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錯過了自由的晚餐
1998年7月23日，一個北京夏季的雨後的傍晚。將近6點，我的住所的電話鈴響了。但是話筒傳出的聲音卻使我奇怪：不是預約的會面者，而是他的司機。這種情況過去從來沒有出現過。司機向我轉告了他的僱主的確認：傍晚6點在北京的「中國大飯店」面談。
這是一個敏感而暗含危險的時刻。兩天之後的7月25日，我和朋友們將在北京亞運村一座寫字樓的會議室舉辦一個公開的討論會，它的議題是：當前中國的政治經濟形勢與改革。我將在討論會上作一個主旨發言，題目是：中國的政治改革。我們已經給大約100位在北京的外國人和大約100位在北京的中國人發出了書面邀請。100位外國人主要是西方外交官、西方記者和國際組織駐華人員。100位中國人包括政府官員、商人和知識份子。這種安排無論是從政治上講還是從外交上講對中共政權都具挑戰性。
從政治上看，自從1989年6月4日中國政府用坦克去對付要求民主的和平的靜坐者之後，政治改革在中國已經成為長期的禁忌。如果現在有一批中國人在北京公開討論政治改革的必要性和迫切性，這將意味著要打破這一禁忌。
從外交上看，自從中國共產黨1949年用暴力奪取政權後，它一向反對西方影響中國的政治事務。特別是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蘇聯－東歐共產主義國家集團迅速崩潰後，中共政權十分擔心西方採取推動中國的民主化的政策或行動。如果現在有包括美國使館官員在內的大批西方外交官和西方記者公開參加由中國人主辦的政治改革討論會，這將開創一個西方關心中國政治改革的先例。誰敢擔保，這種關心不會發展成一種支持？
實際上，不久前我們已經在北京公開舉辦過一次政治改革討論會。大約是1998年7月4日，差不多有50人參加了這個討論會，他們當中有中國的官員和知識份子，也有美國使館的一位外交官和俄羅斯使館的一位外交官。那次討論會由我主講中國的政治改革問題。我的演講內容是坦率的，它強調了下述幾點：
中國的改革正在走向停滯，政治局面已經僵化，突破停滯與僵化的最主要的途徑是啟動民主進程。－以江澤民（黨的總書記、國家主席和軍委主席）、李鵬（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朱鎔基（總理）為代表的第三代領導人，完全不想進行任何政治改革。這不僅是由於他們在意識形態上厭惡民主思想和自由理念，更是由於他們在政治利益上需要反對民主和自由。因為如果在中國實行自由選舉，現有的領導層中的絕大多數不可能當選。如果在中國允許反對黨的存在，中國共產黨就無法壟斷全部政治權力。－當前的第三代領導人中沒有「中國的戈爾巴喬夫」，下一代（第四代領導人）也不會產生「中國的戈爾巴喬夫」，因此今後中國政治改革的主要動力，只可能來自共產主義制度外部的要求民主的政治壓力和民主國家促進中國民主化的國際壓力。－美國總統克林頓在不倡導中國進行政治改革的前提下，對以江澤民為首的中國領導層表現了過份熱情的支持，這將強化中共政權的專制地位，不利於中國的政治自由。
當我明確地批評克林頓總統的對華政策時，他剛在1998年7月3日結束了長達8天的訪華之行。很多美國人並不贊成克林頓總統將原定1998年11月的訪華提前到6月。大約一半的國會眾議員－200多位－聯名致信克林頓，希望他改變提前訪華的決定。但是克林頓固執己見，急於前來同江澤民握手。在我演講的聽眾中的那位美國外交官懂漢語，雖然他聽見了我在批評他的總統，但是他自始至終保持了禮貌與友好。
