鮑彤：一號文件的發表很好，是一件大事。我認為更好的，是隨著這個文件的發表，公布了一些中國農村的真實的情況。中國農村十幾年來一直被人隱瞞的真相，這次由於一號文件的發表，由新華社作為背景透露出來了。這些情況說明中國農村的問題非常嚴重：在十四億人起飛的時候，九億農民陷在泥坑裡。從上世紀八十年代到現在，城鄉居民收入的差別急劇而大幅度擴大了。根據新華社剛剛發表的資料，八十年代城鄉居民收入的比例是 1.8 比1，現在變成了 3.1 比1。這個問題非常之大。新華社又說，1997年以來，農村居民收入的增長速度是城市居民收入增長速度的五分之一。但農村居民收入中將近一半是靠一億多農民進城打工掙來的。因此，農民在農業中的所得，不是增加了，而是減少了。中國騰飛，天天鶯歌燕舞，現在睜開眼睛一看，如夢初覺，情況原來如新華社所說： 1997年以來，「糧食主產區和多數農戶收入持續徘回甚至減收。」
蕭曼： 新華社說，1982年起，連續五年，連發過五個一號文件，全是關於中國農村改革的內容。您覺得中國八十年代領導人和九十年代領導人在三農問題上有什麼不同？
鮑彤：中國的改革是從農村開始的。毛澤東死後的中國經濟，用當時中共中央主席華國鋒的話來說，到了崩潰的邊緣。在這種情況下，要使中國存在下去，第一件事是必須有飯吃，就是說，必須使中國的農民願意種地，種出來的糧食能夠養活城鄉居民。中國的經濟改革，不從農村開始是不可能的。沒有農村改革，中國就得滅亡。當時面臨的，就是這麼一個嚴峻的局勢。所以當時，在中共中央的議程上，在國務院的議程上，確確實實把農村工作放在極其重要的位置。當時中共中央，由胡耀邦主持工作；國務院由趙紫陽、萬里主持工作，趙是總理，萬是第一副總理。中國共產黨是在農村起家的，黨內有一大批幹部對農村工作很熟悉。他們的代表人物，五十年代是鄧子恢，八十年代是杜潤生。他們實事求是，瞭解農民的情況，尊重農民的選擇。要問八十年代這些一號文件是針對什麼的？這就需要分析中國農村問題的根源。
中國土改後的農村問題是怎麼搞出來的？很簡單，不是「階級敵人」搞出來的，也不是「外國」搞出來的，全是共產黨自己搞出來的，是共產黨自己領導出來的。不錯，一開始，共產黨主張土地改革，讓農民得到了土地；但在做了這一件事情以後，毛澤東在農村搞的所有的事情，都是由共產黨強加在農民身上的。把農民在土改中得到的土地剝奪掉，誰幹的？共產黨干的。初級社、高級社、人民公社，批判「小腳女人」，年年加碼，違反農民意志，跑步進入社會主義，誰幹的？共產黨干的。糧、棉、油統購統銷，全國主要農產品排斥在市場之外，誰幹的？共產黨干的。中國的戶籍制度，不准農民隨意進城，誰搞的？又是共產黨領導搞的－－大躍進以前還比較鬆動；大飢餓以後，為了封鎖農民逃荒，為了壓縮城市糧食供應，終於實行了非常嚴密的控制制度，不讓農民進城。所以八十年代的農村改革，實際上是把共產黨過去領導人強加在農民身上的束縛，捆在農民身上的繩子，解開，解放。82年，83年，84年，85年，86年的一號文件，都是解除束縛的文件。中國共產黨加在中國農民頭上的約束太多，必須一一解除。這就是八十年代的農村改革。什麼叫改革？就是要改掉共產黨領導農民這個制度。
九十年代，談農村情況的越來越少了。高談闊論的，都是談先進生產力，農村不足挂齒。也有人宣布自己「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但是講這種話的人並沒有把農民放在眼裡；優先考慮的大概是大老闆。農民在第三代領導人的視野中恐怕已經消失了。年年脫貧，脫貧又脫貧，今天才知道，所謂農民收入有所增加，那是一億多農民從城裡千辛萬苦掙來的，至於糧食主產區和多數農戶的收入, 其實是「持續徘回甚至減收。」 所以九十年代的領導人和八十年代領導人確實不同。
現在，中共中央，國務院，重新把農村問題提到議事日程上來，我看是件好事。我希望他們能夠在這個基礎上進步，承認農民是中國最廣大人民當中數量最多的人，承認農民也是創造中國財富、決定中國方向、建立中國體制的主人，而不是什麼改造的對象或領導的對象。最近有幾個文件講「以民為本」，這個意思是好的。以人為本，使我感動。中國人應該不是黨的附屬品，應該不是國家的附屬品。反之，國家和黨，才應該是人的附屬品。如果我們中國從此不以黨為本，不以國為本，切切實實，以民為本，中國就有救了。我希望中國現在的領導人能夠回到八十年代領導人的水平，並且超過他們，替中國人做更多的實在的事情。
（法國國際廣播電臺《當今世界》節目， 2004年2月10日播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