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毛澤東身邊工作過18年、先後擔任過毛澤東俄文翻譯、中央書記處辦公室主任、中央書記處政治秘書室主任的師哲，在其《師哲回憶錄》對中共虐囚就有令人髮指的記錄：「1944年初，從晉察冀邊區經晉西北押送到陝甘寧邊區4名嫌疑犯外國人，其中3名是俄羅斯人，1名是南斯拉夫人，他們本是要求借道解放區，設法去南洋和澳洲謀生的」。他們一旦落入康生手中，厄運就來了。先是一直被關押，胡宗南軍攻延安，「又把包括這4名外國人在內的一批犯人押送到後方永坪一帶，康生從瓦窯堡經永坪到山西去時，在行進中順便指示保安處將這批人連同王實味一起處決了，處決後把全部屍體都塞進一口枯井裡。」
師哲的另一段回憶更是可怖：「1940∼1941年間，有一次，我陪同陳郁同志參觀延安柳樹店的和平醫院，詳細地瞭解外科手術設備和工作情況。」師哲一行人看到大廳的大槽內「用福爾馬林浸泡著一具男屍，年約30餘歲」，臨時擔任解說員的護士長說：「這是醫學解剖用的，原來有3具，已解剖用完1具，另1具只剩下半邊，唯這具完整，……他們都是反革命分子，是由康生批准處理的。他們的姓名、來歷，我們一概不知道。」師哲等人便問：「他們被送來時是活人？」答道：「當然。以醫病的名義送來，然後處理的。」聽得師哲等毛骨悚然。他在回憶錄中不禁問道：「康生何以一句話就可以置人於死地！？即使是對真正的反革命分子，難道可以由康生個人定罪、判人死刑和決定行刑的方式麼？」
二、
中共歷史上有一個著名的富田事變，屬於自相殘殺、「與人鬥，其樂無窮」之類，較之虐囚更見凶殘。
1930年11月，朱、毛開始第1次反「圍剿」。根據地內部卻展開一場反ＡＢ團的肅反運動。在短短不到1個月的時間內，贛西南特委僅在特區蘇維埃政府機關就槍殺、逮捕了部長6人，嫌疑犯6、7人和25%的工作人員。紅一方面軍有幾十個團長被殺，4,000餘名指戰員被抓。在當時政治保衛局所在地附近河灘上，屍橫一片，水為之赤。
1930年12月上旬，毛澤東、朱德率總前委奔赴前線，把改造贛西南組織的任務交給紅一方面軍總政治部秘書長、肅反委員會主任李韶九。12月5日，26歲的李韶九帶一連人馬趕到富陽，立即逮捕段良弼、李白芳、謝漢昌（紅二十軍政治部主任）、金萬邦（省蘇軍事部長）、周冕（省蘇財政部長）、馬銘（省委秘書長）、劉萬清（原四軍政治部主任）等。從7日到11日僅在江西省行委、省蘇兩機關和政治保衛隊即破獲ＡＢ團120多名。10日夜，李韶九下令槍斃17人；11日夜，又處決24人。12月8日總前委又派總前委秘書長古柏到富田加強肅反。9日，肅反掀起更大規模的捕人狂浪，終於釀成富田事變。12日上午，紅二十軍174團團長劉敵率一營官兵包圍軍部，捉了軍長劉鐵超，釋放了謝漢昌。下午，謝、劉率部由東固衝進富田鎮，包圍蘇維埃政府，將省府警衛連繳械。古柏和曾山乘夜逃走，李韶九與中央提款委員易爾士被捉。半年之後，王明處理富田事變，紅二十軍排以上幹部被處決（《黨史天地》）。
1932年受共產國際派遣來中國任中國共產黨軍事顧問的德國人奧托．布勞恩（即李德）在其回憶錄《中國紀事》中寫道：「1929年，毛澤東利用中央委員會賦予他的過分的權力，組成了一個前敵委員會，甚至動用恐怖手段，使得省和地方黨委隸屬在前敵委員會之下，實現其指揮一切革命武裝力量的企圖，一些地方權力機關也不得不俯首貼耳。」（典型的槍指揮黨！）「此外，還有我提到的在懲治反革命鬥爭中採取恐怖手段時的過火行動，大批人被逮捕和處決。遭到逮捕和處決的不只是真正的階級敵人，還有戰俘，甚至還有黨的幹部和紅軍戰士」「1932年8月在寧都舉行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毛由於過去的、特別是對富農和中農的左傾宗派主義的錯誤，由於土地政策和恐怖統治而受到嚴歷的批評。」「他在軍事委員會中的職務由項英接替，在中央紅軍前敵指揮部的職務由周恩來接替了。」（《〔德〕奧托．布勞恩．中國紀事》東方出版社2004年3月第1版）
現在回頭來看這場內訌，與延安「搶救運動」和十年文革一脈相承。到底誰是真正的「左王」？！不過，要與文化大革命中的剪除異已的規模和殘無人道相比，這場內訌卻不免是小巫見大巫了。與動用全副武裝和現代化的野戰軍和坦克對付天安門前手無寸鐵自已國家的學生和公民來，更是相形失色！且不說虐殺林昭、張志新等令人肝膽俱裂之殘暴。請問，爾有何資格批評美國兵虐囚！用毛澤東自已的話作結：「對敵慈悲對友刁！」可謂恰如其分。虐囚變成「囚虐」，這世界變化也忒快了些。
（2004.6.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