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良對北美學者的傲慢態度
我想先談談對最近張良反駁陳教授的看法。其實，早在二○○一年五月下旬，香港星島日報就發表過署名「蕭何」的對《中國六四真相》的質疑，蕭何自稱是張良的夥伴，他們在北京曾一道收集資料，準備出一本關於八九學運始末的書，以還原歷史真相。在資料收集上，他們有分工，但後來張良將資料全部帶出國，出了這本書。然後，蕭何指出，書中若干不實、拼湊的部分決非中共內部文件，是「精心編寫的政治小說」。張良當時的反駁指稱蕭何是羅干手下一名御用「安全人員」，他的朋友中沒一個自稱蕭何的朋友，他要蕭何亮出張良的真實身份以證明其言可信。
這次，張良對陳教授的反駁，一仍舊章，指陳「完全沿襲三年前蕭何的方法，只不過比蕭何更拙劣」，主要論點完全來自蕭何，自己起碼的判斷都沒有，對「中國高層政治一竅不通」。張良進一步指稱，「蕭何是羅乾親自挂帥成立的追查《真相》的中央項目組」。
張良最重要的反駁是，列舉許多中共打壓《六四真相》的措施與現象，江澤民李鵬「如臨大敵」，「如果這本書沒有擊中要害，中共高層不可能作出如此過度的反應...... 這足以證明：此書的權威性是建立在披露許多國家機密的基礎上的。」
張良這種反駁手法並不公平。他指陳沿襲蕭何的手法是甚麼呢？「他先是比較《天安門文件》與《中國六四真相》的異同，企圖找出兩書與已出版的海內外一些關於六四書籍的某些片斷的相類似之處，推論出此書是抄襲已出版的一些書籍」，張良貶斥說，蕭何還看過一些內部文件，「而陳甚麼內部文件都沒有資格看。」這種沒有看過文件的研究方法有「致命缺陷」。
照張良這一說法，任何人也不可能評論他的書的真實性，因為他引用的文件全不公開，誰也看不到，包括肯定他的書也照樣沒有根據。其實，研究一本書的資料可信性，方法很多，陳教授與蕭何的方法，正是常用的方法之一。香港研究中共文件者不計其數，有幾個是「有資格」像張良自稱可以去中辦等機要部門「調閱檔案」的？
Alfred L．Chan即陳仲禮博士，是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學曉朗學院政治系副教授。他告訴我，張良在反駁中有許多人身攻擊。這也是我讀張良反駁文章的感覺。張良文章開始就要求陳先生告訴他中文名，並提交他在《中國季刊》的文章的「母語中文」本，他說「迄今為止，這位作者既不敢將他的英文稿用中文寫出，也不敢告訴他的中文名。」「是真正的膽怯和懦弱」。
這是非常無理的違背常識的指控。眾所周知，華人在外國使用英文名是理所當然的事，用英文寫作發表在知名的刊物上，就是他的文章的正本，任何人可以據以評議。張良有甚麼權利要求一位北美學者以中文名與中文本發表文章？張良反覆指陳仲禮為「自己在加拿大學術界撈取學術名份」，「作為一名學術界默默無名之輩，我理解，Ａ.Chan企圖通過挑戰黎安友和《天安門文件》等書來達到他的學術目的，當然，我也懷疑他除了『純粹的』學術目的，是否還有一定的政治背景和政治企圖。」
在反駁之三的結尾，張良指陳仲禮寫文章的動機，「只是希望自己堅定地站在江澤民李鵬羅乾等人一邊，替他們說話。」
張良傲慢地宣稱：「是的，Α．Chan太渺小，對其文章的回應，在某種程度上是對他的抬舉。」「我們可以非常欣賞說，迄今為止，還沒遇到一位真正稱得上對手的令我們尊敬的挑戰者。」
張良對陳仲禮的反駁，一直把陳和蕭何綁在一起打，怎樣看待蕭何對《中國六四真相》的批評？究竟蕭何何許人也？張良一說是一名御用安全人員，一說是一個中央項目組，看來張良也未必清楚。為探究蕭何的背景，我曾致電當時星島日報的一位相識多年的副總編輯。他說，蕭何稿子非他經手，但星島發表其文經過反覆討論，認為他質疑《中國六四真相》有根有據，白紙黑字，有刊登價值。他表示，這類爭議，有資料可查對，作者的背景並不重要。
