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文革開始時，我也不是很大。也許正因為不大，那時發生的一些事情，便像刻在一張白紙上的印記，永難磨滅。
文革開始時，我剛小學畢業。只記得街上突然出現了鋪天蓋地的大字報，上面有倒著寫的、歪著寫的名字，打著又粗又濃的黑叉。然後又看見街上一隊隊戴紅袖章的人，趾高氣揚，臉上透著肅殺之氣，大人說是去抄家的。很快，我們弄堂裡也有人家被抄了。後來，就幾乎每天都會聽說，又有某號某家被抄了。
祖父比我大整整一個花甲，早就退休了。過去當過一家大公司的廠長和高級主管。父親是當時被稱為臭老九的那種。父親對自己的身份一定很有自知之明。上海一刮起抄家風，就看見他和母親晚上嘁嘁促促商量事情。又看見他拿出一些唱片之類的東西，砸碎了，晚上偷偷丟到垃圾箱裡。當時這樣做的肯定不止我們一家。那段時間，弄堂的垃圾箱裡經常出現領帶、唱片或其它奇奇怪怪的東西的殘骸。父親喜歡拍照，還自己著色，那時沒有彩色照片。客堂和房間的牆上，原來掛著好多母親的大幅風景照，一下子全都取了下來，換上「領袖」的像。連我最喜歡的他們的結婚照，也一下子不知去向了。
父親的擔心不是多餘的。沒過多久，有一天，父親下班特別早，卻不是獨個人回家，身後跟著一隊戴紅袖章的人。他雖然鎮定，但他緊繃著的臉和陰沉的氣色，讓我感到大難臨頭。
紅衛兵在我家呆了三天三夜，換著班來。一家十口人只能待在客堂間裡，上廁所也得獲得他們允許。我不知道大人們是怎麼睡覺的，我們小孩子困了便和衣睡在長椅上。每個人都很嚴肅，連一歲多的堂弟也嚇得不敢哭出聲來。
三層樓的房子被翻了個底朝天，每一個角落都翻便了，牆壁也全部敲過。東西一件一件往停在門口的大卡車上搬。天井裡一棵無花果樹被挖起，底下掘了個幾尺深的大坑，大概是懷疑下面埋了東西。那棵樹是從我母親拿來的一棵小樹苗，看著它長大、結果的。有一年結了那麼多的無花果，弄堂裡的孩子還爬到我家圍牆上來偷吃。
房間裡一片狼藉。沙發被撕開，充填物散落一地。鏡子被撬碎，看後面的空間是否藏著什麼。終於，從閣樓的一堆破爛裡面，他們發現了要找的東西：一把獵刀和幾顆子彈。都是鬼子投降時我叔叔從街上揀來的，那時他還是個孩子。這一下，祖父的罪名便升格成了反動資本家，還私藏武器。父親解放前在外國人公司做過事，這下也不知怎麼就變成了國民黨的接收大員。刷在門外的大字報上，兩人的名字都被打上大大的黑叉。
他們讓我祖父站在高凳子上，掛上「反動資本家」的牌子，父親站在旁邊，低頭認罪。還算好，這些紅衛兵都是父親單位裡的，不是同事就是工友，是成年人，不像中學裡的紅衛兵那麼好打人，狂呼了一陣口號就離開了。
紅袖章走的時候，帶走了家裡所有值錢的東西，一切細軟，全部現金。足足裝了六卡車。父親最心疼的是他的兩大箱藏書和幾盒子唱片。讓他欣慰的是他拍的幾本相簿得以倖存。
抄家的那幾天，家裡前後門大開，門口整天有一大群人圍著看熱鬧。後來紅衛兵離開了，門口大字報還在，被風刮下來了，還得自己燒漿糊去重新貼好。那些日子，抄過家的人在弄堂裡走路都是低首斂目，挨著牆根走，小孩子也不例外。我從小不大言語，別的孩子也不大惹我。隔壁人家的女兒，抄了家以後，弄堂裡的小孩就追著她叫槍斃鬼，因為她父親是被鎮壓的反革命。
祖父在抄家後第二天，就被居委會叫去掃弄堂、通陰溝。沒多久，祖父突然中風，還好救過來了，沒有半身不遂。但從此健康就一蹶不振，變得老態龍鐘了。倒也因禍得福，免了他去掃弄堂、通陰溝。
弄堂口有個皮匠攤子。那位師傅每天早上挑著擔子來，晚上回去。又是鉛匠，又是皮匠。弄堂裡三百多戶人家，換鍋底、箍桶、補搪瓷、上鞋掌，他都包了。沒人知道他姓什名誰，因他一臉麻子，大家當面叫一聲師傅，背後都叫他麻皮。他知道，也不惱，整天笑呵呵的，有求必應。
祖父平時待人客氣，對麻皮師傅也不例外，進出都和他打招呼。我小時候很調皮，嘗學我祖父跟人打招呼時點頭哈腰的樣子，惹我父親大笑，我媽則罵我沒規矩。祖父卻從來不惱。我家被抄以後，有一次從麻皮師傅攤子前過，見左近沒人，他就悄悄問我，你家「老爺」好嗎？我祖父母房裡，到冬天就生個小煤餅爐取暖。麻皮師傅每年都來為我們裝煙囪，每次祖父都會多給他幾塊錢。那年祖父中風以後，也請他來裝，他硬是不要那多餘的錢。祖父當時沒說什麼，日後提起此事，總是感嘆麻皮這人講義氣。
祖父和弄堂口那些醬油店、南貨店的人也相熟。中風以後，我去醬油店打醬油，去南貨店買東西，兩位老闆都跟我打聽我祖父，要我問候他。我家平反以後，母親都特地去向他們道謝。
