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躍進」造成的大飢荒，全國餓死了多少人？我沒有看到過精確的統計數字，只看到幾個推算的數字，有說三千萬的，有說四千萬的（我的有關文章引用過這個數字），各有各的推算根據。如果不說全國，只說某一個地區，號稱天府之國歷來富裕的四川省（那時還包括重慶），卻有頗為精確的數字。即1960年底比1957年全省人口減少1000萬。
這個數字是伯康在回憶錄中提供的。他說明瞭這個數字的文件根據：1957年的《戶籍年報》上，四川全省人口是7215．7萬，而1962年5月省委批轉的有關附件中，所列（1960年底全省人口總數是6236萬，相差正好約1000萬。統計數字中一條人命只不過是個1，這是太高的抽象，回憶錄中還提供了很多具體的例證。如雅安地區榮經縣縣委書記說的：那個縣人口死了一半，有一個村子死得一個人不剩，連埋屍的人也沒有了，只得找另一個村的人來埋，這些人挨著餓挖坑，是重勞動，也死在坑邊了，只好再找其他的村來人埋這些埋人的人。這是一頁怎樣腥風血雨令人戰慄的歷史啊！
問題的嚴重還不只是餓死了這樣多的人，而在於當時四川省委的個別領導人封鎖餓死人的消息，繼續調運糧食「支援兄弟省市」，以致到了1961年、1962年還在餓死人。「大躍進」不是四川一省的問題，是全國的問題。正如中共中央第二個《歷史問題的決議》說的，是「毛澤東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領導同志……輕率地發動了『大躍進』運動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使得以高指標、瞎指揮、浮誇風和『共產風』為主要指標的左傾錯誤嚴重地氾濫起來。」在這一場遍及全國的巨大災難中，四川（還有河南等省）是全國最突出的重災區。其所以如此，就不能不談到當時四川省委和中央西南局的那個主要負責同志了。1958年、1959年那兩年參加中央的會議，我是有親身感受的。「抬轎子」抬得最起勁的，是長江上中下游三個人，尤其是上游的這位，跟得最緊，對推行極左政策措施特別起勁，特別賣力，對於農業的破壞也就特別嚴重，實際造成農業的減產。在農業大放「高產衛星」，虛報產量的時候，他也不怕把牛皮吹得大。1959年4月上海會議時，田家英在四川農村作了調查，就同我談過他在鄉下挨餓的情況。可是，四川省委那位主要負責同志就批評他，不同意他的調查。後來更是硬充好漢，根據虛報的增產數從四川調出糧食，使廣大農民失去賴以維持生命的口糧。這就是當時四川餓死上千萬人的直接原因。出了這樣大的可怕問題之後，四川省委那位主要負責同志的對策仍是向中央封鎖消息，不准談餓死人的情況，誰要談，就是小資產階級軟弱性和動搖性的表現。一些人對此憂心如焚，為了使事態不再惡化，為了把從多的飢民從死亡上救出來，他們想方設法向毛主席寫信，向中央反映真實情況。要知道，當年大刮浮誇鳳、大報糧食高產衛星等虛假現象，在廬山會議之前，中央早有察覺。因此毛澤東在1959年4月29日寫了一封《黨內通信》，其中提出了一個「講真話問題」，說「收穫多少，就講多少，不可以講不合實際情況的假話。」為了鼓勵講真話，毛主席還這樣說道：「老實人，敢講真話的人，歸根到底，於人民事業有利，於自己也不吃虧。愛講假話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總是吃虧。」問題出在廬山會議之後，全國大批判「彭德懷反黨集團右傾機會主義」，終於導致出現大量餓死人的情況。1962年初召開的中共中央七千人大會，正視現實，發揚了一下民主，劉少奇提出「三分大災，七分人禍」的觀點，讓各地總結「大躍進」以來的經驗教訓。而且還強調要實行「三不」即「不抓辮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可是，四川省委那位主要負責同志回到四川，仍然不肯面對現實、仍然捂蓋子，對存在的嚴重情況仍然輕描淡寫，仍然強調「反右傾」鬥爭的必要性。在這種情況下，重慶市的三個領導幹部蕭澤寬（市委組織部長）、李止舟（市委副秘書長兼辦公廳主任）、廖伯康（市委辦公廳副主任兼團市委書記），於1960年上半年，分別以書面和口頭形式向中央反映了四川餓死人等真實情況，以及四川省委那位主要負責同志的霸道作風。他們為使災情不再擴大，挽回一些損失，真可說是忠心耿耿，為民為黨為國而進言。可是，這就觸怒了四川省那位大權在握的主要負責同志，隨後借貫徹八屆十中全會精神之機，秋後算賬。這次全會是毛澤東繼續向「左」傾道路發展的一次重要會議（為「文革」提供了理論武器和前期運動準備），於是他們三人就被打成了「蕭李廖反黨集團」。「文化大革命」之初公開批判時，又稱為「反黨反社會主義黑幫」，他們經受了更加殘酷的迫害。這方面有些具體記述，將是研究「文革」史的資料。