我想，這應是香港同行較有共識的看法，二十年來，目睹中共當局或港共對海外某些人與事的響應和傳媒的處理，都不以因其是中共背景而一筆抹煞（社會上常說「英雄不問出處」）。換言之，蕭何即使羅干的人，其對一本書有如此大量的具體指責，被批評者也有責任加以響應。那種中共打壓就證明我的數據正確無誤的辯詞是不能說服人的。香港連有左派背景的媒體在大陸都被禁被封殺，何況一本有關六四的在美國引起轟動的書，中共豈有不禁之理。
陳教授的批評無論與蕭何的文章有多少雷同，他是做了一位學者想做的事，張良完全可以拒絕他的批評，可以反駁，但是，動輒懷疑別人的政治背景，指對方為中共說話，直至不惜貶低批評者的人格，這不是美國學術界自由環境中應有的態度。張良對待蕭何或許可以贏得「政治正確」的同情，但對待一位《中國季刊》的作者，他找錯了對象。張良文章中那有恃無恐，以勢壓人的姿態，即使在香港左派棍子中也已少見。張良他對陳仲禮教授的粗暴態度給人的觀感，不是Α．陳向他挑戰，而是他向美國的學術自由挑戰。
九八年夏天和黎安友在香港會面
本文不打算對《中國六四真相》的文件可疑處一一推敲，主要想寫的是我認識的張良和他這本書當初出版的一些經過，用以澄清一些真相。
一九九八年夏天，經朋友介紹。六月廿六日下午，我和黎安友教授在香港怡東酒店咖啡座會面。黎教授介紹說，一位暫不透露姓名的Ｘ先生，從大陸帶出二千份有關六四的內部文件，包括高層內幕。需要我們協助出版一本三十到四十萬字的書以便公開發行。計畫年底完稿，九九年五月出書。我欣然同意，並回答了香港版稅、市場等問題。黎教授幽默地說，他給李志綏回憶錄、魏京生獄中書信集寫過序，再加上這本，他該「下地獄」了。最後我交幾本有關六四的開放雜誌給教授轉Ｘ先生。
這次和黎安友教授的會見，奠定了我們出版「六四真相」的基礎。黎教授回紐約後，介紹我和張良先生聯繫，通常是傳真到黎家。七月九日晚我和張先生通了一次電話，他說來美不久，出書事要具體商量，他希望我從商業角度開列一個單子，看哪些有關六四的問題，讀者最感興趣？不久，我就開列了十八條問題，傳真給他與黎安友，我也很想知道他的看法。七月三十日，他回了一個傳真，一一扼要作答，表示我的十八問題「提得非常好」。這十八個問題，涵蓋了六四前後的重要事件與疑點。給我印象深的是兩條：一是大絕食原因。他說據公安部報告是方勵之夫婦、洛德夫婦授意王丹而起；二是六四死亡人數，他說據報告「死者近二百名」。這很出乎我的意外，因為幾乎是關於六四死亡者的最低數字。
在紐約黎安友家初見張良
黎安友教授二 ○○二年六月一日在倫敦大學東方及非洲學院談「天安門文件」時，說過一段話：「編纂者原來打算在一九九九年天安門事件十週年先出中文版，為甚麼事情沒有那樣發生是一個很長的故事，我將很高興同任何願意知道的人分享。」我不知道黎教授後來是否與人分享過這個「很長的故事」，但我知道，和《中國六四真相》關係的密切的多維網在二○○一年四月已報導過黎安友教授四月十一日在紐約法拉盛舉行的記者會上講了一段故事：
「黎安友稱：《中國六四真相》編者張良原計畫在一九九九年先出版中文版，以紀念六四十週年。為此，黎安友首先接觸了臺灣、香港的出版社，但臺灣的兩家出版商對該書的市場並不看好，所以他轉向香港，當地《開放》雜誌社總編輯金鐘一度在他的客廳裡住了一個星期，閱讀原稿，讀完三分之二後坦稱，文件是真實的，但因為香港人對六四已感到疲倦，所以他對該書在香港的市場前景表示悲觀，即使萬一這本書市場看好，由於中國大陸盜版猖獗，所以出版並不能獲益。」
這個報導直接點出我的名，好像我因賺不了錢而不願出書。但事實並非如此。究竟在黎安友家客廳的一個星期發生了甚麼事？多維網在大肆炒作時，對此隻字不提。那只有我來現身說法。正是這一個星期對該書的出版有決定意義。
