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宣傳」的名聲不太好
有些詞語，如「人權」、「民主」、「人道主義」、「市場經濟」等等，一向被當代中國所拒絕，視為洪水猛獸，提也不提。但現在進步了，也與國際接軌了，比如這次對美伊之戰的報導，中國國家電視臺的人道主義安魂曲比任何國家都哀戚動聽，使人為之驚喜，也可能為之驚疑：中國也人道起來了！
另些詞語，如「共產」一詞，是在西方視為洪水猛獸的，而在中國則一向被奉為政治寵物。儘管現在連資本家都可以入黨了，私產合法了，共產反倒非法了，可中國的執政黨仍舊叫共產黨，好像這並不妨礙自己的偉大、光榮、正確。
再如「宣傳」一詞，在西方多含貶義，而在中國也依然堂而皇之地正面使用。雖然盯得緊、管得寬、跟得牢的那個頭頭已經走人了，可宣傳部還是理直氣壯、毫不動搖地叫宣傳部。
「宣傳」在中國原本是中性詞，最早出現於1900多年前的《三國誌》，無非是「宣告傳達」之意，並無褒貶，而西方對「宣傳」一詞卻很厭惡。
一是「宣傳」的名聲最早壞在17世紀義大利天主教的「信仰宣傳委員會」，該會利用宣傳，攻擊伽利略的「日心說」，致使這位偉大的科學家遭到拘禁，鬱鬱而終。300年後的1992年梵蒂岡教皇才平反了這一冤案。
二是「宣傳」的名聲壞在20世紀的希特勒和戈培爾。希特勒有句驚人的名言：「利用報紙宣傳，可使人民視地獄為天堂。」1936年納粹黨在紐倫堡開大會，會場就懸掛著宣傳「宣傳」的大幅標語：「宣傳幫助我們奪取政權，宣傳幫助我們鞏固政權，宣傳還將幫助我們統治世界！」戈培爾是希特勒的宣傳部長，他竭盡全力宣傳納粹精神，宣傳種族主義，他的筆桿子和希特勒的槍桿子一樣，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讓千萬顆人頭落地。正是：「宣傳」並非空議論，筆桿殺人勝槍桿。
三是「宣傳」名聲壞在前蘇聯。1919年蘇共黨中央就有決議：「黨的一切事業可以集中的（包括出版工作、宣傳等等）就應該為了事業的利益而加以集中。」並規定：黨任命黨和蘇維埃報刊的編輯；黨委給編輯部下達政策指令，並監督實行；黨中央領導地方報刊。1920年8月，蘇共中央又正式成立「宣傳鼓動部」，對思想、言論、新聞、出版，全面實行監控。雖然此前曾經有過許諾：「只要社會秩序一經鞏固，便將撤銷對出版物的一切行政管制；並將按照最寬容和最進步的規章，在擔負法律責任的範圍內予以出版物的充分自由……」（引自馬龍閃《蘇聯文化體制沿革史》第14頁）但這從未兌現，而且控制越來越嚴密，權力越來越集中，終於形成了蘇共模式宣傳體制，其影響遍及社會主義陣營，「宣傳」成為「強行灌輸」、「盲目鼓吹」、「誇大事實」、「製造假象」、「鉗制異見」、「操縱輿論」的代名詞，使得「宣傳」的名聲更加狼藉。
由於「宣傳」的出身和表現不好，西方國家一直對它敬而遠之，懷有警惕。所以現代西方發達國家的政黨和政府大都不設宣傳部，至少是不用「宣傳」這個名字了，就像現在的俄國孩子很少取名斯大林，德國的孩子很少取名希特勒一樣。
美國沒有宣傳部，只有新聞文化總署。英國也沒有宣傳部，只有文化委員會。以前的納粹德國有宣傳部，現在的統一德國也沒有宣傳部了。中國國民黨過去有宣傳部，當今的臺灣國民黨只有文化傳播委員會，下設文宣企畫和媒體傳播兩個部。但自從蔣經國開放黨禁和報禁之後，文宣企畫和媒體傳播兩部的體制和理念早已經和以往的宣傳部大不一樣，也不可能一樣了。
中國大陸是有宣傳部的，其體制和理念是從蘇聯老大哥那裡學來的。雖然老大哥活到73歲就已嗚乎哀哉，昔日的宣傳部也已人去樓空，改換門庭，但中國立場堅定，到了黃河心也不死，仍然是為數不多的堅持設有宣傳部的國家。其實問題並不在於有沒有宣傳部。美國沒有宣傳部，並不等於他們就不宣傳。中國大陸有宣傳部，也並不一定非要廢除。關鍵在於宣傳理念、宣傳體制如何，是先進的還是落後的，是民主的還是專制的。
二、毛澤東是宣傳大師
毛澤東1918年他在北京大學參加過新聞學研究會，並聽過名記者邵飄萍（後為秘密的共產黨員）的演講和新聞學教授徐寶璜的講課，還獲得過這一項學歷的半年聽課證書。1919年他在湖南先後主編《湘江評論》和《新湖南》，宣傳民眾大聯合，宣傳世界新思潮，宣傳反帝反封建，宣傳驅逐張敬堯，是當年湖南宣傳革命的一員猛將。1921年毛澤東在長沙參加共產主義小組之後，還對他的朋友熊瑾玎表示他最願意做的社會工作，一是教書，二是新聞記者，可見他對新聞宣傳的濃厚興趣。由於他有以上的經歷和志趣，更由於他具有出色的宣傳才幹，使他終於有機會在1925年底的國共合作期間以共產黨員身份擔任了國民黨中央宣傳部的代理部長，並主編宣傳部的刊物《政治週報》。他工作卓有成效，對此國民黨中央常委會秘書長在國民黨二屆二中全會的黨務報告中，表示「欣喜而樂觀」，認為「本黨指導民眾運動的宣傳工作，現在可以說比較的統一了。在深入民眾宣傳反帝反軍閥方面，本黨也都可以指導而有成效。」這是對毛澤東所領導中央宣傳部和他這個代理部長的嘉許。毛澤東視事僅數月，便已成為國民黨不可替代的宣傳聖手。
