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岳在文章中指出，工業文明的發展離不開能源的高消費，而能源的重污染和不可再生性使得以能源消耗為前提的工業發展缺乏可持續性，特別是針對中國這種人口多、底子薄、資源相對希缺的國家尤其如此。因此，要實現真正意義上的可持續發展，中國必須實現文明的轉型，以循環的、無污染的生態工業文明取代當前的傳統工業文明。文明轉型的成功與否，決定了未來中國的命運。 (博訊 boxun.com)
與潘岳以往的文章不同的是，潘岳在這篇文章中沒有涉及任何政治敏感話題。但是，作為中共高層的理論家，潘岳的文章仍然沒有擺脫濃厚的意識形態色彩，特別是具有鮮明的民族主義傾向－－這也是今日中共的主流意識形態。
潘岳的民族主義情緒不僅表達在對於中國傳統文化的過於美化－－「中華農耕文明是世界上最為成熟的農耕文明。」－－之上，更多的表現在對於西方的敵意和西方工業文明的反感上。文章中反覆指出，傳統工業文明比中華文明「發展性高，但可持續性差」，指責西方文明「以毀壞自然的方式征服和利用自然」，導致了「各國各民族之間嚴重的不平衡」。認為西方國家與中國的衝突的根源在於「獲取資源與市場」。同時，文章含蓄地暗示，西方發達國家對落後國家的資源掠奪並沒有停止，西方的政治家們「在工業文明衰敗之際還為了最後一點剩餘的短缺資源而大打出手」。
不過，作為黨內的開明人士，潘岳並沒有對西方持粗暴的排斥。今日的中共開放程度畢竟有了很大的進步。潘岳在文章中對於西方新興的能源結構轉變技術產生了濃厚的興趣。文章考察了西方，特別是歐洲對於風能和太陽能的利用情況，極口讚揚了歐洲實行的「循環經濟」，認為中國在資源循環利用和回收等方面應當向歐洲積極學習。
潘岳的這篇文章，著眼於未來中國的發展方向。文章中沒有任何涉及現實政治的敏感話題，卻對未來中國的走向充滿了憂慮。看來，在調任環保總局後，潘岳似乎比以前老練許多，至少這篇文章所顯示出的用對未來的憂慮來襯射現實的急迫，在不犯忌的情況下，讓大家的思考仍然集中於對現實體制的打量。
同時，站在全局的角度來看，這篇文章對於中國而言，到是一件大好事。中國新生代的理論家，終於將思考的力量集中於國事民生的「問題」而不是轟轟烈烈的「主義」，這無意中符合了胡適先生「多談些問題，少談些主義」的主張，於中國的民主化，也不是一件壞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