源就是《中國日報》(香港版)和其他喉舌搞的文革式「革命大批判。。我們相信,這些危害「一國兩制」的民主殺手,是共產黨內最愚蠢、最無知、水平最低、皇帝心態最頑固、權欲利慾最強烈的一夥。我們還相信,朝上也許有人對土共的所作所為不以為然,正如 1965年周恩來不滿港共搞的暴亂一樣。
不過,只要帝制不改,只要當權者的帝王心態還在──也即是說如果香港沒有民主化、中國沒有民主化──香港的天、中國的天,是不會萬里無雲的,因此,我們給胡錦濤的「三民」補上最重要的一民:「璽為民所授」。
「璽」是借用的,是國家領導人職務之意。「璽為民所授」,即「權為民所授」,亦即「官為民所選」,亦即國家領導人由直選產生。這應該是「新三民主義。在實踐中取得全國人民額手稱慶的成果的前提,不建立普選制度,就是意味著帝制猶在,意味著帝王心態嚴重的龐大官僚群,不可能做到「權為民所用」、「利為民所謀」,換言之,「新三民主義」等於空話、廢話。
目前胡錦濤確有突破江澤民政治思想包圍圈的傾向,但這是不夠的,人們還希望他在政治改革的道路上邁開大步,在一段時間內,為實現「四民主義」創造條件,從而創造中國的奇蹟!
這是不是夢?(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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