有趣的是，聽眾中的那位俄羅斯外交官，當我演講結束時主動走上前來，遞給我一張名片並用流利的漢語說：他十分願意不久之後能夠同我做進一步的直接交談。我聽著他的漢語略感悲哀：因為我不僅想批評克林頓總統的對華政策，而且想批評葉利欽總統的對華政策，幸好今天演講的主題不包括俄羅斯。
更有趣的是，聽眾中有一位中國國家安全部的秘密工作人員，他的公開身份是一個技術團體的負責人。我的朋友事先向我通報了他的真實背景。在演講之前，他主動向我介紹了虛假身份，我心裏明白，這是他準備在我演講之後再次找我交談的前奏。果不其然，我的一個半小時的演講之後，是一個半小時的聽眾提問與討論，在這長達3小時的時間裏，這位國家安全部的工作人員克盡職守，始終全神貫注地傾聽並做筆記。我不知道他的身上或者這個房間是不是還有特殊的錄音裝置。然後，他又主動走過來，以偽裝出的探討性的口吻，向我提出了幾個非常「專業」的問題：你們希望中國進行政治改革，那麼是否準備組織反對派政黨？你們怎樣估價共產黨內的開明官員在政治改革中的作用？如果要求民主的人不能掌握軍隊，這種民主要求能實現嗎？
50位聽眾中的大多數贊同我關於政治改革的主張。例如，一位曾經擔任過中國社會科學院某研究所的副所長的聽眾在討論中發言：中國共產黨是一個列寧主義的政黨，這種極權的政黨不可能實行黨內民主，也不可能通過共產黨內的民主去推動實現全社會的民主。5年前這位老共產黨員的發言，可能比5年後的很多人的看法還要深刻。不久前突然有一些人預測：中國共產黨新的最高領導人胡錦濤將在2003年7月1日發表有關黨內民主的重要講話，而且胡的黨內民主將會打開中國政治改革的大門。正如關於中國領導人的美好預言往往都會落空一樣，胡錦濤的這個講話不僅沒有絲毫黨內民主和政治改革的內容，而且通篇都在重複他的前任－保守的江澤民－「三個代表」的虛偽說教！進一步說，即使共產黨實行了一點黨內民主，這種黨內民主能夠導致承認黨外反對派的合法地位嗎？這種黨內民主能夠發展成國家的民主化嗎？
當然，聽眾中也有不同聲音。一位某官辦報紙編輯在討論中發言：他認為現在中國的媒體已經有了相當多的新聞自由，譬如可以在報紙上或電視上討論一些社會問題。我很欽佩這位中年編輯能夠如此大膽地讚頌中國的新聞自由。我回應他：雖然最近幾年中國的媒體可以有限度地討論某些社會問題，例如離婚現象的增長，但是中國媒體仍然不能討論更重要的問題，例如政治問題、外交問題、國防問題。所以，僅僅能夠討論離婚問題的新聞自由是遠遠不夠的。中國還需要更廣泛、更基本的新聞自由。緊接著我的回應，另一家官辦報紙的編輯站起來發言：他認為90年代後期中國的新聞控制，超過了改革的80年代。那位先前虛構中國新聞自由的先生，表情已經十分尷尬。他悄聲對會議的主持者說：他和他的報社的實習生因為有事需要提前離開。我這才注意到他身旁坐著一位20多歲的女孩。我看了一眼這個女孩子的富於朝氣的面龐和活潑的服飾，暗自祝願一切純真的女孩不要去追隨虛偽的男士。
總之，1998年7月4日的這次政治改革的公開討論，給了我和朋友們一個直接的鼓舞。因為我們深切地感受到，開明的政府官員和知識份子仍然關切著中國的政治改革。我們認為需要及時擴大這種關切，所以決定在1998年7月25日舉辦一個規模更大的政治改革的公開討論會。
