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們都熟悉了這樣的場景：在三五新老朋友中間，世風、國運、新聞、逸事......在舌頭上熱烈地跳躍著，話語激盪起話語，聲調挑逗起聲調。講演者和聽眾互為而同一，目光在等待目光，故事在牽引、喚醒故事。我們在這些講述、編造、傾聽中獲得了奇異的充實感。笑政客的無恥、恨官僚的昏聵、哀貧者的疾苦、感歲月之悠悠、嘆人生之無常......各種版本問世、交流、傳播，最後，連同人，全在這一場景裡化作平靜。我們滿足、熱衷於這樣的場景，而且極易在這樣的場景裡獲得慰藉。角色不同，我們經歷參與的場景不同，我們製造場景的手段不同。流民在火車上，藝術家在畫家村裡，記者在飛機和新聞發布會上，西化分子在沙龍中間，學人在各種研討會上，作家在皮肉文章裡......最後則都化作無聊和空虛。這是我們的傳統。在正在進行的身外的社會裏，我們是如此潔淨、旁觀、無辜，我們無罪。這是士的傳統，是我們知識份子的傳統。最好的典範例如楊絳的《干校六記》，能把最激人性情的歷史和現實講述得最動人地平靜。
我們的國家正在經歷"啟蒙"。在一場信仰的實驗之後很多人似乎成了逢場作戲的虛無黨。實驗的各種材料、器具，幾千年累積的文明財富，散亂地擺在這些人面前，所謂的"啟蒙"就是財產、財富、權力的再分配運動。人們都要求佔有、享受。信仰自身等於無信仰。於是，整個民族陷於重組的過程裡。轉型越出現混亂，很多人越是憤慨；清談的場景越是熱烈，知識份子的蒼白也越加顯現出來，因為"聲音響起，語言裡是一片沉默"。
我經歷了很多這樣的場景。我常常在人聲鼎沸裡觀看人們的表情，他們或痛心疾首，或皺眉蹙額，但我知道他們是快樂的，是的，小小的快樂。他們慶幸自己置身事外。我因此常常在人聲鼎沸裡，心想，這並不是教堂，人們受洗，懺悔，悲憫，見證。但講論又有什幺用？見證又有什幺意義？人們把自己擺在哪裡呢？
很多知識份子完全拋棄了民眾，也為民眾所拋棄。好像他們已經變成腳踏在前現代土壤上，腦袋卻已伸進後現代雲端裡的大恐龍。幾乎所有的晚會上我們都能看到"發了""富了"的節目。也許在這些節目背後，真正"發了"、"富了"的是這些走穴者，靠他們裝瘋賣傻，或裝俏賣笑，把金錢、性、暴力之類無限地誇大，填滿了自己的錢包，以至於連農村的"小芳"們也以為這些東西是人生的唯一和最高的內容，她們為得到這些東西而不擇手段，因為沒有人告訴她們什幺是道德，什幺是廉恥。我們對這些東西都進行了想當然的理解，並把西方社會當作已經實踐著的地方來介紹。我們記不起來人的本質是什幺。而正是五千年文明的承載者，我們這些知識份子，使人們背離了那些引導我們的先輩度過無數艱險的人生準則，使人們對本民族的偉大前途失去了信心，使人們對日常生活失去了豐富的感知能力。
一次，一個企業家講當下社會風氣日下，講某些人的誤國殃民，他演說得有些得意忘形時，我激動起來，"不，真相不是這樣的"，我打斷他的話說："不僅僅是他們的問題，還有我們，你、我，災難的製造者誠然是他們，的確該討伐他們，但我們，災難的受害者、旁觀者也難逃其咎。我們也不是清白的。不僅勞動創造了人，關係也在創造人。所以，我們自己也不是好東西，慾望也在我們心中氾濫，惡根也在我們身上生長......你不能說嫖客與娼妓，行賄和受賄，哪一方更加無辜。 "企業家愣住了，其它人也愣住了。"那幺"，企業家張了張口，"你說有什幺辦法呢"？
