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尷尬群體中的一個
父親週一良二零零一年十月二十三日去世，享年八十八，當屬高齡。遺憾的是他未能把想說的話全部形諸文字。
父親對子女隨和，不像母親有時不嚴自威。但他少與子女談心。以我觀察，他有兩批較能推心置腹的朋友。一是留學哈佛的「學友」，青年學子在異國共度寒窗，鑄就友誼。二是文化革命中因「反聶（元梓）」而同被關押毆打，和因「梁效」而同被禁閉整肅的「難友」。學人罹難共度鐵窗，遂成莫逆。我自己成年後很少與父親深談，直到年逾不惑，發現自己青少年時是在謊言包圍中渡過，才有意識地找父親交流，並探索他這一代知識份子的思想變革。
父親是一個企業世家兼文化世家的長子，家教是忠恕之道和謹言慎行。少年青年時潛心文史，所在學科前輩和同儕對他頗為看好。如果他能按自選方向走下去，學術上當有可觀成就。然而他生不逢時，在中年以後被社會環境壓倒，奉領袖為神明，把改造思想以達到領袖要求當作高於學術甚至家庭的終極目標。每當他未泯的人性和常識與領袖的方針衝突，他都認為人性和常識是自己未改造好的表現，「改造思想」成為他永遠追求也永遠達不到的目標，而他從不懷疑 「神」即領袖是否有什麼不對。直到被領袖的黨招進「梁效」寫作班子，又被同一個黨定為反黨反領袖而予以整肅，才開始反思。他噩夢醒來，已是暮年。學術黃金時代早已過去。他還能作的，是把自己的經歷和教訓形諸文字，使後人能以史為鑒。
喪事完畢，我即為生計奔走南京等地，閑暇時縈繞腦際的常是父親未說完的話，還有他後半生的經歷。在津浦線上，玄武湖畔，我搜索久遠的記憶，寫下了我能想起的代表父親思想變化的點點滴滴。
一九四六年，父母結束了八年美國留學生活，攜帶一歲多的我先乘火車後轉運兵船回國。像他們的同輩學子一樣，父母親「學成回國」的民族意識和「服務派出單位」的道義責任感很強，與三十年後我這一代留學生的精神狀態實不可同日而語，再加上即將見到被抗日戰爭阻隔多年的長輩親友，父母十分振奮，忘卻了寒窗苦讀和育兒做工的疲勞。我當時剛剛學步，白天父母不得不牽著我四處走，晚上我又經常哭鬧，驚擾四鄰。惹得同行美國旅客不斷打來電話抗議。母多次道歉後終於耐不住說「你也曾經是一歲孩子來著！」四鄰遂不再抱怨。父親曾在我當時相片的背面寫道「這孩子十分累人」。留學生們在太平洋上顛簸數週後安抵國門。父親依約回派出單位燕京大學任教，一九四七年轉往清華，在那裡渡過了中國大陸政權易手前的三年。
那時大學是國共軍事廝殺之外的另一戰場，中共地下黨極為活躍。父親對國民黨失望，對中共因不瞭解而抱有希望，所以參加了一些中共發起的反蔣活動，也在家中為中共組織的學生護校巡邏隊提供過飲食。父親有請來客簽名的習慣，他的簽名簿上有從學界聞人胡適到日後位居要津的艾知生、朱鎔基的各色人等。中共地下黨以師生伙食問題發動反蔣反美簽名和遊行，聲勢浩大。我問過父親當時校內師生營養是否壞到十多年以後中共治下餓殍千萬的程度，他如實說當然沒有。我也向當時在校學生求證過，答案是當時學生食堂粗糧青菜管夠，所以學生是吃飽之後上街遊行反飢餓的，國民黨並未因此開槍。對於轟動一時的美軍強姦北大女生事件，父親採取了自由主義知識份子胡適等人的客觀態度，沒有聽信中共的炒作。我見到他日記中記下的國民黨警察認為有傷風化要將該女生和美軍驅離東單廣場的經過，以及他和同事對此事的談論。