但是，積極擴大對政治改革的關切很可能會有風險。因為1998年7月3日克林頓總統結束訪華後，中美關係達到了高潮。中國政府已經不必擔心美國政府會在人權問題上對中國採取強硬立場。它將比過去更嚴厲地對待異議的聲音和異議的行動。早在1998年4月，一位美聯社的女記者和一位美國《費城問詢報》的女記者對我進行聯合採訪時，曾經好心地提醒我：一些西方人士預計，克林頓訪華之後，中國政府將會再次鎮壓持不同政見者。我當時感謝她們的關心，同時也表示：在中國致力於民主改革的人，不應該僅僅在中共政權劃定的狹小范圍內跳舞，我們要爭取更大的空間。
毫無疑問，中共政權不會允許持不同政見者得到更大的活動空間。我們舉辦規模更大的政治改革討論會的計畫從一開始就受到了壓制。在我們向中國人和外國人發出的第一份書面邀請上，註明的開會地點是：「北京京倫飯店報告廳」。這是一家中國和日本合資的飯店。之所以選擇這家飯店，是因為它臨近使館集中的地區和外國記者集中居住的公寓。正如我們估計到的，第一份書面邀請發出兩天後，京倫飯店通知：奉上級指示，不能向我們租借報告廳。於是我們又去聯繫當時北京著名的私人書店「三味書屋」。這傢俬人書店的二樓有一間相當大的會議室，幾乎每個星期都舉辦讀書討論或藝術表演。這家書店的老闆答應我的一位朋友，同意我們租用二樓的會議室。於是我們向與會的中國人和外國人發出了第二份書面邀請：開會地點改至「北京三味書屋二樓」。第二份書面邀請發出後的第二天，書店老闆告訴我的朋友：公安機關嚴肅地要求他，不得給我們提供開會場所。這時其他方面的風險信息也出現了：國家安全機關的秘密工作人員找到我們的會議的組織者之一，希望不要舉辦這種討論會。我們明顯地感覺到這是一次無形的較量：如果我們退讓，放棄這次討論會，風險可能消失，但是代價可能是很長時間不得公開討論政治改革。我們決心不退讓。我們發出了第三份書面邀請：由於眾所周知的政治原因，開會地點改至北京亞運村某寫字樓的會議室。這個會議室是我們的討論會的組織者之一的辦公場所。
當然，政府方面的壓制不會就此住手。公安機關的政治保衛部門通知我們的會議組織者之一：1998年7月23日上午到公安機關談話。通常這是一個危險的信號: 如果你接受政府的方案，你可以繼續處於安全狀態；如果你拒絕政府的方案，你很可能失去人身自由。我們完全懂得這個信號的含義。但是我仍然決定不退讓。我請會議組織者之一告訴公安機關：方覺承擔7月25日舉辦政治改革討論會的最終責任，討論會的費用由方覺擔任董事長的私人公司提供，方覺堅持合法、如期舉行這次討論會。
有必要介紹一下中共政權處置異議人士和異議活動的警察機構。中國存在著國家安全部和公安部兩個主要的警察系統。國家安全部的主要職責是應付各種反政府行為和開展針對外國的情報活動。公安部的主要職責是應付各種刑事犯罪和進行治安管理。但是，公安機關內設有一個特殊的政治保衛部門，它名義上屬於公安機關，實際上對黨的領導機關負責。中共政權之所以要在公安機關名義下設置政治保衛部門，是因為國家安全機關在通常情況下是秘密機構，不便公開出面處理持不同政見者和政治上的反對活動。而公安機關從形式上講是公開機構，可以相對方便地處理政治性的問題。同時，中國政府虛偽地聲稱中國沒有「政治犯」，以公安機關的名義處置持不同政見者似乎有利於表明那些政治上的反對派也是「刑事犯罪份子」。所以，大多數純政治性的案件一般都是由公安機關內的政治保衛部門直接處理。如果政治性的案件能夠牽涉到「間諜罪」、「恐怖主義活動罪」等等，就可以由國家安全機關出面處理。當然，政治保衛部門和國家安全機關的這種分工僅僅是表面上的，它們在鎮壓持不同政見運動方面實際上是相互配合的一家人，他們都直接聽命於中共的高級領導層。