作者在記述「文革」時期顛沛流離的經過中，記下在北京地質學院接待站的經歷，我以為是一份很有意義的記錄。通常，人們一說起紅衛兵、造反派、專案組時，總是很反感的。可是伯康在這裡遇到的一些大學生，仍有著年輕人的熱情和正義感，聽了伯康的說明之後，就盡力幫助他們，想為他們討還公道。儘管當時完全沒有可能解決這樣的冤案，但是這些大學生所做的努力，是令人感動的。這也使我們看到，即使在暗無天日的十年浩劫之中，仍有一些正直的人想儘自己的微薄之力做一些好事。伯康說：「我們和這些青年學生相處一年多，在那動亂的年月，沒有發現他們有什麼過火越軌的行為。他們不辭艱辛，不畏風險，踏踏實實，認認真真地做了不少調查工作，無非是為了弄清我們問題的真像，辨明是非曲直，伸張正義。他們沒有個人功利目的，動機是純正的，為人是正直的。他們在我們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這就寫出了社會生活的複雜性；這就可以增強對國人人性的信心，對我們民族未來的信心。
回憶錄中對四川省委那位主要負責同志著墨甚多，從中可以看到我們當時專制體制的可怕，及其慣性運轉的力量。上有好者，下必甚焉。1959年廬山會議時，同田家英、周小舟閑談，我們都有這種感覺，周小舟還曾當面向毛主席說過這一感覺。他們三人落難，既有全國背景，更具有四川特色：好端端一個天府之國被搞成飢餓之鄉。50年代到70年代，在長時間「左」傾高壓路線下，從黨內到黨外，從中央到基層，從高層領導到普通平民，都有人不同程度地不斷地抗爭、抵制、諫議，雖然絕大多數被扼殺，遭迫害，付出了沈重代價，卻為後來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創的新時期的到來打下了群眾基礎。
歷史總是在種種光明與黑暗、正確與錯誤中曲折前進。對歷史尤其痛史不能迴避，也不應淡化。因為，只有深刻瞭解了過去所犯的錯誤，走的誤區和彎路，我們才能加深對新時期路線方針政策的理解，增強自覺性；同時，對當前黨內和社會生活中出現的問題，也可以從歷史鏡子裡見其影子，從而提高識別力，注意防範，推動改革。歷史的教訓被正確認識，就會成為精神財富。我們對過去的痛史，決不可掩掩蓋蓋，怕痛怕醜，忌諱多端；應該留給世人和後代以真實的信息，讓大家都聰明一點、堅強一點。如果當代人淡忘了剛剛過去的這段痛史，後來人不知道這段痛史，那才是真正的悲劇。
不論東方西方，近代現代，重溫歷史，對比今昔，成敗關鍵之一在於是否有一個民主的制度，有一套科學決策的機制，有獨立的法治體系，以保證國家、社會正常生活的運行，以保證執政黨正確路線的執行、運轉和發展。否則，很多事情會被扭曲。如我們經歷過的人治代替法治，專制壓倒民主，主義信仰變成神學宗教，黨的崇高威望成為個人迷信工具，鐵的紀律成為整人的手段，最傑出人物做出最荒唐事情，這難道不是令人刻骨銘心的歷史教訓嗎？難道還不應當徹底轉變過來嗎？
為加強民主與法治建設，要做的事情很多，我認為，關鍵之一在言論自由。這本是憲法實施、政策規定中的應有之義，但又成了建國以來的老大難問題。歷來有張無弛，有嚴無寬，乃至以言定罪。過份強調輿論一律，自然唯我獨尊。一花獨放，導致百花摧殘，毒草肆虐。不實行遵守憲法的言論自由，不解放思想，就談不上先進文化。言興邦昌，言滅國亡，這是古人都知道的真理。馬克思的第一篇文章，就是談言論自由。馬克思主義也只能在實踐中，在自由評價和自由研究中，得到檢驗，得到比較，其錯誤者糾正，其正確者發展。
伯康在耄耋之年，懷憂國憂民優黨之心，回首往事，著眼未來，敘述出一個重要地區、一個重要時期的真實歷史，總結歷史經驗，探求歷史規律，以告世人和來者。我拉雜地寫下一些讀後感，相信讀者會感謝他寫了這樣一本回憶錄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