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楊科長的冷眼審視下，我來回踱步，思想疾速地飛馳。然而那時頭腦並不混亂，反而條理越來越清晰，結論越來越肯定。我清楚地意識到，對目前的狀態需要做最壞的打算，必須正視這種可能，我最終也許會抵抗不住。對此需要事先知道可能帶來什麼後果？
我把可能遭受連累的線索逐一排列，從每條線索一步步往下推，連累可能延伸到多遠，會帶來多少傷害。一個代價的表格逐漸形成，一邊是一系列與我密切相關的人，他們或者受指控，或者被捕入獄，或者是斷送前程，而表格的另一邊，只有我一個。
怎麼來衡量這種代價？
其實不要說一系列，哪怕只有一個親近者陷入危難，問我是否願意交換，我也不會說不。記得早年一次和女友在黃土高原行車，卡車在冰雪路面爬坡時突然打滑溜車，我跳下車想找石頭擠住車輪，可是遍地只有黃土沒有石頭。卡車在光滑如鏡的路面上載著女友和司機滑向路邊幾十米的深溝。那時我閃出一個念頭－－只有腿可以代替石頭，一瞬間我真生出了把腿伸到車輪下的衝動，幸運的是卡車突然改變了下滑的方向，最終撞到了路另一側的土坡上停住。因此那閃念究竟只是個衝動還是真會成為行動也就沒能得到檢驗。但是現在可能墜下溝去的是一群人，不是因為冰雪路面，是因為我，我的衝動該是什麼呢？
我的確產生了衝動－－就是去死。
自殺！
只要我死了，所有的線索就會中斷，正在編織的羅網就會失去目標，指控和舉證就都無法進行，所有可能被我連累的人就都得到瞭解脫。以我一個人的死換取這樣的結果，值得不值得？
收支表顯示得非常清楚－－值得！
我要這樣做，當然並非完全是「獻身」，其中很大成分是為我自己。即使是現在，我也不能斷定哪一種成分佔的份額更大一些。我已經看到了自己的懦弱，即使不想正視也不可迴避。我無法克服失去自由的恐懼，因此就沒有戰勝對手的勇氣和信心。所謂最值得恐懼的就是恐懼本身，我那時最恐懼的的確就是我的恐懼。我恐懼自己會因為恐懼而成為「叛徒」，而且恐懼地相信自己逃不脫恐懼的結果。如果是那樣，即使換來了自由，那種自由也已腐爛變質。即使回到熟悉的世界，目睹朋友受我所累的結果，承受人人指著脊樑的屈辱，那樣的自由和生命又有什麼價值？
那種生，不如死。
我的內心卻是在向黑夜的星空軟弱地哀號，上帝啊，請給我勇氣吧！一些很小的聲音在表達另外的意見。有的提醒我，母親怎麼辦？她中年承受丈夫自殺，怎麼忍心老年又讓她承受兒子自殺？但那聲音很快被排除。只是為了不讓母親在晚年時光奔波新疆監獄承受「探視」之苦，我的一了百了對她也是一種仁慈。還有一個聲音在說，你的逐層遞選制呢？個人榮辱對歷史算得了什麼？如果你的目標是想影響歷史，個人即使受胯下之辱也是小事一樁。那聲音速度更快地被甩在一旁，一個人如果失去尊嚴，他也就失去了整個世界和歷史，他還有什麼資格去談改變世界和影響歷史呢？！
這時有辦案的人從外面回來，他們進了對面房間，把房門關上，也許是開始研究怎麼對我進行最後突破。這次可能是認為我就要繳械了，因此對我放鬆了警惕，沒有留人看守我。