國人在一九四九年不明智的選擇，成就了領袖毛澤東的皇帝夢。父親這一代知識份子中，當時對中共有清醒認識，並有條件離開大陸的是少數。多數人懷著期盼和興奮或者不安與無奈的心情留了下來，渾然不知領袖懷著早年報考北大落榜的嫉恨和意識形態的偏見將在以後幾十年如何收拾他們。當時的傑出政論家儲安平，曾提醒國人民主在國民黨統治下是多和少，在共產黨統治下是有和無的問題。但他自己也留了下來，何況父親這種不喑政治的學人。
一九五零年，父親隨北大、清華等校師生去四川眉縣參加土改。這些知識份子參與了無償剝奪合法擁有田產者，有的甚至目睹了槍決自食其力者，死刑的罪名就是合法擁有田產。領袖以殺人立威，也提示了知識份子未來的命運。有產即有罪的「原罪」觀念，不久就發展到有知識也有罪，並在以後幾十年禁錮父親的思想。知識份子們在「鬥地主」時沒有想到農村擁有財產者的今天就是城市擁有知識者的明天。
數月之後，有各種具體名目的知識份子思想改造運動果然開始。父親的前輩同輩學人中，不乏有獨立人格和深厚學養的自由主義知識份子，他們多年來對執政的國民黨監督批評，克盡言責，被時仍在野的領袖引為戰友與同路人，以助其取蔣介石而代之的大業。曾幾何時，領袖登基，這同一批學人天真地以為新政府會像國民黨一樣容忍他們指摘自己的缺失。豈知領袖以思想改造大棒劈頭打下，學人面臨在國民黨時代未見的高壓，他們後半生到死都作不完的檢討就此開始。知識份子有知識，必是剝削工農得以上學而來，所以有知識就有罪，如再對領袖和當局不敬，則罪上加罪。中央、各省市和學校報刊連篇累牘登載全國、各省市和學校知名學者的文章發言，內容除自我批判外全無他物。據父親當時的學生介紹，清華當局將知識份子按左中右排隊，父親年輕，被認為歷史清白。同時父親所在清華歷史系有比父親資深的聶崇歧教授、父親在哈佛的齊思和學長等，他們在內戰後期曾為保存國家元氣和減少人民苦難而呼籲和平，為當時打內戰正打得順手的領袖所不喜，或曾在玩笑時對領袖不恭，而被重點拘禁批鬥。有他們首當其衝，父親被劃為團結使用對象。
傳記「歷劫終教志不灰」，記錄了父親的老師顧頡剛老先生白天開會被迫辱人自辱，晚上悲憤委屈痛不欲生的經歷。父親的回憶中對這一時期只以一句帶過。我再三問他，他說已不復記憶。這是因為他已帶上「原罪」的緊箍咒，認為領袖這樣處置知識份子理所當然，加之自己當時過關也相對輕鬆，所以未留深刻印象。
當局在思想改造運動之後趁熱打鐵，開始了貽害科學教育幾十年的院系調整。國民黨時代行之有效的院校系科設置，被強制解散，按照蘇聯模式重新組合。父親此時被分到北大歷史系任教研室主任。
在院系調整中人文學科受害遠大於理工學科，許多人文專業如心理學，社會學從此被降級或取消。原長北大歷史系的著名史學家鄭天挺，一九四九年受胡適委託和哲學家湯用彤共同在新政權下照看北大，此時鄭被遣送天津，以便給中共黨內歷史學家翦伯讚讓出歷史系主任位子。我家在北大的鄰居周先庚教授，三十年代在斯丹福大學獲心理學博士學位。父親說他聰明過人，但終其一生，他未能施展才學。在西南聯大研究勞工問題卓有建樹並留學美國的社會學家史國衡教授，被分發到清華圖書館，從此告別社會學。