經過四個月和張良與黎安友的郵電溝通，雙方決定見面正式商定出書計畫。於是我在九八年十月十一日偕太太從香港飛赴紐約，下榻三十四街的紐約大酒店，住了六天，旅費全部自理，沒有在黎家住過一天，卻是在那裡「上班」。除有一天留在酒店看張良書稿外，天天搭地鐵到一一六街近的哥大教授住宅和張良、黎安友面談（黎有時未出席）。
十三日上午，我和太太第一次見張良。我們十時到達黎教授家，一會兒，張良來到，安迪（黎安友的英文名Andy）介紹後，大家坐下聊天。以前安迪說過張良三十多歲，看來也差不多，約四十歲左右，一副清秀的知識份子模樣，中等個子，說話帶著江浙口音，我猜想，這應是改革開放時期的首長秘書型人物吧。他很健談，稱是中辦局級幹部，有司機、秘書，妻子在大學教書，他們已有很好的生活與前途，寫這本書完全出於道義的原因，以公開內部文件的方式促成六四平反。
張良特別強調，推翻共產黨不可能，因為人才都被網羅在黨內，中共也在變化，中國平均二十人就有一個黨員，所以，只有靠黨內的人才能改變黨，民主自由才有希望。中國不同世界任何國家，不能亂，海外民運素質低，激烈手段只對中共有利。談到六四，他對當時知識份子激進的行為有嚴厲的批評。認為趙紫陽對戈爾巴喬夫的談話也過激，否則，鄧小平處理六四會溫和些。楊尚昆曾表示不准對學生開槍，但李鵬陳希同下令可「使用一切手段」。
談到他的工作，他透露安排戚本禹在上海圖書館的工作是他親自處理的，他知道六四期間「江青與張春橋很有骨氣」，同情學生，反對資本主義。還說了一些高層秘聞，可印證他的機要身份。
關於他帶出來的二千份文件，他說，六四時，他掌握一個管道，可以決定各種文件材料，送誰和不送誰。這本書的初稿二百萬字，是幾個人寫的，現在選出三十萬字出書。
首次見面氣氛輕鬆。中午安迪請客，叫了四川菜上來吃，下午我就開始看張良已寫成的書稿。
不少人問我看過張良的「文件」沒有？這應該加以交待。我在直到九八年底介入「六四真相」出版的半年間，都沒有把文件的真實性，列入我的關注之內，因為我確實沉入對黎安友教授的完全信任之中，這種信任不僅來自他的名教授地位，而且特別受他為李志綏回憶錄寫的那篇導言所影響，這與我的批毛情結有關。另外，我已習慣作為一名編輯和出版人的責任，特別看重篇幅、文字、可讀性之類的專業要求。因此，見張良那幾天，我沒有提出哪怕是看一眼那堆文件的要求。只有一天，張良主動從公文包中拿出兩三份「內部文件」給我看過，對中共文件我有概念，過目而已，記得那只是一般性文件。同時，他還出示過一張他與華國鋒的合影照片（他講過鄧小平搞華國鋒時，曾以華與郭蘭英的照片作為攤牌）。翻查筆記，黎安友曾在我們會談時，問過張良：二千份文件是不是一大箱運出來？當時我都未留意。
因此，今天我仍相信，張良是帶出了不少「中共內部文件」，成為寫作《中國六四真相》的基礎，但書中核心部分，如元老會議記錄等是否都來自他帶出的文件？那是另外需要研判的。
張良的真姓名，我倒是當面問過他，他沒有出聲，在我的筆記本上，寫下三個字：「張思銘」。我點點頭，信以為真。不過，據我後來瞭解，這也是假名，他不姓張。
和張良討論書稿並提出意見
和張良接觸中，首先，有一點被過於恭維的感覺，他說高層重視海外輿論，中南海內有三十本《開放》，吳國光的《趙紫陽與政治改革》，中央買了三千本（我見他之前推薦過這本書）。當時，對這兩個數字並未質疑，只感到誇張。後來瞭解，吳國光那本書絕無可能被高層收購三千本，有其百分之一倒可能。
當我看了書稿後，雙方分歧便呈現出來。張良的書稿用計算機打字，橫排，每頁約一千二百字，當時已寫成二百六十七頁，共約三十二萬字，以時間順序，分別描述學生、高層、各省市及國外輿論有關學潮的情況，寫到對五一九戒嚴令的反應為止，大約還有二十萬字沒有竣稿。我摘錄一些問題及意見，然後在十五日會談中提出。
我的意見主要是，篇幅比原議超過近一倍，分四條線寫，也未免刻板一些，地方情況及國外反應應可刪削，突出高層內幕，資料來源與作者介紹很重要，最好附一文說明他熟悉的中共檔案制度。