父親單位對他的過去內查外調，卻查不出任何問題。他當時是全國發行的一份科技雜誌的編輯，參加過《辭海》的編纂。曾經有好幾次上面想拉他入黨，民主黨派也來拉過他，都被他婉拒。父親生性淡泊，厭惡政治。他當年的同學裡，做到正教授、副部長的不乏其人。這些人在文革中，有夫妻雙雙自殺的、有坐牢的、有關進牛棚九死一生的、有下放五七干校脫了一層皮的。只有他，抄家後就被踢到基層廠裡，當了一名普通鉗工。反而因禍得福，躲過後來許多磨難。廠裡工人對他很尊重，把他當寶貝，搞了好多工夾具革新。此是題外話。
我們小學畢業以後雖不用上課，卻得回校鬧革命。本來一起上課的同學，這時也突然階級陣線分明。紅五類們趾高氣揚地站在教室中央，一邊是黑七類，低頭靠牆站立，聽他們訓話。另一邊是不紅不黑的中間份子，被賜坐。我家被抄以後，我自然就歸為黑七類了。
記得那天是班裡做好事，為附近中藥店糊紙袋。原來全班人完成的工作都要我們黑七類包干，還不准坐下，得站著干。我小時候雖然木訥，脾氣卻很犟。站了半天腿酸了，心裏不服氣，便不管三七二十一，拉來一把椅子坐下。這下子像捅了馬蜂窩，幾個紅五類衝上來，指著我鼻子破口大罵。兩個人把我拎起來，把椅子抽走，讓我重重摔在水門汀地上。
第二個星期，我生病沒去報到。後來聽說班上一位黑七類女生挨了打。這女生平時比較伶牙利齒，不知為什麼事和紅五類們爭論了幾句。班上一個留了三級、比我們足足高出一個頭、三代紅出身的男生，衝上去猛打她耳光不算，還解下身上皮帶使勁地抽。打得她又哭又叫跪著求饒，臉腫得像個大包子。一群人還跑到她家裡，又打又砸，把她那資本家的父親也教訓了一頓。當時我聽了心裏直發抖。要知道，一個星期以前，那男生沒在學校。否則的話，那被打的就不是她，而是我了。
第二天回校，女孩的臉還腫著。從此以後，黑七類的都老老實實，哪怕被指著鼻子嘲笑、臭罵，也沒有人再敢亂說亂動了。那一年，我們十二歲。
幾年以後，這位男生也去插隊了，聽說是去了黑龍江。我們，還有許許多多我們的同齡人，打過人的、被人打過的，後來都沒有逃脫那相同的命運。其實，在那場 「史無前例」的革命中，好多人自己前腳斗人、打人，後腳就被人斗、被人打了。施害者，往往也是受害者。好多人被斗被打，是因為鄰居告密、因為同事揭發、因為朋友出賣。人們由於平日的妒忌、嫌隙、宿仇，冤冤相報，互相殘殺。那個時候，多少夫妻反目，多少父子成仇，多少朋友變成陌路，又有多少人對別人的災難非但不同情，反而幸災樂禍、落井下石。
看過不少回憶文革的作品，小說、散文、回憶錄都有。多數是對那個時代的控訴，鮮有當年的參與者對自身的反省與懺悔。有時想，那個打過人的男生，現在也早已為人父了吧。不知他是否會告訴他女兒有關文革的事情？是否會想起，當年也曾有個女孩子，在他的皮帶下發過抖？當他在北大荒的冰天雪地裡感到失落、感到命運不公的時候，是否也曾有過哪怕一絲絲的悔恨？
文革那段歷史是不應該被忘記的。但我覺得，我們對文革的回顧，不應該僅僅只是對那個始作俑者和那個制度的控訴。當年在我們小學教室裡發生的那一幕，不過是那場人間浩劫的小而又小、極其微不足道的一個縮影。我並不恨那個男生，但也無法接受他當年的行為只不過是因為「受矇蔽」、因為「不成熟」的說法。那是一場全國人民都參與的運動，難道「全國人民」就不應該好好反省一下嗎？
我的同齡人一定都聽過許多「憶苦思甜」的報告。那些「血淚斑斑的控訴」，都是為了要我們「不忘階級苦，牢記血淚仇」，為了製造「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為了激起階級仇恨。於是，我們便在「階級敵人」面前泯滅掉了人性、麻木掉了良知、無視他們作為人的尊嚴、把他們看成豬狗不如。如果我當年不是黑七類而是紅五類，我會對那件事無動於衷嗎？我會在旁邊跟著起鬨嗎？我也會去參加斗人、打人嗎？我還真無法坦然地說出那個「不」字。
如果有朝一日，我們能夠全面地反省文革，其目的不應該只是為了對那個始作俑者和那個政權的控訴和清算。反省的目的，更應該是為了呼喚人性、為了喚起良知、為了重申人的尊嚴、為了提醒人們去愛重生命。如果不是這樣，對文革的反思又有什麼意義呢？
中國會有這麼一天嗎？我不知道。
比起許許多多其他的人，我們家當時是非常非常幸運的，沒有吃什麼皮肉之苦，也沒有家破人亡。只希望當年與我們同命運，或比我們更不幸、不幸得多的人，今天都已走出了那段往事的陰影，都已找到了自己生活和心靈的歸宿。
幾年前看到一本週佩紅的散文，也寫了她家文革的遭遇。裡面有一段話，看了很感動，便記住了：即使生命已因清醒而成熟而沈重，仍需有夢，有輕盈的小鳥在夢的枝頭鳴囀，有新鮮的露滴，將人生滋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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