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們是歷史的見證。它們將永遠向人們昭示：１９８９年６月４日發生在中國首都的那場大屠殺是那樣的血腥和恐怖，而發動這場大屠殺的黨國要員們又是那樣的暴戾、那樣的無人性。
在這些照片中有一位死者叫杜光學，其屍體的編號為「３０」。讓我們就從這位死難者及其屍體上的編號說起吧。
在１９９９年「六 四」慘案十週年的時候，我們曾向海內外公布過１５５位死難者的名單。就在那一年的「六 四」過後不久，我收到了一封寄自國內的來信，此信用的是中國新華通訊社專用的牛皮紙信封，當時我怎麼也想不起來新華社有我的什麼熟人。打開信件才發現，原來寫信者既沒有具名，也沒有說明自己的身份，顯然是我素不相識的。但是，這位不相識的朋友卻向我們提供了一條十分確定的有關「六 四」死難者的線索。他在來信中說，他從我們公布的１５５位死難者之中，沒有見到有一位他所知道的死難者的名字，所以願意把這個死難者親屬的地址提供給我們，希望我們能把這位死難者補充到名單中去。
我收到信後，恨不得立即前去訪問這位死難者的家人。然而，那些日子我沒有行動自由，只能先由張先玲女士獨自前往探訪。不幾天，先玲來到我家，說她已經去訪問過了。她給我帶來了死者杜光學及其家人的簡況，還交給了我幾張當年由死者親屬在現場拍攝的屍體照片。在這些照片中，除了杜光學的屍體外，還有很多其他死難者的屍體。
在「六 四」十五週年即將來臨的時候，我們決定把這些照片公諸於眾。但說實在的，在這之前，我曾再三猶豫過。我想到，幾年前美國９１１恐怖撞機事件中死了那麼多人，我們的一些同胞居然掀起了一陣幸災樂禍甚至彈冠相慶的狂熱；最近，西班牙首都馬德里的３１１恐怖爆炸又死了很多人，我們居然再次看到了一些同胞幸災樂禍甚至彈冠相慶的表演。我更想到，在今天的中國，假如一個人被暴屍荒野，說不定還能得到一些無知村野的同情；但假如一個人被暴屍於通衢鬧市，我們能斷定他會得到同樣的同情嗎？我覺得，人總該有起碼的同情心，對於同類的被虐殺，至少不應該幸災樂禍。這是作為一個人的良知之所在。
這些照片對我的震撼太強烈了。當時我從先玲手裡接過這些照片時，好似頭頂被猛擊了一棍，頓時被打蒙了。太慘了！實在太慘了！那滿地排列著的屍體，那滿地流淌著的血污。他們原來都是一個個鮮活的生命啊，然而現在卻變成了一串抽象的數字元號。從照片中可以看出，這是當年堆放在協和醫院實驗室的屍體的一部分，顯然是因為太平間裡放不下了才動用醫院的實驗室和標本室。要不是該院的工作人員用大幅的白布把其中的一些屍體覆蓋了起來，那死亡的恐怖真是很難讓人接近的。
然而，杜光學和其他幾位死難者的屍體卻整個地裸露在外面；人們還可以發現，他們身上都編上了號碼。從杜上胸部的那張紙塊上，可以依稀看出編號為「３０」。那麼，從１號到２９號又都是誰呢？３０以後還有多少號呢？他們又都是誰呢？記得１９８９年秋天，我曾從一位老熟人那裡聽說過，在協和醫院的冰櫃裡，一直到８月份還存放著４０多具屍體沒有被處理。這位熟人當時是協和醫院的護士，而且是一位資深的老護士，我相信她說的是事實。但是，這些屍體又都是些誰呢？後來又被運往何處去了呢？這個謎我當時無法解開，今天我依然無法解開。
不久前，北京３０１醫院的蔣彥永大夫披露了１９８９年「六 四」鎮壓時他作為該院搶救組負責人親身經歷或親眼所見的一切，他至今仍牢牢地記著當年他搶救過的傷員以及死亡者的人數。那麼，當時協和醫院或其他很多醫院的大夫是否也仍然記著當年所親身經歷和親眼所見的事情呢？我願意相信，將來有那麼一天，他們也會像蔣醫生那樣，勇敢地挺身而出，為歷史，為死去的冤魂作證。
這麼多年來，寫在杜光學身上的那個號碼始終在我的腦海裡縈繞著，我對這位死難者母親的牽掛也始終在心底裡蟄伏著。終於，在２００４年的春節後，我與先玲一起有機會去看望了這位老母親。這位老母親已經７０多歲了，是一位飽經滄桑的退休老工人。