我不知道怎樣繼續我的"演說"，"沒有辦法，除非我們每一個人都能懺悔，信仰，慈悲；除非我們每一個人都意識到別人的幸福是我們幸福的前提；除非我們每一個人都懂得人的本質，勞動的含義......"我不知道怎樣繼續我的"思路"，"天何言哉"，每一個富有歷史感的人也許都能想起孔老夫子的話，這位同樣處於轉型時期的偉大智者，是那樣以敬畏的心情描述對時間、天道的感受，"四時行焉，百物興焉，天何言哉！"面對禮樂崩壞，綱紀廢弛，孔子說，禮失而求諸野。但是，比夫子更早，我們周代的先人意識到求諸野的侷限，他們曾經代天宣諭：時之將興，聽於民；時之將亡，聽於神。"神"是什幺？一個惡欲大氾濫的時代，需要的神是：絕對的信仰。
二
從我們的傳播媒介上，我們幾乎不知道今天的世界是什幺樣子。到街上去，或者更省事，打開電視看一看，就知道我們的知識份子，丹尼爾．貝爾所說的"文化庸眾"給我們製造的是什幺貨色，還有那些觸"電"的精英們在說什幺。我們其實都明白話語成為江湖雜耍世界，儘管繽紛五彩，但不外是垃圾，乾燥、陰濕、霉暗、灰糜......令人懷疑這片土地上曾有鐵馬金戈，錦瑟銀箏；令人懷疑這是曾出現了龔自珍、魯迅、顧准的民族；令人懷疑孔子、屈原、司馬遷、杜甫是否存在過？今天我們民族期待的語言、行為又在哪裡？我們的"國之大老"在說什幺？我們民族的"乾城"在做什幺？
許多人跟我說，不是他們不明理，不是他們不能說，是因為他們也得生活，過日子，他們有老婆孩子，有家有業，他們又怎能以一人之微力對抗現實潮流？是的，人是渺小的，無力的。可是，平庸是平庸者的根據，為什幺我們不能超越？為什幺我們性格裡缺乏廣博巨大的關懷？為什幺歷史到了這裡，擋住了我們，使我們甘願平庸？
有很多事並非我們不能，而是我們不為。
就絕對的信仰而言，沒有任何東西：名位、事業、家庭、孩子......限定了人們言行的範圍。只要是真理和正義，我們有權也應該講論我們所確知的，我們有權也應該見證我們所看見的。
1995年。抗戰勝利五十週年。贏得了那場戰爭的民族歌舞昇平，時代祥和。我們在這一年做了些什幺？在這個大背景下，文壇是奇異地熱鬧，先是向余秋雨身上吐唾沫，然後是"二王"之爭，1995年還未過去一月，就有人出版了"文壇現象錄"。"過於聰明的中國作家們"，一匹黑馬就這幺嘶叫過。但為什幺沒有人探查中國人的日本觀，從而清理中國人的民族文化性格？很少有人想過抗戰時期我們有六百萬偽軍，這一數字即使按人口比例講在世界諸民族裡也是最高的。我們無法簡單地斥責他們背叛祖國，無論是在本族或異族面前，他們都不過是奴隸。為什幺我們國家有最適合叛徒繁殖的土壤？一個造就順民的國家，怎幺能指望它造就的懦夫變為保衛它的勇士？在這一年，很少有人想過日本與中國的未來。除了有數的幾篇文章，如葛劍雄《我們應有的反思》等等，沒有人想到我們應該說點兒什幺。
一個十二億人口的民族是多幺龐大、壯觀，但生物學已經告訴我們，一個物種在數量上的龐大可能導致質的衰敗。這方面的例子舉不勝舉。我常想起浙江千島湖事件和其它同類事件。臺灣的戴吾明先生告訴我，千島湖事件中遇害的臺灣遊客本身的行為也太張揚，他們穿金戴銀，在船上豪賭，烏煙瘴氣。但這一細節並未減少我的沉痛，我仍想追問我們的青年劫財後又縱火燒人的問題本質。這一細節反而使我看到了我們文化中吃人傳統的血腥未盡。
臺灣的戴吾明先生對大陸和臺灣的社會風氣和民眾素質深有感觸。想一攬子解決這些問題千難萬難，處處扭曲，盤根錯節。他說，他已不知道如何匡正人心。他說他只能推己及人，在有限的範圍內勸化。他厭倦了一切清談，他能把握的就是自己，能切實可行的就是使周圍每一個與他接觸的人覺悟到人間的正氣和大道。因此，他像蘇格拉底、耶穌、佛陀、甘地、墨子......這些偉大的聖賢一樣去喚醒、慰藉人，從售貨員到出租車司機，從空姐到大學教授，只要能交流，能接上話，他就盡力使人明白個人在社會上的作為。這場景讓我感動。因為他也正是這樣勸諭我的。這境界和成就也許比不上他追慕的先賢們，但一樣富於人性，一樣閃耀著神聖的光芒。
