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觀點自然無可非議。但在總結為什麼「我寫了20多年雜文，不僅從來沒有人對號入座，沒有人找麻煩，而且還因為自己具有『寫作能力』，幾次得到提拔重用」時，他介紹的一條經驗是：「從報刊中來，到報刊中去。即便本地存在的問題，也從報刊上去找由頭落筆。而且凡是自己引用過的材料，全都剪貼留存備查。」看來汪先生不僅是個有心人，而且是個細心人。倘真被人「對號入座」，或有人來「找麻煩」，他那本「剪貼留存備查」的資料本，當能起到「舉證」作用－－「我」在雜文中所針砭、所批評的一切人和事，事先都已在報刊上披露。「我」只是由此發表了看法，而這事本身的真偽「我」概不負責。誰要找碴就找相關的報刊去。需要的話，「我」還可根據「剪貼」本義務提供原始線索。雜文家以這種有備無患的方式「保護自己」，這是他的自由選擇，輪不到筆者說三到四。但既然是「從報刊中來，到報刊中去」，便可推論出汪氏的雜文必定「言必稱報刊」。這裡無意褒貶汪氏之雜文，只是由此想到當代雜文一大廣為流行的弊端，即「只針砭，不揭露」。
反映在雜文形式上，也就是所謂開篇「據報載……」云云之格式的氾濫。先簡約概述報刊（包括電視等媒體）披露的某則新聞事實，然後以此為由頭展開議論和分析……且不說這些議論和分析是否到位和精當、尖銳和鋒利、深刻和獨到，至少這樣的雜文給人的感覺是：雜文家只要針砭就夠了，而對於需要針砭之事實的揭露和曝光，和雜文家無關，那是各類、各級媒體和記者們的事。你們當記者的給我從籃子裡找出歪瓜爛梨來，至於「瓜」長「歪」了有什麼不好，「梨」為什麼會「爛」或「爛梨」不可再食之類的「微言大義」或「直言儻議」，則是我們雜文家的強項，就不再勞你們記者的駕了。倘若有人找上門來，說我家的「瓜」不「歪」，「梨」不「爛」，那麼，善於「保護自己」的雜文家則會神閑氣定地擺出證據，我並沒說你「歪瓜爛梨」，那是報刊上登的。嘿嘿！你想拿我咋樣？
平心而論，「從報刊中來」本身不失為雜文的一種寫法，而且在某些有識力的作者那兒，常能「透過現象看本質」或舉一反三、由小見大，照樣寫成好雜文。但那些雷打不動地奉行「從報刊中來」這種「只針砭，不揭露」之雜文模式的雜文家，是不是也太顧及寫雜文的「保險係數」了。此類雜文也許有利於雜文家自身「得到提拔重用」，但讀者們未必會買買賬。
雜文固然以針砭時弊為己任，但在針砭的同時，勇於揭露、敢於暴露，像魯迅那樣「直面慘淡的人生」，也是雜文之批判性和戰鬥性的應有之義。不要總是等著人家把「蓋子」揭開之後，再煞有介事地對「蓋子」下原本捂著的假醜惡作一臉「橫眉怒目」狀。相形之下，新聞界（如央視的「焦點放談」、「新聞調查」節目組及揭露南丹礦難真相的記者等）在這方面不乏雜文界學習之處。比起「針砭」的雜文，民眾更喜歡「揭露」的新聞，這是不爭之事實。當然，雜文家的定位明顯不同於記者，筆者也無非是希望他們在修好「針砭」之主課時，不要全然忘了還有「揭露」之副課。「只針砭，不揭露」之套路倘若成為眾多雜文家的共識或積習，則雜文不僅「不說身邊事」（要說也是「從報刊上去找由頭落筆」），而且連未見報刊的事也不願說、不敢說。如此，雜文作者保險則保險矣，但長此久往，雜文本身恐怕就有岌岌可危了。在某種意義上，對當代中國來說，也許是針砭比歌頌重要，而揭露比針砭更重要！
民諺曰：「雞公屙屎頭節硬」。有些專事「從報刊中來」之模式的雜文家，他們從報刊（如今還有網上）中尋覓來的材料，本身可能並不乏雜文味，就好比「雞公屙屎頭節硬」，但以「頭節」為「由頭」而引出的後面幾節，大多是令人難以恭維的「水貨」。
光明觀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