張良響應說，同意加資料註釋，突出高層決策程序，但對作者介紹則主張模糊處理即可，篇幅也不打算削減。張良非常樂觀表示，書出之後，黨內會有強烈反響，將引起高層反思，高層的開明派「領導人」會說話表態，因為這本書沒有和誰過不去，中央省市均會作出反應，書將「百分之百」主導「六四」十週年。張良特別指出，趙紫陽對書不會表態，楊尚昆會，他與鄧的兩次談話記錄，就是楊家提供的。至於文件照片可否刊登，不予考慮。
關於寫序的問題，張良說請黎安友寫。西方中國學家只有哈里．哈丁（何漢理）與黎安友對中共決策有影響作用，哈丁「左」，黎安友「右」，雖遭左派忌恨，但名望高。
前一天（十四日中午），張良不在場，黎安友問我：張良十二月回國，是不是有人支持他平反六四？書出版後的政治意義會不會造成壓力平反六四？我都予以否定的回答，我說除非江澤民是後臺，否則，這書出版後，張良回國一定有麻煩。我直言，書的價值在學術史料上，新聞上不會引起轟動。另外，書有為楊尚昆伸冤之意。
在銷售與付酬上嚴重分歧
在他們如此樂觀的基礎上，關於銷售的估計就分歧更大。黎安友認為可以賣二十萬本，張良說「利用六四十週年，十萬本肯定沒問題。」他提出了幾本書的銷量：例如《黃禍》三十六萬本，《太子黨》超過四十萬本。我一聽，很吃驚，因為數字太離譜。這兩本書的出版，都與我們有關，這類書的行情，我們再清楚不過。為了慎重起見，我立即致電香港編輯部，請同事立即瞭解幾本書的銷售量，第二天我就把完全不同的數據轉告了張良與黎教授。出版界在行銷手法上，適當誇張一點，是常見的事，但數倍、數十倍的吹牛，只會留下笑柄。不知張良被誰誤導？
五月十六日，是紐約會談的最後一天。
開始，還是照既定方針辦。談書名，談出版的時間表，十一月底書稿將完成，分兩次寄我，張良十二月經香港回國，可與見面。計畫請余英時、周儻、白傑明寫序，黎安友特別提出要我寫一篇關於學生絕食的分析文章放在前面，他和張良都表示欣賞我對絕食起因與影響的看法。張良對六四平反仍持樂觀態度，說九六年黨內就有人主張平反，朱鎔基沒問題，李鵬也認識到六四要平反，只有李鵬瞭解六四全過程。六四鎮壓與江澤民無干係，平反問題，江任內可解決，這本書的出版可以促進之。
但是在談到簽約時，事情拋錨了。主要是關於稿酬問題，張良堅持以十萬本計，合十五萬四千美元，一次買斷。即不理會他重申，出書不是為了賺錢，他也不會要求政治庇護，但沒有十萬本這個數，支持者也不好說話。黎教授問我，可否先支付一筆，然後付版稅？
我表態說，我們對這本書的出版是有誠意的，專程來紐約就是證明。我們也保證可以負責地把書編好，在明年五月上市，以配合「六四」十週年促銷。但是，以十萬冊買斷不可能，十多年見到的海外暢銷書，只有李志綏回憶錄超過十萬本。六四的書出了二百多種，我們這本要暢銷，只有兩種可能，一是內容有爆炸性的材料，二是走李志綏的路，先出英文版，打響後，帶動中文版。我還舉李銳《廬山會議紀實》及吳國光《趙紫陽與政治改革》這兩本材料豐富的著作為例，說它們都沒有超過幾千本（李著只印了一次）。因此，我們這本書用版稅付酬的辦法是合理的，即按銷售分帳。我坦承不僅我們付不起十多萬美元，有錢的出版社也不會這麼幹。
張良堅持說：這個問題還可以再商量，但沒有十萬本，我寧肯不出書。
十七日我們帶著空白的合約書啟程回到香港。
以上回顧顯示，「黎安友客廳一個星期」中，如果沒有我的強力抗辯，「六四」十週年出一本書還不容易嗎？但誰來做冤大頭？明鏡出版社負責人在出書時說，當初港臺出版社以市場不佳婉拒出版，他「很難相信張良是為了錢而做這件事」。不知道此話是針對誰而說，但假若他九八年在黎安友客廳會這樣說嗎？我婉拒的不是出版，而是出錢。
十一月底張良告知「出書計畫延後」