在廣西玉林，年輕的記者黃利向我談到了佛家和"末法時代"。她說很多人敗落、卑瑣、惡劣，但他們的心仍是"一面鏡子"，他們仍能分辨出絕對的真、善、美。對於知識份子，人們不僅僅要求知道他們的看法和意見，即不允許他們總讓世界處在懸而未定之中，人們還期待他們確定人生情境，即言行一致。就是說，知識份子不僅不應拒絕擔負發言人的責任，不應只滿足於他們智力和感官的探索，他們還應有健康的人性。一個人的存在，應該使周圍更多的人意識這存在的感覺，即喚醒人們關於日常生活、陽光和熙、天空明麗、春天溫暖的感覺。
三
以知識作為聲名的知識份子少有人把知識作其本質。何謂本質？黎鳴先生說，是精神元素，這種元精神有三：古希臘人首倡而現為基督教文明發揚光大的人類求知精神；古希伯來人見證的而今快衰竭的人類信仰精神：中國先人說教而後失傳的人類仁愛精神。以此三元考察很多知識份子，讓人無話可說。
我曾經批評兄長們，即四十歲左右的一代人的虛無傾向。我們都瞭解他們，他們年輕時那樣純良美好，並以青春抗爭極權，要求人性的自由；而現在，當人的非理性一面得到極大的放縱時，當商業法則滲進社會的各個角落時，他們失重了，他們"覺悟"出人性原來有那樣多的表現方式，而人生天地之間原來是一個"偶然"。對偶然性的自以為堅實的認識，使得他們的一切言行都染上了虛無主義的症候，追名逐利，要求佔有和享受。同他們的青春一樣，這一次仍以人性的名義行事，只不過人性的內涵發生了質變，因為他們覺得對人性來說，"存在的就是合理的"，他們在金錢、性、暴力、聲名等方面要求對手(社會)給他們滿足。於是，他們"人到中年萬事休"，他們不僅不視"萬戶侯"為"糞土"，甚至艷羨起"大丈夫不當如是耶"來了。他們"一闊臉就變"，一旦發跡，眼珠一翻，原來的同類立成寇仇。
章太炎語"小成即墮"實可為他們寫照。我以為很多兄長的墮落對我們民族來說是一個極為不幸的事實。我們時代最多彩的文化景觀是他們"創造"的，但他們"文不足以安邦，武不足以定國，多數是缺乏獨立思考能力的匹夫"。他們本應該"四十而不惑"，認清歷史給予的位置，在自己的位置上盡力涵詠斯文，陶冶環境，為文明、文化的興衰續絕作薪盡之火。倘若他們有餘力，有肝膽，那幺，他們應該承擔起這個民族的苦難並同時承擔怯除苦難的責任。
不幸的是，這些正大的人生內容在偶然性的絕對命令下，都顯得費力而微不足道，他們把自己的"政治生命"、"社會地位"看得重於責任，因此在民眾的疾苦面前，他們就變得全無心肝了，不幸的是，作為民族的中堅，轉型時代的社會又給予了他們太多的機會，或運籌帷幢或闖蕩江湖，從民間說唱到視聽精品，他們有太多的"露臉"、"佔有"、"享受"、"人生成功"的可能。可惜他們沒有求知的信仰，沒有對於仁愛的信仰，沒有對於信仰的信仰，他們缺少這些精神，因而他們的一舉一動不過成為歷史之手書寫時的一次"筆誤"。
四
"森林中的熊已無蹤影"，所謂的戰略思想家亨廷頓居然詩意地描繪蘇聯帝國的崩潰。他預言說，未來的衝突將是文明的衝突。時至今日可以斷言，這預言發揮了"應激症效應"，本來沒有的，說什幺就有了什幺。預言家一變而為導演者。事實在很大程度上為這預言指引著。我們不清楚是亨廷頓從事實中獲得了靈感，還是事實從亨廷頓的靈感中獲得了啟示。總之，這位謀士為文化精英們提供了一個練手的對象，他們以此為起點將衝突勾畫出輪廓、體系。"遏制中國"、"中國威脅論"與狹隘民族主義、民粹主義喧囂一時，正說明瞭這一點。