一九五六年初，高教部為當局的全國知識份子問題會議準備了關於北京大學的調查報告，報告中提到父親一類人時說他們「受舊社會影響較小，解放後接收新鮮事物較快，政治思想進步較大……這種人對馬列主義理論與蘇聯先進經驗是積極學習，對學術思想批判也是較自覺的參加的。一般都比較年輕，與黨團員，青年助教有較密切的關係，有入黨的要求，有些也可作為培養對象。有些雖學術地位不夠高，但有發展前途，如陳閱增，週一良等。」報告的調子是，比父親年長的知識份子大約只能當作批判對象，父親這個年齡組尚可利用。父親獲得當局這一好評，原因之一是一九五五年寫了批判胡適的文章。胡適是父親在一九三零和一九四零年代尊敬的師長，兩人在中國和美國都有過相當深入的學術交往。現在既然領袖要批判胡適，父親當然應命上陣。雖然過去和胡先生相熟，但那時胡已不在大陸，無需面對，父親心理上尚能承受，但他沒有想到事隔半個世紀自己對此會十分悔恨。而且不久之後，領袖就要他面對面批判每日朝夕相處的同事和學生。
父親在一九五六年被當局接受入黨，並由教研室主任提升為歷史系副主任。父親的這段好日子過了不到一年，中國知識份子就再次大難臨頭。一九五七年，領袖發動整風反右，先誘人發言，再以言定罪。全國幾十萬人被戴帽子，妻離子散甚至家破人亡的慘劇四處上演。父親在清華的好友丁則良教授此時已調去長春東北人民大學歷史系任教，隸屬中共黨內史學家呂振羽領導。呂以自己著作請丁指正。丁如有心機，自當捧場幾句交差。但丁是樸實學者，認真研讀之後寫下多條意見，致呂不悅。反右風起時丁正出國開會，呂將丁缺席定成莫須有三人反黨集團之一。丁返國抵京，聞訊如雷轟頂。丁伯母擔心丈夫出事，從長春趕來北京終日陪伴，丁伯伯明白自己已無出路，也為減輕家人將受的牽連，表面不動聲色，每天象他人一樣看大字報，暗中寫好遺言，終於找機會躲開親人朋友在北大投湖。當時我讀初一，一天，母親告訴我丁伯伯在未名湖淹死了，看著母親一臉少見的焦灼和緊張，我問湖水不過腰怎麼能淹死，母親說丁伯伯抓緊水草把頭埋進泥裡，是自殺。父親不但不能為丁辯誣，還須參加會議批判老友，他發言批判丁伯伯是「辜負了黨的培養重用」，以為調子已經夠高，不料接著發言的陳慶華更加凶猛：「這種人活著也起不了好作用！」父親才知道自己的表現還沒滿足要求。其實丁與陳私交不錯，丁自沉之前寫下留言給陳說「我已劃右派，與你只能來生再見」。陳知道如要自保必須以高於所有人的調子批丁。父親繞丁伯伯棺木以告別，並將丁遺書長置案頭。我愛翻看父母案頭文字，所以記住了遺書頭一句話：「我出此下策，是因為實在記不起自己所說過的話……。」丁伯伯鳴放整風時人在國外，沒有機會說任何話，當然無從記起。可是當局從日常談話中隨意羅織幾句，說你說了，你就是說了。欲加之罪，何患無詞。
喪夫失怙只是丁伯母和子女噩運的開始。隨後他們被逐出學校，遷離長春，剝奪受教育權利，似將永難翻身。但丁伯母堅韌不拔，獨力養活全家。丁伯伯的弟弟在各種大小會議發言一次次批判冤死的兄長，換取自己的生存，也得以在以後數十年中每月能從微薄工資中擠出十元接濟孤兒寡母。丁伯伯的子女也都自學不輟。當領袖晏駕，壓了右派子女二十年的巨石終於鬆動時，丁家子女全都考取學校，成為專業人才。兩個兒子留學後在美任教，一人並受聘回北大講學，得以憑弔丁伯伯自沉地點，並與父親暢談。父親去世後，他在信中對我說，我們兩人的父親這一代學人，無論怎樣改造自己，均不能被領袖和當局接受，誠為「百般委曲，無以求全」。