這可是一個機會。我突然對執行剛剛的決定變得急不可待，心裏認定必須馬上就動手！現在回想，那種急迫感也是出於恐懼。從保證自殺成功的角度出發，最佳時機肯定不是當時，而是深夜。只消再挺幾個小時，深夜就會來臨，那時看守者落入夢鄉，從容一些，有足夠的時間做完足夠的事。然而我太害怕了，對自己完全失去了把握，我怕自己挺不到深夜，萬一在深夜來臨之前就被「突破」了呢？萬一對失去自由的恐懼戰勝了對成為叛徒的恐懼呢？那時再死就晚了，死也成了白死！你就連保持尊嚴的唯一手段都喪失了，而只能成為永恆的屈辱者！所以，要死就得馬上死，現在就死，才是死得及時，才能死得有價！
一旦橫下心，我感到激動，同時又升出些傷感。我知道一旦死了，我這些想法不會有任何人知道。對我的死，唯一說法只會是安全機構的解釋－－無疑是些最庸俗的故事，或是嚇破了膽自殺，或是怕間諜罪行暴露而畏罪自殺。人們開始還會議論一下，很快就會忘掉，這樣的人不值得記憶。我把目光看向虛空，從來沒有像那一刻那樣感到一直信奉的唯物主義多麼無所依托，也從來沒有像那一刻那樣希望宇宙中真有一個萬能的神存在並且主宰。我盼望神無所不在的眼睛此刻正在看著我，神能知道我這樣選擇是為了什麼，而且能把對我的理解溶進他的慈悲，溶入宇宙的永恆。
我本來還有寫下一點什麼的願望，實在不甘心這樣無聲無息地離開世界。可是轉念又覺得顧不上了，必須爭分奪秒，否則一旦他們出來，就有完不成死的可能。我先把平時從不允許關的房門關上，把插在門外鎖孔裡的鑰匙拔下，再從裡面鎖上門，那樣即便他們發現，打開門也得多費一些時間。以我的死法，多那點時間可能就夠了。
我找出平時不太戴的近視鏡，掰下一個鏡片，精心地放在腳下，用恰到好處的力量踩破。對比兩塊玻璃殘片，我選出了大小、刃口都更合適的一塊。然後用手指壓脖子左側，我知道那裡應該有一根動脈，只要把它割斷，幾分鐘內體內的血就可以一噴而光。然而平時對此只有一個概念，真到找的時候卻怎麼也摸不到應該存在的動脈跳動。不過我很快就放棄了尋找，頂多割的距離長一些，總會割得到動脈。
我留了比較大的余量開始動手，第一下玻璃沒有扎進去，力量不夠。第二下用的是猛勁，皮膚很輕易就被扎破，玻璃片插進脖子裡面。手指碰到了翻開的皮膚，感覺到溫熱的血湧出。那時沒有疼痛的感覺，好像割的不是我自己，是在給別人做手術。好，需要開始橫向移動，去割動脈。一方面頭腦異常清醒，如同工程師在進行技術操作，同時眼前開始出現幻覺，似乎看見父親正在向我召喚。父親死於文革，被定為自殺，一直有人為他辯護說是被殺，但我完全相信父親有可能會在那黑暗的年代選擇自殺。世上的生物只有人會自殺，因為只有人會追求活的尊嚴。從這個角度看，自殺不是恥辱，而是人性的光榮！
正在這時，房門轟然洞開。開車的祁師傅瞪大眼睛一步跨進。後來我一直想不明白，當時他為什麼沒有遇到門鎖的障礙？我清清楚楚記得鎖上了門，怎麼會被他一推就開。只要他再晚進來一秒鐘，我的整個操作就會如期完成，因為只要割斷了動脈，即使他們在最短時間內把我送進醫院，我身體裡的血也會早流得一滴不剩。我想像我那時的模樣肯定嚇著了祁師傅，他驚悸地問我在做什麼，我一邊向他微笑，一邊用玻璃片的刃口加快去割脖子裡面的血脈。他狂叫著撲上來抓我的手，其他人也都隨之衝過來撲向我。我馬上就被壓倒在下面。那時天旋地轉，宇宙的能量在一齊爆炸。我喊叫「我不做一攤狗屎活著」！那話是想給世界留下一個聲音，也可以算作理智層面的最後一步操作。然而我的內心卻是在向黑夜的星空軟弱地哀號，上帝啊，請給我勇氣吧！
