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上帝為什麼「選中」了山西，讓三晉父老飽受疫情之痛？5月初的《財經》雜誌對當地疫情已經做了詳細的報導。
內子是山西人，當山西的疫情爆發後，她非常無奈地說，山西，好事情它沒份，壞事情，一樣也缺少不了它。
少年時，我在南方對這個省份的概念僅僅停留在書本上：中國的北部，全國的能源大省，是中華文明的發源地之一。
後來來到北京，認識了內子，便對這個「丈人」省份有了更多的關注。可是這十幾年來，我所聽到的，幾乎都是有關山西的負面新聞。什麼運城「嘀灌」造假，毒酒案、割舌案、一起起頻發的礦難。
山西人自嘲地說：他們是不東不西，不是東西。當初東部沿海享受開政策時，沒有他的份；後來西部大開發，依然沒有山西的份。
山西怎麼哪？這塊黃土厚實、曾經物阜民豐、文化燦爛的土地怎麼哪？我第一次隨內子回山西時，正是個冬天，我們去了雲崗石窟。那一尊尊形態雍容、造型逼真的佛像，經過一千多年的節風沐雨，依然有著穿越時空、讓人屏住呼吸的感染力。他們以洞察萬物、悲天憫人的目光注視著前方，而前方一輛輛超載的煤車，滾滾駛去。路面似乎被蹂躪得要呻吟出來了。整個天是灰濛濛的，路邊行人的臉也是灰濛濛的，毫無表情。號稱當年鮮卑王族祭天的天壇，也是一個大土堆，－－我懷疑其是穿鑿出來的假古董。
就是這個曾經叫「平城」的古城，當年是一個王朝的敵都，那個王朝北靠廣袤的蒙古高原，南臨阡陌縱橫的汾河谷地，這個馬上民族龍興於此，然後馬蹄向南，爾後入主中原。後來這個民族連同那個王朝一起消失在史冊裡，「千古風流，總被雨打風吹去」，而大同的輝煌，並沒有隨著鮮卑的消失而消失。明代開始，這裡駐有重兵，以防退居漠北，而不忘中原錦繡山河的蒙古人。大同一直是拱衛京師的重鎮，當年李闖攻陷大同等地，北京便門戶大開。
可我走在大同的街上，無論想像不出當年的繁華，空空的街道，偶爾有幾個半大孩子經過，－－這些人似乎既不上學也無工可做。兩旁的樓房，只有一種色調：讓人窒息、毫無生氣的灰。內子家的親戚，見面閒聊時總是問：「你們單位能不能開支？」如果能準時領到那點工資，那就是世上最幸福的人之一了。岳父所在那個位於西郊的大軍工廠，也開工不足，大白天這個廠區似乎像一個荒漠，一條臭河溝邊，拴著幾頭奶牛，聽介紹說那是廠裡一些工人的自救行為，羊幾頭奶牛貼補家用。－－遍佈重型機械的大工廠裡養奶牛，也算是一個奇蹟。岳父最慶幸的是他讓三個女兒都讀大學，找到了一份體面的職業。而廠裡那些同事，許多人的成年兒女夫妻雙雙沒有工作，只好帶著自己的孩子上父母家裡，吃父母那點退休工資。
如果說大同只是塞北的苦寒之地，那麼雁門關以南，特別是汾河流域，這塊面積並不大的土地在中國歷史上曾經大放異彩。說它是中華民族的「熱土」一點不過分。
中華民族是農耕文明早熟的民族，我們的始祖很早就告別了茹毛飲血，離開了蟲蛇出沒的莽林，在河邊肥沃的谷地裡繁衍生息，創造了典雅的制度、美妙的文字。中國農業文明最早的幾個地區，史家公認是渭河流域和汾河流域。渭河流域有周人的始祖後稷，汾河流域則憂更早的夏部落。當年漢代是到臨汾來祭后土之神的，可見在帝王的眼中，臨汾是包容萬物也孕育萬物的土地神的駐節之處。
漢武帝雄才大略，威震四夷，當年來此祭后土時，寫下了一首略帶憂傷的《秋風辭》，裡面寫道：「泛樓船兮濟汾河，臨中流兮揚素波。」當年的汾河，應當是「河水清且漣兮」，滋潤了兩岸的土地。
對於山西太原，我很小就有一種莫名的親切感，我們李家雖源於隴西，卻興於太原。正是因為「太原公子」李世民和他的父親李淵憑藉山西一地的豐饒，廣積糧草，廣納賢才，最後收拾金甌一片，開創了中國歷史上最大氣磅礡、輝煌絢麗的王朝，而整個唐朝，有一半宰相出自山西。我媽姓王，我的姥爺大字不識一個，一生未離開鄉土，他們家族南下已經近千年了。可我姥爺一說起自己家族，就自豪地說：「我們是太原王家。」他不知道周成王封唐叔於晉，始有王氏的典故，然而「太原」卻給一個南方老人帶來終生的「榮耀」。－－姥爺死去多年，自然更不會知道太原今天之有名，竟然因為它空氣污染與*業。
2001年夏天我去臨汾時，三晉大地正是大旱，汾河幾乎成了一條乾涸的溝渠，出臨汾到洪洞，馬路兩邊的土地乾渴得能讓我聽到要喝水的祈求，地裡的莊稼也沒精打採地伸著懶腰，霍泉的泉水還汩汩地流著，給我帶來一點涼爽，可離霍泉不遠，我分明看到山西焦炭廠那一排排像怪龍一樣仰天冒黑氣的煙囪。洪洞縣的大槐樹早就砍了，後來栽的槐樹旁建了一列房子，裡面擺著一些製造粗劣的紀念品，供前來尋根的人購買。而臨汾城裡新修的夏帝廟，泥塑夏王和他的老婆穿一身綢緞，顯得格外滑稽。