1998年7月23日之前，我已經預感到，由於我有一系列的政治活動，中共政權很快就會對我採取鎮壓措施。而我堅持在7月25日舉辦政治改革的公開討論會，很可能構成中共政權拘捕和監禁我的導火索。
我同會議的組織者之一約定：他7月23日上午到公安機關談話之後，當天我們見面。但是7月23日傍晚確認見面的電話，卻是他的司機打來的。這是完全不合常規的。也許，當我走出住所大門後，或者在途中，就會被秘密警察扣押。但是，我始終堅定地認為，我的所有的政治活動都是合法的、公開的、文明的，我不應該為了迴避拘捕而放棄自己的正當權利。所以，儘管電話令人生疑，我仍然決定按時赴約。我請保姆到街上叫一輛出租汽車。她是一個從四川來北京打工的女孩子，僅僅幾天前一家服務公司將她介紹給我，幫助我做飯和打掃衛生。幾分鐘之後保姆回來了，告訴我出租車已經停在住所門外。我請她晚上8點鐘做好飯，然後，坦然地走出了房門。
7月的北京是盛夏，但是7月23日雨後的傍晚並不太熱。地面上雨水的痕跡還沒有完全消失，天空中依然飄動著藍灰色的低垂的雲層，彷彿預示著還會有新的降雨。我坐進出租車，告訴司機去「中國大飯店」。
傍晚6點時分北京下班的車流和人流還沒有停息。我的住所距離「中國大飯店」僅有兩公里. 當出租車開向一個「T」型路口時，怪異的事情發生了：那個路口本來顯示著可以通行的綠色信號燈，出租車以正常速度行駛。但是，突然綠色信號燈轉變為禁止通過的紅色信號燈，迫使出租車司機緊急剎車，這輛出租車停穩後距離前面那輛黑色的豪華的進口轎車僅有30厘米！這時更怪異的事情出現了：從前面的轎車內衝出 4個身穿便裝、體格健壯的人，他們訓練有素地拉開出租車門，厲聲對我喊著：馬上出來！我立刻意識到最卑鄙的一幕終於上演了。我坐在出租車的座位上一動不動，平靜地問他們：你們是什麼人？找我有什麼事？這時由於突然的紅色信號燈，使得出租車後已經堵塞了一長串汽車。這幾個不速之客顯然很著急，其中一個人將上身探進出租車，用久經特殊鍛練的有力的手將我強行拉出來。我繼續平靜地質問他們：請你們出示合法證件。我在說話的時候發現，他們當中一個人正用攝像機對我錄像。這時不遠的人行道上已經聚集了不少行人，他們惶惑地看著眼前的場面，但是他們不敢走近，因為他們難以判斷，這是在拍攝一部電視劇，還是在執行一場真正的拘捕。不速之客顯然不願意讓我繼續站在街心，他們的負責人高聲說：你馬上到後面的車上去！我這才注意到出租車的後面也停著一輛黑色的豪華的進口轎車，車門已經打開，旁邊同樣站著幾個身穿便裝、體格健壯的人。於是兩名大漢一左一右地抓住我的骼膊，另一名大漢用手按下我的脖子使我無法觀察周圍的情況，三個人把我推向後面的轎車。我在後面那輛車的門前努力停住腳步，嚴正地告訴他們：我不能在沒有法律手續的情況下上任何機構的車！但是他們強行把我推進車廂。不幸的是，這些人由於手忙腳亂、用力過猛，先是使我的左額頭撞上了車門的上框，緊接著又使我的右小腿撞上了車門的下框，疼痛難忍。
於是我被迫坐在後面那輛車的後座中央，左右兩邊各坐著一名大漢緊緊拉住我的骼膊。他們的負責人則坐在前座司機的旁邊。這時前面那輛黑色轎車首先啟動，雖然仍舊亮著紅色信號燈，但是它毫無顧忌地開出長長的等候的車隊，後面我坐的那輛轎車緊跟上去。我知道，在中國，執行特種任務的特殊牌照的車輛都是暢行無阻的。我遺憾地看了一眼那輛可憐的出租車，因為我還沒有付車費。