(16)：在醫院
據說我只割斷了靜脈，離動脈還差一點點距離，因此失掉的血可能不是很多。對於我拒絕輸血，醫生也沒有堅持。我被送進醫院裡急救後，新疆安全廳來了很多人。審訊時一直躲在幕後的那位維吾爾族處長（無意中被我看見一次）這回也走到了前臺，對我表現得關懷備至。還有更為神秘的人，帶著遮住大半個臉的口罩過來看我，再無聲無語地消失。
我親切地感受著醫院那種人間氣氛。一位女醫生的臂膀讓我覺得無限溫柔，她托著我的頭為我上藥。不知為何讓我想起在德國見過的訓鷹姑娘。鷹站在姑娘的手臂上是不是也能感受這種溫柔？醫院使我徹底放鬆，感到安全，因為醫院裡不再會有審訊，我也無需再經受擔心成為叛徒的恐懼。聽到醫生對楊科長說我至少要住一個星期才能出院，我心裏甚至浮出了感激的喜悅。
我被安排住進一個所謂的高幹病房。便衣警察們四人一班輪換看守我，防止我再次自殺。其實沒有必要，只要我不是感到時間那樣緊迫，怎麼肯付出生命的代價？住院使我獲得了一個寶貴的緩衝時間。面對接連不斷的審訊，被審問者最缺乏的就是時間，因為想出一套能夠應對審訊的說法不可能就事論事，必須有全盤斟酌和整體思考。審訊者正是出於這一點才總是在開始階段進行密集轟炸式的審問，讓被審者沒有時間思考整體性的自圓其說。而針對每個具體問題的隱瞞，一定會在不同問題之間的相互印證中顯出漏洞和破綻，只要審問者不斷對那些漏洞與破綻發起進攻，被審者就會認識到靠編造難以過關，從而失去抵抗意志，最終全盤招供－－那就是審訊者所稱的心理防線崩潰。他們追求的就是這個效果。
我就是因為害怕心理防線可能發生崩潰而決定自殺的。自殺雖然未成，卻給了我加固心理防線的時間。住院時，每天從早到晚，我得以從容地疏理思路，看著天花板一點一點地回憶、思考和編織。我要織出一張無懈可擊的網，沒有任何破綻，經得起任何審問，既能開脫我自己，又能不連累任何人。做到這一點，我就可以獲得信心，就能同時對付恐懼失去自由和恐懼成為叛徒的雙重恐懼，也就沒有了再自殺的必要。
這是一種鬥爭，我在頭腦中反覆模擬可能進行的審問，所有的角度，每一步挑剔和對最小細節的求證都不能忽略。我動用全部智力想像審訊者可能對我施展的各種手段，我必須在那些手段面前能做到左右逢源，經得住考驗而不被擊破。那是一種非常繁重的智力工作，需要一次又一次推倒重來，往往在好不容易編織起一片時，一個細節的無法銜接就導致前功盡棄。這種龐大的工程常常讓我感到疲憊不堪，有時甚至對能不能做成產生懷疑。
自殺使我得到了緩衝時間，不過那也使我在審訊者心目中加深了可疑。如果不是有什麼重大隱情，我為什麼要選擇自殺？因此得到緩衝的同時也增加了我需要面對的壓力。我要給他們一個為何自殺的解釋解除他們的懷疑。於是我告訴他們那是因為我的心理髮生了崩潰。這種解釋沒有錯，如果我的心理堅強，就沒有必要用自殺的方式躲避心理崩潰，因此這種懼怕崩潰本身也應該算是一種崩潰。不過我還是要給他們一些「導向」，讓他們感覺我有文人的懦弱和神經質，情緒容易失控，這樣可以比較容易地解釋自殺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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