反右的利刃，也傷及父親的親屬。我的兩位姑父，一是詩人兼翻譯家，因參加杜聿明滇緬抗日遠征軍的經歷被整；一是建築設計師，以言論獲罪，牽連我的姑母和表弟妹們。我母親行事說話都是非份明，不隱瞞自己觀點，因此開罪本單位領導。反右以後，母親在思想教育活動中向單位領導匯報思想，提到寫信動員父親在美國大學任教的弟弟回國，用了諺語「金窩銀窩不如自己的狗窩」。單位領導認為母親「誣蔑社會主義祖國是狗窩」，羅織罪名進行批判，並準備了右派和漏網右派之類帽子。母親滿腹委屈回家，父親不予安慰，反而嚴守官方立場，母親不堪內外受敵，與父親關起門來爭吵。我聽到母親說「我也一頭紮未名湖算了」，感到緊張，想問個究竟。但父母對子女守口如瓶。後來案子被「甄別」平反，母親告訴了我，父親仍隻字不提。我聞此事甚為不平，對高中班級團幹部評論說，有黨如此，這個團我不入也罷，或者入三青團也行。團幹部大駭，我因此到高中畢業也不曾入團。母親是中文專修班對外漢語教學骨幹，黨內領導郭良夫奉上意組織編寫中國第一本對外漢語教科書，以向世界吹噓領袖，推銷主義，輸出革命。母親承擔了主要工作量，頂著政治罪名的壓力，夜以繼日，嘔心瀝血，完成了這本在國內外影響深遠的拓荒之作。到一九六零年教科書出版，母親姓名不見於書頁，人也被逐出她熱愛和擅長的對外漢語教學崗位。二十年後，郭某人自傳中倒把該書列為自己著作。當局如果需要學人的知識和腦力，就擠盡榨干，然後常常鳥盡弓藏，母親即為一例。
父親本人歷經反右的血雨腥風而得全身而退，但目睹老友屈死，妹夫中箭，自己妻子橫遭批判，當然意識到不為領袖所喜的下場之慘。如果自己因一句話、一行字肇禍，家中子女和殘廢的岳母生活將立成問題。因此他在原有的謹言慎行之外，又修改了寫日記的方式。一九四九年以前，他每每寫下自己和友人對時政的看法，反右以後的日記則只是何時何地開什麼會的豆腐賬，再無表達思想的文字。正如我一個叔叔當時告誡我所說的：「文字的東西最要不得」，因為那是一個沒有隱私權而盛行文字獄的時代。
知識份子們儘管被領袖剝奪了說實話的權利，甚至不違心說話的權利，畢竟有些學人不甘心交出僅存的記下自己思想的自由。父親的老師顧頡剛、老友譚其驤都有記載自己思想感情的日記傳世。他們的後人和學生得以據之寫出生動翔實的傳記。父親的老友吳於僅，白天受批判，晚上寫日記還有興致吟詩填詞，調侃時事。多年以後，我在吳伯伯長子處見到這些珍本，很佩服他的膽氣與才華。我們的父輩學人寫下他們的日記時，我們尚在稚齡，無法讀懂。現在我們心智成熟，有興趣探索長輩幾十年來心路歷程。如能與父親促膝共讀日記，回憶討論，該是何等樂事。即使長輩已故，我們有日記捧讀，能穿透歷史的煙塵，品味上一代學人經歷的苦辣酸咸，也是極有意義的。可惜父親沒給我們留下這扇心靈的窗戶。
一九五七年以前，中國社會人際關係，尤其是知識份子，學校師生的人際關係正常，人們遠不像反右以後那樣互相戒備。父親同事中一青年女教師因戀愛不順利而宣布獨身，父親為此找她談話開導。父親對學生高標準要求，不輕易表揚。學生問父親解放前後學生質量如何，父親也實話實說「解放後質量當然不如解放前」。反右徹底改變了人際關係，迫使父親大力提升「黨性」，壓抑人性。歷史系當局按照領袖旨意對知識份子批判整肅，需要既緊跟領袖又有學術水平的所謂「又紅又專」者來打頭陣，因為「紅」、「專」二者缺一，火力便嫌不足。父親符合此二條件，成為「組織」的過河卒子。他聲色俱厲地主持會議批判他賞識的右派學生夏應元，說夏「辜負了我的希望」。他批判編寫「北京史」的同事，說商鴻逵教授是「黃色文人」，袁良義老師「政治上從無要求」。歷史系學生張勝建曾被錯劃成反革命，分配時學非所用，回校請父親幫助解決專業對口問題，父親不予幫助，而且對張以「大道理」說教。
原載《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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