轎車內的氣氛極其沉悶。灰褐色的車窗玻璃使得外面無法看清車內的情形。我感到左額頭被撞的部位一陣陣地疼痛。更嚴重的是，右小腿被撞的部位似乎濕漉漉的。我垂下眼瞼，看到灰色的長褲的下段已經滲出了血印，而且殷紅的血還在順著短襪往下流。我冷靜地對不速之客的負責人說：請你轉告你們的上級，如果需要找我，應該通過合法途徑。譬如，可以用電話約定時間和地點，也可以到我的住所或辦公室下達通知。但是剛才的方式是非法的，並且損傷了我的身體。那位負責人的回答只有4個字：不許講話。
我完全清楚，這些健壯的不速之客只是在執行命令。下達命令的人有意用非法的、粗暴的方式秘密拘捕我，以便使我感受到強大的心理壓力和人身安全的威脅，寄希望於我會因此產生恐慌與畏懼，從而趕快放棄原來的政治立場，或者至少作出政治上的妥協。毫無疑問，這是一種政治手段，當然，也是一種流氓手段。
此刻我最擔憂的，是住所內的保姆。我知道，在這批秘密警察拘捕我的同時，另一批秘密警察會進入我的住所。他們將搜查我的房間，並且會審問我的保姆，期待著從她嘴裡挖出些有價值的材料。這個3天前才開始幫助我料理家務的女孩子將會害怕。儘管她會告訴秘密警察她確實完全不知道我的政治活動，但是生性多疑的安全人員仍會不厭其煩地對她進行盤問。這將意味著一個外地的打工妹不得不由於我而承受不應有的壓力。我為此感到歉疚。
雖然我預料提出下述建議是不會被接受的，但是出於道義上的考慮，我仍然以協商的口氣對不速之客的負責人講：可不可以將車子先開到我的住所，由我安排保姆妥善離開, 並且還要向她支付工資。那位負責人以高度職業化的口吻答覆說：這些問題另外有人處理。
我明白，今天晚上8點鐘肯定吃不到保姆做的晚飯了。那麼什麼時候才能重新吃到自由的晚餐呢？
方覺簡介
1955年生於北京，1982年畢業於北京大學經濟系。早在1980年，方覺在北京大學參與組織中國改革開放後的第一次學生運動，起草並徵集了600多位中國公民的簽名，向中共中央和全國人大送交了有關在中國制定「出版法」、實行新聞出版自由的建議。
在1982年至1994年的十幾年中，方覺先後在中國水利電力部、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福州市政府、福州市計畫委員會擔任公職，積極推動改革。
1998年1月，方覺在美國、法國、臺灣公開發表了《中國需要新的轉變－民主派的綱領意見》，要求中共領導層啟動政治改革，並修正外交政策。同年7月，在香港公開發表《擴大中國的政權基礎》，再次要求中共領導層進行政治改革。
1998年7月，方覺被中國政府秘密拘捕，非法關押4年。
2002年7月出獄後，繼續呼籲民主改革，在中共「十六大」召開前夕的2002年11月4日，再次被中國政府秘密拘捕，非法關押82天。
2003年1月24日，經美國政府和中國政府交涉，中方將方覺從監獄直接送往美國。
抵美後方覺接受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心邀請任訪問學者，並繼續推動中國的民主變革。
本書以回憶錄的方式，披露了方覺本人被捕的原因和在獄中的遭遇，對中國的政治形勢和對外關係進行了獨特的分析，評估了中國制度轉型的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