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曉波: 無法贏得民意信任的中國司法

一波剛平，另一波又起，最近，「寶馬撞死農婦案」，再次成為網民關注的熱點，點擊率和發貼率遠遠超過劉湧案。

面對網路民意的憤怒和質疑，以法學家為主的部分知識份子充滿憂慮。所以，他們呼籲尊重司法獨立，防止民意輿論干預法律；他們批評普遍的仇富心理和法治意識淡薄，警惕民意的非理性癲狂和民粹主義氾濫。

然而，即便排除他們拿人錢財、替人消災的利益動機，僅就這種憂慮的現實針對性而言，也免不了欺軟怕硬之嫌。事實上，兩案的判決之所以引起民間的強烈質疑和憤怒，儘管與二人的身份有關，但主要原因是司法判決的迷霧重重和斑斑疑點。

一平民百姓中存在著對權貴和富豪的憎恨是事實，但更重要的事實是權貴和富豪的「為富不仁」。也就是說，造成底層民意仇富的主要原因，絕非單純的嫉恨心理，而是權貴們靠特權的暴富，是富豪與權力之間的共生共榮，是知識精英與權錢之間的曖昧關係，是強勢階層對弱勢者的欺壓，是官場的普遍腐敗以及精英們為權貴腐敗做辯護……而那些指責民眾仇富的知識精英，為什麼不指責權貴階層的濫用權力和「為富不仁」！

二中國的法治建設應該把保障人權作為核心目標，防止刑訊逼供和維護程序正義也是理所當然，但必須是平等地保護所有人的「人權」，而不是僅僅保護權貴們的「人權」。中國的官權與民權之間的巨大不對稱和中共司法黑暗，乃為基本制度常識，弱勢百姓因刑訊逼供而被冤枉者絕非個別，比如，在新青年學會案中，四君子在法庭上都講到他們遭受的刑訊逼供；再如，女教師黃靜殘死案，死因鑑定仍然迷霧重重，顯然有多處警察機關不遵守的疑點；為什麼專家學者不為普通老百姓所遭受的刑訊逼供出具意見書，不提出程序爭議的質疑，而偏偏以維護人權和程序正義為藉口而替權貴出具意見書呢？

三強調司法獨立沒有錯，法治中的程序正義優於實質正義也有充分理由，但任何人都知道：首先，中國不是美國，劉湧也不是辛普森，造成司法不獨立和程序正義的無保障的主要原因是黨權至上體制，非但與民意表達所造成的輿論壓力毫無關係，反而與民權的嚴重匱乏和民意的難以表達密切相關。不要說敏感的政治性案件，就是對官員們的腐敗案和重大刑事案件，中國的司法何曾有過獨立辦案和獨立審判？何曾遵守過程序正義？中共司法何曾在乎過民意？中國的現實是，在沒有司法獨立和新聞獨立的制度環境下，政治權力的濫用也好，司法權力的濫用也罷，都得不到有效的制度監督。好在，近些年來，網際網路為民意表達提供了官方難以完全封鎖的平臺，日益擴大的網路民意表達，儘管無法從根本上影響權力的運作，但多少還對權力濫用起到了某種監督的作用。

退一步講，在案件的審理及其判決沒有完成之前，如果說民意輿論不應該影響司法運作是對的，那麼專家學者就應該以專業意見影響司法運作嗎？事實上，專家學者的意見再專業，也不是司法權威，而僅僅是輿論的一部分，只不過是輿論中具有專業知識的部分。為什麼富豪花錢買來的專家學者的意見可以影響判決，而無權無勢的民意輿論就不能影響？至於程序是否合法的問題，權威判斷應該是法官而非輿論，當然也不是專家意見，所以，用專家意見書來影響判決，像企圖用輿論影響判決一樣，二者都是非法的。

四還是眾所周知的常識，程序爭議及其司法公正的要件之一就是公開審案，也就是司法的公開化和透明化，而在沒有司法獨立和新聞自由的條件下，無論實質正義還是程序正義皆無從談起。換言之，依附於政治權力的黑箱司法如何正義！所以，由於司法的不公開和信息的不透明，網路民意所表達的憤怒和質疑，實質上表達的是對中共司法機構的極端不信任：對警察的調查和取證，對檢察院的審查和起訴，對法院的庭審和判決……皆無法信任，加之近年來司法腐敗的愈演愈烈，導致司法權威的每況愈下，民意有充分的理由提出質疑和表達憤怒，也有充分的理由將這種憤怒和質疑指向御用的法學專家們。

2004年1月14日於北京家中

作者為獨立中文作家筆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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