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藥市場利益大角逐
對從業人員──無論是醫藥生產商、銷售商還是醫務工作者的指責均可謂恰如其分。不錯，只有少數的不良行為才能夠將主要責任歸咎於當事者個人的素質，而普遍的集體行為則應該在表象的背景中尋找關鍵動因。當監管形同虛設時，一場毫無禁忌的利益大角逐便不可避免。一般而言，質優價廉是競爭致勝的基本法則，但在這裡價格高是惟一的手段。如衛生部專業生產干擾素的廠家生產的干擾素，零售價每校五十元，還包含了郵資費。但一些大醫院卻拒絕使用該廠產品，選用另一廠家生產的干擾素。這裡惟一的區別是其價格高達一百八十元。後經中央電視臺曝光，該藥廠才恢復了正常的零售價格，但每校仍達六十六元。
尤其滑稽的是，作為尋租的伴生物─醫藥市場的擴張、醫藥產業的膨脹，刺激了地方經濟增長，製造了政績，增加了財政收入。
人文關懷與醫療產業化相悖
西方「醫學之父」、希臘醫學家希伯克拉底（約公元前四六O至前三七七年）曾經寫過一篇《誓言》，是西方醫學史上非常著名的有關醫德的專論，被各國醫學界奉為圭臬，作為西方醫學的道德標準沿用了兩千多年。美國醫學院的學生，畢業前都根據這一誓言寫一篇自己畢業後從事醫學工作在道德觀念、人道主義方面的誓言，才能跨出校門；中國古代對醫德的要求也非常嚴格。據《周禮．天官》記載，每到年終都要對醫生的作風、態度進行稽考。令人深思的是，兩者不約而同地將醫術、醫療從純粹經濟的層面中超拔出來。
醫學研究、醫療服務的對象是人，從終極意義上講，它們應當是人文關懷而非純粹的經濟活動。國內的醫療產業化與該目標完全相悖。長期以來，我國將醫學劃到以物理世界為研究對象的理工科範疇。這種認識與醫療產業化之間是否存在必然聯繫，頗值得玩味。
對有關當局的考驗
從監管、生產、經銷到醫院，相對而言，其中生產商的壓力最大、分利最少。以藥品為例，國內生產品種約有一萬多個，生產廠家卻達六千之多，很多藥品少則百十家企業生產，多則幾百家生產，競爭十分激烈。這些廠家大都規模小、技術裝備十分落後，生存狀況非常艱難。面對即將到來的市場開放，在世界級的大公司面前，我國的製藥企業根本無力與它們競爭。如果不能迅速從根本上改變這一狀況，一 場經濟災難必然在所難免。
一 九九九年，監管層曾決心大力整頓，以改變近十幾年間醫藥費用不斷攀升，人民不堪重負的現狀。然而，雷聲大雨點小，其後便沒了動靜。據參與其事的人說，問題非常複雜，涉及到方方面面，牽一髮會動全身。在沒有全盤規劃前，只好暫時擱置了。實際上是放棄了。不知這人世間的事情有哪樣是不複雜的，有哪樣是不困難的？我們能將人送入太空，為什麼不能解決小小的醫藥費用過高的問題呢？
根絕藥價虛高，不僅能解除普通百姓的沈重經濟負擔，平息民怨，爭取民心，還能未雨綢繆，壯大民族企業實力，可謂一舉多得。這將不但是對有關當局宣稱的意識形態的嚴肅考驗，更是對有關官員們作為人的良知的檢驗。
(轉自爭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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