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的民主化基本上是成功的。就各種民主定義看，臺灣都是已經完成民主轉型的政治共同體。臺灣的民主轉型基本上已經鞏固，因為衝突中的主要力量都在民主政體的規則程序中尋求解決問題的方案和出路。即使各種勢力中有人想以陰謀和暴力突破現有憲政框架謀求自己的利益，至少在目前他們無法得到人民的支持。臺灣民主化的成就與臺灣威權政體後期朝野各種力量的努力分不開。民進黨固然是推動轉型的主要動力，國民黨從蔣經國執政後期到李登輝和連戰原意接受民主化也為這一轉型的成功做出貢獻；從中國政治傳統看，威權時期的執政力量能夠這樣抉擇尤其難能可貴。
有人以民主化中出現經濟停滯、族群矛盾、政治腐敗、去中國化以及台獨等否定臺灣民主化，這是誤以為民主化是可以解決一切問題的靈丹妙藥。其實，民主轉型並不保證某項具體措施或政治經濟社會的成就，只是為全社會各種力量通過和平討論和公開競爭的方式解決問題搭一個平臺；至於在這個平台上哪支力量站上風、那種政策方案被社會接受、以及最後的整體政治社會經濟後果是什麼，都是各種力量在宏觀國際、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情勢中和微觀角逐格局中戰略互動的結果，具有極大的不確定性。民主政體不允諾最好的結果出現，甚至不保證不出現壞結果。許多後果是宏觀情勢決定的，不是當時的力量能夠影響其結果。還有些壞結果出現是由於各種力量互動的結果，也許在其他政體例如轉型前政體中不會出現，但那也是人民選擇的結果。民主政體不保證不犯錯誤，只是保證避免這種不公正的情形出現：少數人做出錯誤決定，然後通過欺騙和鎮壓強迫全社會接受，最後由全社會承擔慘烈後果，少數權勢者反而繼續享受權力和利益。當然，民主政體中也會有欺騙，但在一個有獨立媒體監督、有競爭力量揭短、有獨立司法機構核查的自由社會中，這種欺騙更可能被揭穿和制止並讓欺騙者受到報應和懲處。另一種可能的情形是，在現實中，人們本來就對某個政治社會現實有不同看法，我們不能替代臺灣人民決定什麼後果更符合他們的意願和利益。更多的情形是，各種方案有利有弊，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取捨標準排序會選擇不同的方案，民主政體保證的是經由一個事先約定的程序決定其中一種方案或一種妥協折衷方案被接受。
一個大陸人，很容易出於對臺灣島內獨立勢力借民主平臺發展而否定臺灣民主化的成就。客觀地說，臺灣經濟上的挫折更是國際大背景的後果。在這方面，臺灣島對外依賴太強，沒有選擇餘地。民進黨的去中國化的態度確實妨礙了兩岸經濟交流來緩解臺灣經濟的痛苦或推遲經濟轉機，但兩岸經濟交流更可能使經營者收益，臺灣本島的經濟受益多少是未知數；因為這也許不會導致市場擴張而是造成資金和人才進一步外流。在臺灣對大陸的比較經濟優勢越來越小的情形下，兩岸經貿的自由化可能會短期內惡化經濟情勢。