紐約之行後，我已假定與張良的合作將告吹。十一月五日接張良傳真，他仍堅持他的書可讀性不比李志綏回憶錄差，堅持要付十五萬四千美元。我告訴太太，她很生氣，覺得被張生欺騙了，要我一定要向安迪說明。十一月十四日，我發一函給黎安友表示我們的不滿：１、張良說北京中央買三千本吳國光的書，絕不可能；２、張良稱不按十萬本付酬就不出書，說明他為民主寫書的話實屬虛偽；３、張良的書沒有可讀性，無法暢銷；４、必須考慮如何交待文件出處；５、交待作者背景很重要，李志綏沒有御醫身份，書不可能暢銷。十一月二十五日，張良來傳真稱「出書計畫延後」。十二月十四日，黎安友在電話中告訴我，張良已經返大陸，月初經港。仍堅持他對出書的要求。
進入一九九九年，節目很多，我們忙於出版《共產中國五十年》，擺脫了張良那本書的困擾。雖然，我們夫婦再去紐約時，安迪請我們看他上課（王軍濤為助教）請我們吃飯，彼此都沒有提到出書和張良的事。
二○○一年元月初，突然看到美國媒體鋪天蓋地宣傳《天安門文件》，張良的名字明星般再現。一天，黎安友教授打電話給我，說六四那本書英文版即將出版，將寄贈一本給我，希望我在香港協助宣傳，但不要說我見過張良，他說：「你是唯一見過張良的人」。
仍然是出於對黎教授的尊敬，我答應了。於是二○○一年二月號《開放》組織了一個大型專題，介紹英文版《天安門文件》。這是三位美國教授的作品，至少不像我看過的書稿那樣龐雜乏味。也有一些記者找我，我覺得應該把紐約之行寫一寫，有限地報導一點九八年會談經過，同時也給安迪作了一個訪問，特別問到文件的可信性，他總以安全為由漫應之。
當時媒體炒作達到一本中文書空前的地步。一位美東的名作家告訴我，他來美國十多年，沒有見到美國主流媒體這樣規模地捧一本關於中國的書，簡直嚇死人！美國大炒，香港、臺灣當然跟進，《天安門文件》的精彩部分的中文稿也大篇幅地推出來。
張良出書成功的三大策略
這排山倒海的造勢，顯示當初我不看好的這本書出版的成功，確令我感到意外。仔細觀察可以看出，黎安友、張良在運作上採取了三個重大決策：
一、英文版領先，為中文版開路。
既然這本書意在影響中共政治，當然以中文版的意義為主，黎張原先的設想是中文版成功後再出其它外文版，如前所述，當我對中文版的市場估計，駁倒他們的盲目樂觀後，他們才決定改弦易轍。可以設想，如果一家出版社能支付十五萬美金，在九九年推出中文版後果如何？後來那家出版該書的出版社在香港的一位代表一次茶敘中說：如果沒有英文版，中文版賣二千本了不起啦。（當然可能多一點）。
記得我們在紐約討論稿酬陷於僵局，我提出走李志綏的路後，黎安友也動過先出英文版的念頭。後來他們果真這樣做了，花了兩年時間編英文版（一九九九與二○○○），二○○一年面世時的造勢都強調此時出書是和中共十六大權力鬥爭有關，只是在我的文章指出原是計畫配合「六四」十週年一九九九年出版後，他們才改口承認這點。而且，我的另一點意見，「內容必須有爆炸性」，也被造勢者加以利用。
我手頭這本「第十九版」《六四真相》黎安友的前言，題為「《中共六四真相》的深遠意義」，但目錄中前言的題目竟是「爆炸性的《中共六四真相》」，這樣明顯的錯誤，竟然多版之後不予改正，編輯的粗疏不說，也反映他們對爆炸性之說的推銷因素的重視，但正如我的一封信所示（附圖），我認為這本書缺乏爆炸性，甚至有反「爆炸性」。
一本書的暢銷有多種因素造成，造勢並非唯一有效的。如李志綏回憶錄，絕無六四文件這本書的大炒作，但長期熱賣，顯然是「有麝自然香」的效應。《六四真相》完全得益於英文版的造勢，而這場造勢又顯示了黎安友教授在美國學界、新聞界乃至政界非凡的人脈與影響力。但這本書與其它非小說類書籍相比，其價值與其媒體捧場度顯然是不相稱的，那麼，黎安友何以獨鍾於它？我的分析是，一、他與張良的體制內改革論的一致性，從他對中共十六大的高度正面評價可見一斑（我曾撰文表示異議）；二、對張良帶出的「二千份」內部文件所懾服，大有如獲至寶之感。平Ｑ芯空唚玫揭環菸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