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很簡單，兩個出身貧苦的知識份子投身「革命」，出生入死，為革命理想而奮鬥，並且終於盼到了「革命」勝利的時刻，滿以為自己是革命的功臣，會論功行賞，成為新政權的主人。事與願違， 1955年彭柏山因與「胡風反革命集團」有染，被捕入獄，從此彭氏一家與有類似經歷的家庭一樣就在劫難逃了。彭氏在「文革」中被活活打死，其它家庭成員的下場也就不問可知了。
讀過類似的回憶錄，有一種千篇一律的感覺，它使我聯想到古代那些跪在衙門口拚命喊冤叫屈、希望那些製造苦難的「青天大老爺」為他們討回一個公道的受難者。今天，我們的一些受難者仍然在重複著古代順民們的「思想悖論」，這是否顯得太膚淺了，「苦」是否白受了？
難道他們不想問一問：「革命」為什幺會吃掉自己的兒女？
難道他們不想問一問：「革命」為什幺會吃掉更多的無辜者？
難道他們不想問一問：假使這些革命的兒女僥倖沒有被「吃掉」，他們會不會「吃掉」別人？
難道他們不想問一問：這樣的慘劇是否還會重演？
其實，「革命」這架機器當它被激活之初就立刻顯現出嗜血的本性。它的設計者的目的原本是讓它高效率地「吃掉」敵人，它確實這幺做了，這幺做也是可以理解的，斯大林說得好：「敵人不投降，就叫他滅亡！」一切「革命者」對待敵人的態度都是如此，沒什幺值得大驚小怪的。問題出在這架嗜血的機器在吃掉「敵人」的同時卻轉而將自己的兒女也一次次、一批批的吃掉！這就令人毛骨悚然、大惑不解了。
彭伯山剛參加革命的時候就親歷了這種不可思議的慘禍。
1932年，彭柏山被派到當時的湘鄂西革命根據地，他看到那裡的人在大敵當前之際，「一有不同意見，就殺。」「我（歐陽毅）親眼看見江西省委政治保衛處處長李韶九審訊『犯人』的血腥場景。他咬牙切齒，那根帶刺的荊條親手打『犯人』邊打邊逼問。被打的同志熬不住了就亂招，招誰就抓誰。如此惡性循環，不知冤殺了多少好同志。」這次還算彭柏山明智，「他就從湘鄂西地區逃了出來。」
有人說，這時革命處於初級階段，尚不成熟；有人說，這是王明的錯誤路線導致的必然結果。那幺，延安時期的「搶救運動」又如何解釋？49年以後的歷次所謂的「政治運動」又如何解釋？再遠一點說，前蘇聯、東歐、北朝鮮、越南、柬甫寨……的血腥「大清洗」又如何解釋？這就是題外話了。
我認為僅就有個人而言，在追求真理的過程中歷經磨難和坎坷，這是預想得到的事情，因為革命沒有「流年」可以未卜先知。可是話又說回來了，一個真正明智的人卻決不應該重複犯同類的錯誤。西方有一句諺語說「一個人受騙兩次就該毀滅。」彭伯山所以走向毀滅，就是緣於他不斷甘心受騙。
回憶錄中有這幺一段文字，是說彭柏山在「改造期間」寫了一部長篇小說《戰爭與人民》。王元化對彭小蓮說：
「唉，你父親干什幺去寫那幺一本書呢？什幺偉大的軍事路線。這有什幺價值？文學的價值，還是寫人……你說，誰會去看呢？」
「但是當初爸爸不去這幺寫，就不可能發表。」
「你父親就不該去寫這種東西。你想想，他能把自己經歷的一生，非常真實的，點點滴滴，詳細地寫下來。那留到今天，會是非常有價值的作品。他在湘鄂西的那段經歷，我都不知道。為什幺不好好寫寫這些事情？」
「這怎幺可能，在那樣的年代，什幺人敢寫真實的東西？連私下裡想都不敢想。」
「我還是那句話，那就什幺都不要寫嘛。」
這段對話，我覺得它已經超出了私人交際的小天地。王元化的話雖然是他個人的態度，但是，也代表了真正的知識份子的態度，然而，即使在今天，這樣的知識份子仍然是少數。
不過，我真不希望彭柏山這類知識份子的悲劇重演：上了梁山，卻又在火拼中死於非命，然後自己的家人到處喊冤叫屈……經驗告訴我們：為了避免這類悲劇重演，這就要求中國的知識份子學會反思和自愛。
浴火鳳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