只有在吉縣壺口瀑布，我找到一絲久違的激動。黃河西來，挾帶千里的奔騰，積蓄千年的能量，從壺口一瀉而下，那「黃河之水天上來」的氣勢讓你感傷這塊土地的風流不再。
山西是中國地表文物最多的省份，這也可算是山西光輝歷史的有力佐證。相比她自豪的歷史，山西的衰落是不爭的事實。那麼。山西從什麼時候開始衰落，她為什麼衰落？也許一萬個人有一萬個答案。
直到民國時期，山西無論是經濟還是文化，在全國尤其是華北地區，絕不算落後。清代晉商之名大家早耳熟能詳，山西「票號」將山西人的威名傳遍天下，那時候作山西巡撫是僅次於江蘇巡撫的美差。當太谷、平遙這些山西小縣城對中國金融的影響衰落後，中國進入了民國時期，但山西依然在華北諸省中獨領風騷。
中共建政以後，歷史教科書對軍閥的描述總是臉譜化。其實在民國時期，一南一北有兩個軍閥我們研究得很不夠。一是廣東的陳炯明，其二是山西的閻錫山。百川先生從辛亥年在太原起義策應武昌革命黨，到1949年敗退臺灣，統治一個地方達到38年，期間除了日寇進晉外，無人能挑戰閻氏在山西的權威。這在中國近代政治史上，恐怕是個異數。
許多傳說將閻百川描慕成一個愛財、短視、保守的赳赳武夫，比如說山西的窄軌鐵路等等。其實他少有文名，思想開明，後來東渡日本留學，回晉後長期成為山西的軍政首腦。和同時代的其他地方領袖相比，閻算是一個深諳中國國情而又具有世界眼光的政治家。他既不是一味奉西方政治理論為圭臬的激進主義者，也不是一味堅持「以夏變夷」的老古董，而是較好地將一些先進的政治、經濟理論移植到三晉大地。
山西在民國時期成為全國的「模範省」決不是浪得虛名，那時由於山西的資源由山西人獨享，再加上閻扶持產業的政策，經濟水平獨步於華北，其基層政治、文化教育也是可圈可點，前些年我們媒體忽悠很長一段時間的「海選村官」，在閻錫山治晉時，已經做得很好，閻錫山和陳炯明一樣，是很推崇自治的政治家，當然你也可以說他這是為軍閥割據張目。但套用我們現在的流行語：「發展就是硬道理」，我們不能否認當是閻錫山的「自治」在山西確收到了較好的效果，除了經濟較為發達、治安很好外，當時山西推行了國民教育，居民的思想、生活習慣也逐步得到改變，在這方面，當代山西的學者謝泳更有發言權。他前不久寫的一篇有關閻錫山當年有效地控制山西肺疫流行的文章，和今天的情形兩相對照，不得不讓人生出無限感慨。日寇全面侵華以後，東北早淪於敵手，平津陷落，而在山西還能組織有效的抵抗，這和閻錫山在山西二十餘年的苦心經營是分不開的。
在我黨建政的歷史上，山西出過「兩大典型」。一個是「個人英雄主義」的代表劉胡蘭，在三晉政權異手前夕，這個才15歲的女孩坦然走上斷頭臺；另一個則是大寨，這面旗幟在很長時期幾乎成了中國人的一種圖騰。
撇開政治的因素，劉胡蘭和大寨現象很值得我們反思。對劉胡蘭和大寨精神，我至今心懷景仰。但是你想想，讓一個未成年的孩子去承擔成年人才能承擔的使命與風險，是否有些殘酷？而大寨被那只政治巨手拔高後，進行種種包裝，那種中國農民傳統的堅韌吃苦精神被包裝成一種「政治專利」後，大寨和大寨人也被異化了，異化成「精神萬能」的標本。－－不過這是玩政治者慣用的手法，古代太行山的山西人愚公都「為我所用」，何況現代山西人？
而今天的山西呢？經濟上山西居民平均收入和位於全國最末幾位，文化教育呢？民國時期全國有名的山西大學早就淪為地方性大學，吏治啦？那就更不用說了。是山西人傻嗎？懶嗎？山西人的聰明勤奮節儉是公認的。
我黨定鼎於北京後，山西成為中央的「乖孩子」，也難怪，離北京太近，又是能源基地，自然要和中央保持高度一致。－－50來年的歷史證明了我們不願看到的事實，在高度集權的共和國裡，哪個地方跟中央最緊，哪個地方的百姓吃虧最大。建國後山西和河南的官員，是最能理解老大的心思的，所以從「大躍進」「大飢荒」到「文革」，這兩個地方飽受折騰，元氣大傷。「文革」時期山西的派鬥爭全國為甚，流毒無窮。
而作為能源基地的山西，在計畫經濟時代，中央對山西，基本是重索取、輕培育的政策。所有大的的礦產全部國有，大同、陽泉這些千里煤城，成為共和國發光發亮持續不斷的「燃料」，而當地居民的福利、教育、環境，國家考慮得不多。這種竭澤而漁的政策使山西空有富饒之名－－處處埋藏著「黑金」，而無富饒之實－－老百姓的日子並不好過。
以國家的名義無限度地開採某個地方的礦產實質上也是一種掠奪。在「礦產國有」的名義下，當地百姓的利益沒有得到更好的保障，這顯然有失公平。今天，礦挖空了，便交給地方，地下空了，地表下陷了，地下水下降了，污染嚴重了，氣候惡劣了。這一切，都是欠下山西人民的債，可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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