大陸人最痛恨的台獨勢力的發展更不是民主化的惡劣後果。從臺灣人的角度看，政權乃至文化和教育的發展的本土化取向是好事，不是壞事。即使大陸人認為是壞事，這也是威權政體的後果。瞭解台獨的歷史根源的人都知道，臺灣人民在二次大戰結束時，還歡呼慶幸回歸中國。然而，威權政體的失敗和鎮壓使得臺灣本土精英開始渴望擺脫外來政權，建立一個由臺灣人自己當家作主的民主政權。70年底後期，蔣經國試圖以國民黨本土化來應對台獨，但政體的威權性質使其在島內外難以扭轉反對力量在青年人中的發展勢頭。如果繼續鎮壓，只能使國民黨及其臺灣政權在島內外徹底喪失人心。蔣經國最後啟動民主化改革事實上在國際上挽救了臺灣。大陸的非民主政體使臺灣人心離大陸越來越遠。經濟和文化的去中國化政治干預顯然是背離自由主義原則的，但究其情感根源卻是國共兩朝的非民主政體造成的。只有大陸民主化，才能化解臺灣人民的去中國化的情感根源，為中國的統一創造必要的條件。如果大陸與臺灣的政體落差繼續維持下去，那麼僅僅政體落差就可以成為台獨的足夠的基礎。美國從英國中獨立出去就是先例。
當然，即使是從臺灣人的角度看，民主化不是沒有問題。我認為，這才是大陸人應當關心臺灣正在進行的民主化進程的真正應有的視野。畢竟，我們選擇或不選擇民主化是為我們自己能更安全和更好地生活，而不是為臺灣，也不是為西方。民主化確實有其問題和風險；在民主化平台上的公眾集體決策也有可能犯錯誤。首先，即使一個鞏固了的民主政體仍然可能會再度被推翻。在第一次和第二次民主化浪潮中都出現過國際範圍的顛覆民主化的反動回潮。在臺灣目前的政局中，我們也可以發現這樣的政治領袖，他們在情感上很容易因為自己的政治利益的得失變得厭惡民主政體。採取小動作和陰謀違背民主政體的公正遊戲規則。藍綠兩大陣營中都有這樣的人。當然，這樣的領袖能否有機會成功，還要看臺灣公民的政體素質和心態是否支持他們。而這又與臺灣的內政外交的大環境有關。持續惡化的內政外交環境容易導致兩極化的激進主義、違法的暴力文化以及尋找替罪羊的心態的膨脹，這可能會顛覆已有的民主制度。第二，民主化常常與其他政治價值有衝突；尤其在一個不大的政治共同體中，民粹主義很容易假借民主名義在少數煽動家的蠱惑下挾制所有追求執政的政治勢力捲入某種狂熱，顛覆相互制衡的憲政結構，大規模將政治反對力量打入敵人範疇加以政治迫害，以公眾利益和國家安全為名侵害個人的自由權利。這是面臨法國大革命時英國人的主要擔心，是美國制憲建國時聯邦黨人的擔心之一，是面臨俄國十月革命後社會主義挑戰時的西方世界的擔心。這方面，臺灣也表現出令人憂慮的一面。我認為，民進黨在由反對黨向執政黨轉變的重要任務之一是節制民粹主義的情緒，建立在國家憲政結構中負責、理性、審慎和明智行為的心態和形象。否則，不僅臺灣民主制度難以穩定，而且國際上會對臺灣不放心。最近藍綠衝突中民進黨表現出的克制，應當是可喜的進展。第三，即使民主化建立了自由的公共討論和民主選舉的政治平臺，仍然不能確保這一程序的後果符合所有參與者認同的好的選擇。囚犯困境表明，在某些局勢中，每個參與者追求最大利益或避免傷害風險而理性互動時，會導致整體上誰都不喜歡的結局。在另一些格局中，欺騙和小人就像劣幣驅逐良幣一樣能夠將誠實和君子置於政治上的死地。阿羅不可能定理則甚至表明，一般的自由主義原則在某些情形中不能產生公共決策。這些抽象的理論模式可以解釋自由民主政治中的許多過失和荒唐，包括臺灣的現實政治衝突。一些追求民主自由一生、甚至付出極大代價的政治人物，最後會玩弄陰謀；競爭的雙方都違背初衷為情勢裹脅進對雙方傷害都很大的惡性衝突中不能自拔。由此的結論不應當是放棄民主政體，像霍布士、納粹上臺前後德國知識精英以及中國的新保守主義那樣認為。也不應當簡單地對玩家進行道義譴責、從而試圖以輿論壓力約束他們，因為玩家是理性追求自己的利益，是民主自由政治允許和鼓勵的心態文化。