國共分裂後，毛澤東在中國工農紅軍時代也主持過宣傳工作，他是紅四軍的黨代表，紅四軍第九次黨代會的重要《決議》便由毛澤東起草。在以後出版的《毛澤東選集》中，可惜只選錄了這個《決議》的第一部分《關於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而專門講述紅軍宣傳工作的第四部分沒被選錄，少為人知。但這一部分對瞭解毛澤東紅軍時期的宣傳思想非常重要；還因為毛澤東在敵我兩個陣營都任宣傳要職，可以以此來比較他指導國民黨的宣傳工作和指導共產黨的宣傳工作有何不同，以此來探尋他在為紅軍制定的針對白軍的宣傳策略是不是更加知己知彼，更能擊中要害。
1935年1月遵義會議後，毛澤東確立了他在黨內的核心地位，一直到他去世，主政41年，政治、軍事、經濟、外交，日理萬機，統領全局，但他仍然緊握宣傳大權，始終未曾鬆手。在共產黨執政的各國領袖中，像毛澤東這樣有過新聞學歷，辦過報紙刊物，當過宣傳部長，在敵對兩黨都有過豐富宣傳經驗，而且在主政之後還一直親自掌控宣傳大權達四十餘年之久的人，也許他是唯一的一位。他對中國宣傳體制的建立、中國宣傳理念的形成有過很多創造發明。他在軍事上打敗過國民黨的幾百萬大軍，他在宣傳上也影響過國內外千百萬人，他是一個位高超的宣傳大師！
幾年前我訪問臺灣，和一位國民黨老兵聊天，他說：「國民黨敗給共產黨的原因，主要不是兵力，不是武器，我們是敗在了共產黨的宣傳。共產黨太會做宣傳了。」他還說：「要是蔣介石也像毛澤東這樣會宣傳，或者毛澤東一直做我們國民黨的宣傳部長，說不定今天逃到臺灣來的就不是我們國民黨了。」我聽了愕然。可有一年我在美國看臺灣出版的一部國民黨黨史，作者居然不提毛澤東曾任宣傳部代理部長這一史實。作者的勇氣還不及一個老兵，如此迴避，實在小氣。其原因當然是毛澤東在宣傳部任內實在善於宣傳，所以作者拒不宣傳他這位宣傳部長的政績。早幾年中國大陸出版的抗日戰爭史，也故意抹煞國民黨軍隊在主戰場的戰績。兩岸一樣，同根所生：為了政治，篡改歷史；為了宣傳，不顧事實。
三、毛式的宣傳體制
（1）高度集中的大權獨攬
中國的宣傳體制高度集中，毛澤東親自掌控宣傳大權。毛澤東深知宣傳是重大權利，誰掌握宣傳大權，誰就能製造輿論，於是，誰就為是非標準，誰就是真理化身，誰就代表正確路線，誰就樹立政治權威；於是，對外可以推翻一個政權，對內可以操控億萬群眾，對自己可以成就領袖霸業。
宣傳機器的最高領導機關為黨中央的宣傳部，部長通常由政治局的常委或委員擔任。中宣部負責制定宣傳政策和把握輿論導向等日常工作，但宣傳的大政方針和重要決策，仍要聽命於主席毛澤東。雖然黨內也主張集體領導、分工負責，可實際上黨內一直缺乏民主；政治局開會固然也不乏協商和討論，但出現分歧時，毛澤東還是擁有至高無上的最後否決權，誰都得服從於他。
事實上，在毛澤東為核心的政治局，很少有什麼爭論，更不要說激烈爭論。如果真與毛澤東意見相左，眾政治局成員或像林彪一樣陽奉陰違，口是心非；或如周恩來一樣委曲求全，折中調和；也可能同陳雲一樣稱病在家，韜光養晦；但更多的可能則是大家都非常自覺也非常習慣地收回己見，和毛澤東保持一致，至少是口頭一致，這就更加強化了毛澤東的霸氣，更加縱容了他的獨斷獨行。在宣傳方面更是如此。至今還找不到有力證據來表明政治局內有誰在宣傳方面敢於攖鱗，這是因為除了毛澤東政治上的威權之外，誰也沒有他在宣傳方面的才乾和經驗。
毛澤東的對宣傳的領導絕對是內行的領導，是權威的領導。他除了大權獨攬，總負其責外，還親自審讀、修改黨報上的重要文章，也不時為各宣傳機構或政府部門撰寫各類宣傳文稿，比如著名的《敦促杜聿明等投降書》（為中原、華東兩人民解放軍所寫的廣播稿）、《別了，司徒雷登》（為新華社所寫的評論）、《<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材料>的序言和按語》（為《人民日報》所寫的序言與按語），《再批判》（為《文藝報》所寫的編者按），《告臺灣同胞書》和《再告臺灣同胞書》（以國防部長彭德懷名義起草的文告），等等都是毛澤東的大手筆，力透紙背，令人喪膽；即以文筆而論，也是上等文章。在中國共產黨內，無一人可以寫出這類文字，他人既無毛澤東的才氣，更無毛澤東的霸氣。
毛澤東1957年曾說過：「我曾許下諾言，說我辭去國家主席後可以有空閑給《人民日報》寫鬮惱隆Ｏ衷諼一姑淮僑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