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在這裡不想質疑兩位專家是不是中國水利界的泰鬥，倒是很奇怪兩位院士怎麼在這個時候提出三門峽的問題。是因為今年渭河的水災特別大，損失格外重？張光斗自己就向中央臺的記者解釋他為何發出如此呼籲：「看到陝西的老百姓，渭河的老百姓太苦了。」可誰都知道，三門峽的問題不是一天兩天了，渭河的百姓受 三門峽水患之苦也不是今年才有的事。更不談那些為修三門峽水庫而移民四面八方的三十多萬百姓，他們所受的折騰與苦難陝西作家冷夢曾發表專著描述（注１）。
張光斗還對中央臺的記者說：「當時修三門峽，我是不贊成的。我認為泥沙可能淤陝西的。」筆者不懷疑學貫中西、知與識皆稱淵博的的張先生有這樣的遠見卓識。也許當時（特別在１９５７年）張先生真的不贊成修三門峽，但無法知道的是他如何表達這個不贊成。這句話今天說起來很輕鬆，可在當時反右的風口浪尖上，如果公開表示不贊成，那可是不得了的事。張先生並沒有談到當時他是如何表現的，只是把責任一古腦兒推到蘇聯人身上，「那個時候一邊倒，蘇聯專家說能修，你有什麼辦法。」
「一邊倒」是真的，蘇聯老大哥的專橫跋扈也不假，但與會者的表現還是因人而異。張先生關於「一邊倒」的說法很精闢，也很到位，無意中露出了他自己所處的位置。當時不贊成修三門峽並且敢於站出來說這個不贊成的是名副其實的少數派，他們幾個人孤立得甚至都算不上「另一邊」。
張光斗提到溫善章：「溫善章是反對。可是溫善章這個年青同志反對，挨了很多整。」 作為一個初出茅廬的年輕技術員，溫善章能夠堅持己見是難能可貴的。他說自己最後只要求保留意見，到散會也沒有低頭。但他為堅持真理付出了沈重的代價，兩個具有獨特含義和中國特色的字「挨整」就成了５７年後他生活的主要內容。
另一個更有名也被「整」得更慘的人－清華大學的黃萬里教授（注２）－張光斗未提到，中央臺記者也未提到。張光斗先生對黃萬里隻字不提是有緣由的，他們有不少共同但又有太多不同：同為留美生，同一研究領域，同為報效中華而回國，同事於清華水利系；他們的不同除了家庭背景，學術觀點，人文修養，個性特徵以外，最大的不同是回國後在同樣的環境中兩人截然不同的人生軌跡。一個人事事皆順，一直達到世俗意義上的榮譽之巔；另一位則經歷了數不勝數的坎坷與曲折，連講一次課、發一篇論文的權利也被剝奪。
我們可以原諒張先生不提黃萬里，因為其中有太多的恩恩怨怨，有太多由那個特殊時代所造就的人與人之間的生疏與隔膜。但我們不能理解為何中央臺記者談到三門峽而忽略黃萬里。沒有黃萬里的三門峽是不可想像的，是不完整的，也是不真實的。稍稍對三門峽有點瞭解的人都清楚，只要提到三門峽問題，黃萬里的名字是越不過，繞不開的。中央臺的經濟半小時談三門峽而不提黃萬里，不知是善意的無知還是別有用心的故意。
牢記父親黃炎培的座右銘「理必求真，事必求是；有言必信，無慾則剛」（注３），黃萬里在57年三門峽討論會上據理力爭，根據他兒子後來的回憶，他在會上和很多人吵，甚至到了拍桌打椅的地步。他不僅僅是不贊成，而是無所顧忌地不折不扣地反對。作為一個名副其實的水利專家，他不僅太瞭解黃河的秉性，而且從不認為黃河是條「害河」。後者是多數同行專家不同意的。他始終不渝地認為黃河水患和災害很大程度上是人們認識不夠及利用不當所造成（這一點與李銳對三峽工程的評價有相似之處，即「長江本無事，庸人自擾之」）。
黃萬里也是到最後也沒有屈服。明知對「一邊倒」的局勢雖力挽狂瀾但無力回天，黃萬里的最後要求是，壩下必須留排沙底孔以減輕水庫內淤積。據中央臺記者言，在1957年出版的《水利雜誌》上，張光斗也曾在討論會上發表過類似意見。但在戴晴主編的英文書《The River Dragon Has Come!》（水龍來了！）中，根據作者尚蔚（Shang Wei） 的描述，正是在張光斗教授的主持之下，這些排沙底孔被全部封堵。後來兩次改建三門峽又費了很多錢很大力氣再把它們重新打開。但這些努力好像還是不夠，潼關高程居高不下，渭河河床日益增高，以致今年的小水釀大災。
我們無法讓歷史復原，但黃萬里自己的一段話很好地點出了當時微妙的情形。他在接受美國大學（American University）教授夏皮羅的採訪時說，「我對我所做的毫不後悔。為了跟黨走，為了跟政府保持一致，很多人在批判我時就知道他們自己錯了。那時候有一個思維定式，蘇聯是不會錯的，蘇聯專家也不會錯。誰反對蘇聯誰就是反共產主義，誰就是反革命。很多人沒有骨頭，沒有人敢支持我。我很明白自己是在惹麻煩。」
事到如今也無法追究誰該對三門峽負責。但由三門峽的當事者如今反過來「質疑」三門峽水患，聽起來總感覺有點不倫不類。如果真要「質疑」，那麼「質疑」誰呢？有什麼「疑」需要「質」呢？誰造成了三門峽水患也好，淤積也好，問題也好已經不值得去追究；隨著大部分當事人均已做古，其實也無法去追究；而三門峽究竟有那些問題，這些問題怎麼形成的，原因，過程及後果都是一目瞭然且大白於天下。「疑」之不存，何「質」之有？
張光斗和錢正英如今能夠在垂暮之年公開承認三門峽是個錯已屬不易，進而呼籲電站棄水敞流更是難能可貴。其實張先生已經在不同場合表達過對三門峽問題的內疚。有一個細節是中央臺記者觀察到的：張先生家掛滿了大壩的照片，丹江口、葛洲壩、小浪底和三峽等等，唯獨缺了三門峽。
有點遺憾的是，只是到了這個時候，兩位院士才吐出真言，才敢於為民請命。當他們仕途正火的時候，當他們的權威足以影響某些決策的時候，有太多個人得失需要考慮，有太多的顧忌和太少的人文情懷。當他們感覺物質與精神（注４）、地位與榮耀方面再無所求（即開始「無慾則剛」），說幾句實話已經比較安全的時候，他們已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安全和利益有了保障，權威和影響力卻已失去。正如三門峽的經歷已經表明而且還將繼續表明，明知錯了的東西，由於各方利益關係的牽制，未必就能徹底改過來。
（注１）見冷夢著，黃河大移民，陝西旅遊出版社１９９８年出版。
（注２）黃萬里遭迫害的經歷見：毛澤東反自然的戰爭：革命化中國的政治與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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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３）黃炎培生前給兒子的座右銘：「理必求真，事必求是；言必守信，行必踏實；事閑勿荒，事繁勿慌；有言必信，無慾則剛；如若春風，肅若秋霜；取像於錢，外圓內方。」
（注４）見花木蘭、夏綺麗，讀「張光斗院士獲百萬大獎」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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