雖然是初次見面，但因都是同命運的母親，無需更多的言語來溝通。我們稱呼她為葛大姐。在談話中我們得知，葛大姐和她老伴在年輕的時候就加入了共產黨，按理說是「領導階級」的「先鋒隊」，但是，這個家庭無論是在毛澤東時代，還是在鄧小平和江澤民時代，都沒有沾上什麼光。葛大姐的老伴８０年就去世了，留下四個孩子靠她一個人撫養。大女兒上了護校，大兒子杜光學連中學都還沒畢業就輟學接了他父親的班，在一家印刷廠當了工人。當時他還不到十六歲。葛大姐說，本來指望他的大兒子能慢慢支撐起這個家；一個工人家庭，沒有別的奢求，只求平平安安地過日子。但是，萬萬沒有想到，連這麼一點小小的期望竟也落了空。
葛大姐帶著一種無法控制的傷感向我們談起了她兒子遇難的經過。她說：在１９８９年北京發生學運的時候，她兒子也才２４歲。在那些日子裡，他並沒有做什麼；但作為一個熱血青年，他常去天安門廣場。６月３日晚８點多，他的一位同學來約他出去，他們先在東單公園坐著；快１２點的時候，聽說天安門廣場死了人，就一起騎車沿長安大街西去。當他們來到新華門附近的時候，聽到不遠處槍聲大作，戒嚴部隊從西向東開過來了，於是，他倆隨即轉身往回走；但沒走幾步，杜的太陽穴突然中了一彈，頓時連人帶車倒下了，一條腿還掛在自行車的車架上。當時有一輛公交車正好在現場，老百姓紛紛把傷員抬上車子。據目擊者說，當時有６位中彈者由這輛公交車送到了附近的協和醫院，但車子在中途就有四人死亡，其中包括杜光學。
她說那天家裡人見杜深夜未歸，便於次日凌晨去各家醫院尋找。他們先去了離家最近的同仁醫院，碰巧在該院門口遇上了與杜同行的那位同學，他們又在這位同學的帶領下去了協和醫院。但是，當時醫院堆積的屍體實在太多，根本無法翻動查找。第二天他們再一次去協和，杜的姐夫終於在死人堆裡認出了杜光學的屍體。兩天後，家人又把他的遺體拉到第四醫院，並由四院開具死亡證明後於東郊火葬場火化。
她說後來聽家裡人說，當時協和醫院的太平間、標本室、實驗室都堆放了好多屍體。醫院為方便家屬尋找，把這些屍體編了號，並拍了照片。這些照片一共有三冊之多，每冊都有２０張左右。這裡有一旁證：死難者張建（Ａ－１８２）的屍體其家屬也是在協和醫院找到的。據張的家屬稱，當時他們見到的像冊共三冊，每冊有遺體照片約１７至１８具。他們就是根據像冊裡的照片找到張建屍體的。我不知道這些像冊是否已經毀了，或者還保存在哪一位人士的手裡。我希望能把這份歷史的見證留下來，讓我們的子孫後代記住這民族的不幸和災難。
說起這段傷心事，葛大姐的內心至今仍無法平靜。她告訴我們，當時她女兒、女婿等其他子女都沒有立即把光學遇難的噩耗告訴她，只是對她說光學病了。但是，這又怎麼能瞞得住這位飽經憂患的母親呢？她說，當她知道自己的兒子已再也不可能回到她身邊的時候，她的身心一下子崩潰了，整整兩個月沒有起得了床。
她說，開始的時候，兒子生前所在廠的領導和住區派出所的民警還來她家裡勸解過她，說大家對這件事（指杜光學被槍殺）都看得非常清楚。廠領導還說可以讓她的小兒子接杜光學的班去廠裡當個電工。但是，後來各有關方面的態度卻有了改變。原來讓她小兒子當電工的許諾也收回去了，說什麼管電的部門是要害部門，不是什麼人都能去的，需要的是政治上可靠的人。這不是明明白白的政治歧視嗎！葛大姐無法忍受這種歧視和侮辱，親自去廠裡責問領導。她氣憤地說：「我家裡死了兒子出了事，難道我這個老黨員、老工人成了反革命家屬了！」她說，自從光學遇難後，連街道居委會都不理她了，有時她去居委會辦事，本來大夥兒在一起說話很熱鬧，一見她來就都停了下來，人家都用異樣的眼光看她。她說這不等於在她的傷疤上撒鹽嗎！
葛大姐雖然文化不高，但對人對事卻很有見地。在最近這次見面時，我和先玲向她談了我們這個群體的訴求，談了這十多年來大家為了尋求正義、討回公道所進行的抗爭。葛大姐很贊成難友們的做法。她說：我們這樣做不就是為了討個說法嗎？交通事故撞死了人還要有個說法呢！我們並沒有要政府還我們親人，也沒有要求用命來抵命。但是，共產黨不是要實事求是嗎？總不能說沒有打死人吧，那麼我家的人１米８的個頭怎麼說沒有就沒有了呢？難道是我們在說謊！殺了那麼多人，能瞞得住嗎？……
其實在幾年前，葛大姐就已託人捎給我一張小紙條，上面寫有她自己名字，作為她參加我們群體聯署活動的委託書。這對我們來說，是最大的欣慰。因為在我們這個「天安門母親」群體中，又多了一位不屈的母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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