真正的解決方案是合理設計制度和安排遊戲規則，使得理性行事者追求自己的利益做出選擇時，所有參與者互動的結果符合社會公眾利益。這樣的思考正是自由主義在經歷挫折和磨難後重新復興的出發點，即新制度主義的出發點。目前比較政治的中心之一，就是通過定量分析，確定各種制度安排的政治效果。中國的自由主義者應當利用這些理論和成果來尋求民主化進程中的實際政治困境的解決方案，而不應簡單地比較穩定良好運行的自由民主政體和失敗惡劣的專制政體並迴避自由民主化進程中的挑戰性問題。臺灣民主化在這方面為我們提供了實際的案例。
臺灣大選中的另一個刺激大陸公眾興趣和情感的話題是台獨挑戰大陸底線引發的台海局勢緊張。我認為，其後果不確定，最後結果取決於大陸臺灣的角逐和美國的干預。
在臺灣海峽兩岸的衝突中，大陸和臺灣都不應有對對方有不切實際的幻想。大陸容易認為，台獨是少數人煽動欺騙臺灣人民的結果，而不是臺灣人民在自由討論的空間中的選擇。臺灣則容易以為，大陸對台獨的打壓是共產黨威權政體的決策，而不是大陸主流民意。事實上，亨廷頓早就說過，自現代國際關係形成開始，國家之間的戰爭就是人民之間的戰爭，包括意識形態和宗教之間的衝突。大陸與臺灣對立的真正困境是，臺灣人民的主流民意是建立擁有自己的立法、軍隊和外交主權的獨立國家；雖然這個國家是否是中國文化中的仍有爭論；藍營和綠營主要爭論是安全和理念哪個更優先。而大陸的主流民意決不容許臺灣獨立；即使與美國開戰並且經濟受影響，也要武力制止台獨。因此，任何準備臺灣獨立或中國統一的力量都必須準備兩岸人民之間有一場戰爭。在這場衝突中，看不到最後的勝利者。臺灣幾乎沒有可能摧毀大陸，也很難在國際空間爭取到獨立國家所有的資格，但大陸也無法通過武力徹底征服臺灣人心、從而島內陷於長期戰爭的泥淖中，國際上被廣泛譴責。海峽兩岸在統獨問題上暴發戰爭對兩岸的後果都是災難性的。因此，台獨與武統者都不要沈迷在自說自話的思路中，而必須在道義優劣和利害得失的理性衡量分析後再下決心。
美國態度是重要的，但既不確定，也不是關鍵因素。事實上，美國沒有足夠堅強的意願和實力長期維持武力衝突下的臺灣海峽的和平格局。沒有堅強的意願，是因為東亞不是美國戰略的重點。美國的國家利益不需要根本改變這裡的政治現實；美國還需要中國在東亞和世界範圍內與其合作解決美國最頭疼的問題。而缺乏實力不是說美國沒有擺平中國的軍事力量，而是在中國台海戰爭能力迅速膨脹的情形下，美國不會持續投入足夠資源去維持一個不是他的致命利益的格局。然而，美國是複雜的；美國有極其現實的強大的工商界，有精心計算美國利益的戰略諮詢界，有均衡關注美國全球責任和局勢的職業外交界，有長期孤立於世外的民意傳統，這些會使美國在台海衝突中避免付出代價。但美國也有強大的宗教保守勢力，有意識形態強烈的政治保守勢力，有維持正義和民主自由價值的民意基礎，這些又都使美國不會置身台海衝突的事外。美國介入，不會因為遏制一個強大的中國的崛起，因為美國主流並不認為中國會在可以預期的時間內成為與美國可以爭鋒強大實力，何況美國戰略界佔主導地位的經典現實主義和傳統地緣政治思想允許在大的區域實力中心有自己的附屬勢力範圍以為其安全屏障；美國更多的是與這些區域實力中心合作維持全球安全格局。