茉莉：簽名──「無權者的權力」

「關注杜導斌」的維權活動自國內拉開帷幕，就以其不同凡響的聲勢震驚了我們，據說也震動了有關當局。到今天為止，簽名數字已逾千人。在這次簽名活動中亮相的，既有國內最著名的一批學者，如許良英、茅於軾，也有一直堅持在人權抗爭最前線的知識份子劉曉波、王怡；既有旅居海外的著名中國學者高爾泰、作家哈金，也有以馬悅然為代表的一批西方著名學者和漢學家。

在幾次簽名活動中擔任義工的筆者，經常碰到這樣一些問題：為什麼要為公開信徵集簽名？簽名有什麼用？它又能改變什麼？

幾次發起維權活動的四川學者王怡，對這些問題做出如下的回答：「公開簽名參加政治敏感案件的聲明，這本身就是一種反抗隱晦表達的直白行為。所以我和朋友們發起和參與這一次的公開聲明，這樣做能否為救杜導斌出獄發揮作用，發揮多大的作用，這是我絲毫不敢確保的。

「但我認為，簽名本身最大的效果並不是救人，而是救自己。如果我們在每一次基本人權遭受侵犯的關口，在言論與思想的自由遭受專制者強暴的現場，都出於一種政治意義上的權衡而不參與、不介入、不從事這樣的發言，然後晚上也絕不會做惡夢。那我們自己還有救嗎？我們還配稱自己是一個知識份子嗎？我們敢在任何意義上自詡為社會的精英，在任何意義上妄想去啟蒙他人嗎？」

王怡的話，強調了簽名對於一個知識份子自我拯救的意義。事實上，簽名不只是對拯救知識份子的良心有用，它還具有更多方面的價值。

第一，簽名對於國際關注，具有非同尋常的意義。人權無國界。今天的中國已經不再孤立於世界，它是聯合國的一員，是國際社會的一分子。在網際網路普及的時代，中國政府想要「關起門來打自己的孩子」不讓外人知道，已經是不可能的事情了。但是，希望國際社會付出最大的關注，首先需要我們中國人自己發出最大的呼聲，那麼，簽名就是引起國際關注的一種方式。

第二，簽名對於被迫害的政治犯、良心犯，是最大的安慰和支持。不少中國前政治犯都回憶過，獄外聲援曾經給予獄中的他們以巨大的精神鼓舞。曾經多次入獄的前捷克總統哈維爾，也曾用自己的經歷告訴人們：「外面的人對我表示支持的消息，能夠幫助一個人在獄中生存下去。」獄外的請願書具有無可替代的價值。哈維爾說：「即使沒有別的理由，這種情感本身就使那篇請願書顯得非常重要。」

第三，簽名對於一個蠻橫的政府，也不會是毫無作用的。中國政府可以藐視一個或一群異議人士，但他們卻無法輕視越來越多原本沉默的中國公民，在忍無可忍的關頭髮出的呼聲。

這些「沉默的人們」，在我們關注劉荻、杜導斌的簽名名單中，他們是學生、工人、普通職員和家庭主婦。從表面上看，他們是一群無權無勢的人，唯一擁有的就是未泯的良心。由於他們按照自己本性或良心，在公開信上簽署自己普通人的名字。當越來越多的人做出了這樣一個簡單的行動，對於專制政府卻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人民不再接受憑藉謊言生活的現實，民族不再被恐懼感所壓制。

因此，看起來毫無力量的簽名公開信，卻可能產生一定的威懾力，從而使侵犯人權的狀況有所改變。哈維爾說：「它（請願書）還有著更深的意義：這標誌人們重振士氣，恢復公德心過程的開始。儘管政府對這些請願書並沒有作出反應，但對於這無限的要求最終所造成的局勢卻不得不作出反應。這些結果是間接的、不過分的和大範圍的，但是它們是存在著的。「

李慎之先生深刻理解了哈維爾的意思，他說：「哈維爾的主張實際上是『人人說真話，人人做實事』。－－－『從小處著手！』」

當每一個中國人都從簽名這樣的小處著手，他們就展示了哈維爾所說的「無權者的權力」。

曾幾何時，旅居西歐的捷克作家昆德拉不承認「無權者的權力」，他認為哈維爾在捷克所做的維權運動一次次失敗，完全徒勞無益，只不過是為了表現自己，出風頭而已。而留在捷克一次次入獄的哈維爾。卻堅持說：「我可以用我認為合適的方式行動。我深信每個人都應該這樣，即擔負起自己的責任。有人會反對說這沒有用處。我的回答十分簡單：有用。」

歷史證明，哈維爾和捷克公民在極權制度所做的每一點爭取人權的努力，都是有用的。今天，當越來越多的中國人展示「無權者的權力」之日，就是中國尊重人權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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