當後者的混合體對世界說"不"的時候，立刻成為一個新聞事件。卻少有人為這種"衝突"正名。陳獨秀、胡適、魯迅們當年極明確地批評"拳匪"、"暴民"。與義和團當年不同的是，今日對西方說"不"的國人對西方有了一知半解，有很多人甚至去過西方，身受過基督教文明的"洗禮"，是所謂的文化人。民眾也注意到，正是這些見多識廣的文化人曾給他們引見了一種先進文明的"優越性"，告訴他們人性嚮往的狀態是什幺樣子。不料他們在轉了一圈之後又有了新的發現。現在，正是他們在聲討那一文明的"罪孽"。如果說這就是民族主義，恐怕只能說這種民族主義是流氓最後的遮羞布。
文化人一旦淪為流氓又是多幺可悲可笑的事，而由此製造的種種精神成果，不過是一場春夢。或許我們這個民族的確有某種毛病，否則為何滿街都是"治陽萎早泄"的江湖招貼？
研究制度經濟學，後來又對文明感興趣的盛洪先生把西方文明概括為"蠻族入侵"是很獨特的，但不知科學體系和實證方法在西方文明中佔什幺地位。他說，他到美國後，發覺美國文明並沒有想像的那幺好。美國並不那幺喜歡民主，不那幺尊重人權，想來想去，覺得還是捍衛自身的文明，才是人的歸宿和生活的堅實基礎。其實他舉的例證我們從報紙上早已看到，不一定要到美國去"發現"。但盛洪先生幡然悔悟的精神還是令人感動的。我感到不滿足的是，文化人在親見以前何以有那幺許許多多的想當然，在親臨其境之後，又何以只相信自己的眼睛。推翻自己製造的神話後又給平民百姓下了一個又一個新的命令，他們的眼睛真看得那幺深刻，那幺透徹嗎？
我們看慣了這類現象，一些人出幾次國，就以為超凡入聖了。他到過美國，自然不同於一般中國人；他來自中國，自然又不同於美國人。他見識過東方文明，又見識過西方文明，可以像進過城的阿Q那樣以條凳笑長凳，又可以長凳笑條凳了。何家棟先生稱之為"洋Q現象"，或曰"洋Q的新思維 "。在國外走俏的某些"新儒家"，大概也屬這一類。他們教化中國人，卻不去檢討我們社會的方方面面。於是，西方人所說的一個沒有時間的社會，一個不斷在重複的歷史，就再一次成為我們面臨的現實威脅。例如，樣板戲的火爆，對公社模式的讚美，"東風吹......"的號角又響遏行雲，而且是為新的一代人(是新生代們而不僅僅是文革一代即現在四十左右的一代人)實踐。盛洪先生說，任何文明在形成過程中都有一個"死而復生"的階段，這是否意味著新的更高級的文明將由此誕生呢？
這是我們的好傳統。
五
我這樣批評我的同行和我的兄長們，那幺，我自己又如何呢？我自己的位置又在哪裡呢？我曾經反省自己。假如時光倒流，假如"說不"將會給自己帶來巨大的聲名利益，那幺，我會不會"說不"？或者，一旦我不再窮窘，一旦我也有了聲名地位，我會不會成為"坐穩了奴隸位置"的奴才？
這反省讓人恐懼又慶幸。是的，借用"訕君賣直"這句話，我沒有為賣而出賣自己。我慶幸命運讓我選擇了另一條道路。也許有一天我真的發跡了，變臉了，就讓這文字和大眾們來審判吧。
讀過我文字的人奇怪我的職業，奇怪我目前"在"的地方，我解釋說這只是謀生，一個吃飯的飯碗，而且我還在關心語言文字，關心我們這個共有的社群的環境。同兄長們一樣，我們也是先天的"營養不良"，我們也許做不了最好的，但就讓我們實踐那最不壞的人生情境吧。像詩人所說的，"假如我不再禮讚晨曦和落日，不再禮讚老人和少女，就把我逐出人子和聖者的行列"。
四川的羅志田教授給我來信，"......這位古人叫顧亭林(炎武)，也曾說過'士大夫無恥，是為國恥'，或者與兄所慮稍近，抄在這裡，供兄參考。"我所思慮的也只是我們的時代和文化。羅志田先生提到顧炎武，我們都知道，顧炎武說"易姓改號，謂之亡國；綱紀崩壞，謂之亡天下"，顧炎武還說，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歷史的憂患同樣是驚人地重複，這足以讓人深懼天心。
(來源：新世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