但這些一般的概括性看法並不能完全決定美國在現實中的選擇；衝突暴發時美國主要執政者的國內政治境遇、美國在世界政治中的處境、美國當時的主流意識形態和政治情感，以及台海衝突爆發時的具體情勢，都更可能決定美國是否介入和以什麼方式介入。今天美國的強力承諾並不表明一定介入，而是試圖以威攝方式阻止衝突發生。但顯然是錯估衝突來源。美國公眾心中的一般看法是，只要海峽兩岸有破壞現狀的衝突，一定是專制大陸以大壓小，不可能是民主臺灣以小犯大，因為這太不合乎情理；此外，美國公眾並不關心美國的國家利益和全球戰略格局需要大陸的配合和支持。這也是美國在野政治家的一般意識。因此，在他們進入決策前，總是強硬地威嚇公開大陸。然而，當他們執政後再一場危機中發現臺灣可能是突破現狀的一方時，往往會淡化強硬的武力介入姿態，改為更為精緻的外交遊戲。在試圖以保全大陸的體面的方式說服大陸避免武力的同時，強力壓制臺灣接受現狀。此時，美國對大陸會更禮貌尊重，但對臺灣會更粗魯無情。克林頓和小布希都是這樣過來的。在對美國的估計中，大陸不應當認為美國對台海事務的干預是阻止中國走向強大；這不是說沒有美國人這樣想，而是說，美國主流民意介入台海事務以及變化原因不是為阻止大陸強大。臺灣也不要以美國人對民主自由的價值體認而認定美國一定武力制止大陸對臺灣的軍事進攻；美國從來沒有意願以武力方式將世界改變為美國決定一切的民主自由的一統天下。美國的現實主義戰略思想、地緣政治戰略思想以及對自己國家利益的界定，都使得他們在台海衝突中不是任何一方的可靠的靠山。
我個人認為，台海和平在可以預期的時間內會一直有驚無險地維持下去。因為大陸並沒有統一的願望，只想維持一個可以自說自話地維持一個中國政策的體面。只要國際社會繼續事實上承認大陸是包括臺灣在內的一個中國的代表，也就是說，在沒有大陸同意的情況下，以主權國家作為資格才能加入的國際組織和活動不吸收臺灣參加，只要臺灣不明顯突破底線，大陸就可以繼續維持這樣的體面。臺灣同樣缺乏足夠的政治支持去突破大陸底線。臺灣到內多數公眾期望和平，不希望戰爭；雖然短期內可以將一些衝突解釋為臺灣維護自己的尊嚴從而獲得南部選民的支持，但是同時激怒大陸和美國的做法很難持續獲得臺灣多數中間選民的支持。在一個小的自由民主的政治共同體和一個小的市場資本主義的開放經濟中，任何內部和外部的衝擊對於執政者的政治生命都是難以承受的打擊。美國在90年代中期以來的歷次台海危機中已經逐漸明確冷戰後美國在台海衝突中的底線、姿態和操作機制。這就是堅決維持現狀，對大陸是保全其體面的同時以實力脅迫制止武力犯臺，對臺灣則採取各種手段控制和打擊美國甚至大陸認定的出格行為。這樣的和平並沒有可靠的基礎，而且是動態平衡。但這是三方都可以接受的現實。從長遠看，台海前景恐怕要到新的國際體系形成、其中主權國家沒有那麼重要了才會有真正的解，或者又發生席捲世界範圍的重大國際事件，根本改變國際政治格局和實力對比，或者東亞發生重大事件改變海峽兩岸的力量對比格局，此時會給渴盼重新洗牌的各個國家以機會解決自己的問題。那時，中國大陸也許會有機會武力收復臺灣，也許會永遠失去臺灣。但在正常國際和平可以維持的情形下，海峽兩岸人民和政治家可以和平共處，在未來的國際政治框架中找到重建兩岸關係的政治架構的方案。
(來源：新世紀)(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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