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法維權」是統治人民的現代精神鴉片。
只有「旗幟鮮明、堅忍不拔、學理深厚、聲威浩蕩」的當代民運才可迫使集權統治作出必要讓步。
胡錦濤的大動作要等江澤民過世，但同時，受制於「太子黨」。後者，是他很難成為戈爾巴喬夫的主因。
「中共鬥爭史」，其接班的血腥和痛苦，根源於「權力鬥爭」和「民運興起」的兩個最初原因。
不能用民主制度的程序化是非套用集權政黨接班制度的實踐「適應性」。事實上，中共就是在這種接班制度上成功統治到今天。
胡錦濤的明智、保守和頑固是他注意到胡趙下臺的重複教訓和經驗，放棄了從來沒有成功的虛假「政治改革」，反而，提出強化「執政能力」，最終成功領受了軍權。
「民運民主派」再提什麼要求中共「政治改革」，其「愚不可及」要打屁股了！
「中共改良派」和「反叛共產黨人」同「社會民主派」是民主進程天然的相關聯、既鬥爭、又聯盟的雙胞胎。
民運從中共軍權的成功交接, 其「團結統一」「權威凝聚」的再一次顯示，是民運再一次不可同日而語的！
沒有深邃思想、沒有高貴精神、沒有堅韌道統，沒有後天的一切鍛造，則民運什麼也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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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主流輿論對中共四中全會的軍權接替和「加強執政能力」的消極意義十分清醒。請看：
江澤民辭職是否能給中國帶來一片光明
胡錦濤成中國新統帥政見與江無根本區別
胡錦濤地位雖穩 無助中國民主化
江核心退位不意味著中國政治的進步
不祥之兆：新獨裁者出現， 胡錦濤開歷史倒車
胡錦濤接軍委 臺灣朝野：不需樂觀期待
胡錦濤並非溫和派
胡錦濤 「政治輔導員」
胡錦濤是鄧小平隔代指定的政治遺腹子，六四血債的欠債人
歷史證明了所有寄希望於中共的人最後必然都要以失望告終
這是經過否定去年「胡溫新政」幻覺的全面提升。
隨著孫志剛案件擺平，劉荻釋放的「曇花一現」，（只能表示謹慎的歡迎）「血盆大口」就衝著羅永忠杜導斌而來。及至今天拋棄虛偽的「政治改革」，反其道而「加強黨的執政能力」，民權上訪的頭子葉國拄、鄭明芳被抓，昔日民主黨人孔佑平重刑15年，「胡溫新政」的面具徹底撕下了。
1906年清廷頒布預備「仿行立憲」，1908年頒布「欽定憲法大綱」，規定1916年實行憲政，即便如此確切的「新政」，資產階級立憲派仍不斷揭露「預備立憲」是騙局，有力量迫使清廷宣布提前於1913年「完全立憲」。
但是，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
把胡溫輕饒了個把名人，說成」 新政」，是由未經煉獄的體內外幼稚「獨知」們的「一相情願」。
其意在將民主進程納入簡單消極的「維權」和 「一切從零開始」的「民主啟蒙」，使後來者脫離民運。有的毫無史實根據地插腳修改嚴肅既往民運史，損害民運傳統，在去年曾經多少影響過輿論。
其「分道揚鑣」的對象是以「民主政治」「制度再造」為旗幟的「當代民運」。目標是變「民主抗爭」為 「合法維權」。舉目四望，以上訪為代表的「合法維權」以及種種「維權」案件，哪個勝訴了！？
如果，去年我們說，消極「維權」是統治人民的現代精神鴉片，為時尚早，那麼，今天，我們如果不提示「消極維權」的幼稚錯誤，不揭穿每個時期的「反民運伎倆」，那麼，人們永遠不明白，為什麼悠悠民運數十載，有根脈傳統，有精神積澱，有嚴整理論，有道德勇氣，有隊伍集結，有民眾基礎，有濟濟人才，有國際氣候，有代表人物，為何如此遠離成功！？
善良的人們，不曉得民運文化隱蔽戰線博奕的複雜和尖銳。
歷次民運證明，不廓清對專權的幻想，就沒有民運的前進。正因此，才有今年本土民權運動的「起色」和體內的新覺醒。
當代民權運動，沒有新舊之別。
哪次民運不是打著「合法、和平」旗號！？ 哪次民運不是首先「維權」！？
所謂「新維權」運動的羅永忠杜導斌案件，哪個逃脫了「宣傳顛覆國家政權罪」政治「誣陷誹謗罪」！？
消極「維權主義」曾經將自己和「傳統民運」相區隔，尋求「第三條道路」，是「希望之路」，還是「死亡之途」？他們自己的回答終於是參與呼救「民主黨英雄」秦永敏，參與「廢除勞教」聯名，參與呼救上訪民權代表葉國拄、鄭明芳！
這無疑是「民運道統」不斷呈現和屹立的結果。
連曹思源這樣自以為有力量影響共產黨的「民間學者」也認為「江澤民去留與中國政改無關」。
今年初，曹思源在美國說：現在，中國領導人接受了民間學者專家的建議，把尊重和保護人權寫入憲法。
「人權」入憲果真「是中國領導人了接受民間學者專家的建議」嗎！？
我以25年「人權」入憲路，回望「中國人權宣言」及「同盟」 的抗爭史實為據，直接以文章標題指出是：當代民運以自由和熱血迫使中共僅僅將「人權」字眼載入專制憲法！
只有「旗幟鮮明、堅忍不拔、學理深厚、聲威浩蕩」的當代民運才可迫使集權統治作出讓步。
胡績偉在「胡耀邦與西單民主牆」中肯定了「自下而上」民運的重大作用，讚許了胡耀邦「對西單民主牆是密切關注、熱情支持和盡力引導的」。
文中透露，1979年2月15日，參加中央召開的理論務虛會的人民日報評論部主任範榮康和政策研究室的主任余煥春，在會議上作了一個聯合發言：題目是《西單民主牆剖析》。我在1979年召開的人民代表大會常委會上，根據這個發言，也介紹過西單民主牆的情況。
文章指出，如這年12月貼出的任畹町、魏京生等寫的文稿，要求政治民主化，引起很大的反響。一些青年還自發地組織了一些民間團體，出版了一些民間刊物。來這裡貼大字報看大字報的人越來越多，因而人們把這裡叫做「西單民主牆」。
文章還指出，1979年3月，（應為1月）任畹町等人在民主牆貼出了《中國人權宣言》以後，特別是魏京生在3月25日貼出《要民主還是要新的獨裁》那張大字報後，鄧的態度明顯大變。在魏的大字報貼出後的第四天，就藉故下令逮捕了魏京生。
郭羅基在「魏京生和中國民主運動」中透露，理論工作務虛會的成員中，與西單民主牆發生聯繫的只有嚴家其、王若水和我三個人，後來都挨整肅。
中共體制內不乏「研究所」和專家學者，缺的是決裂於專制的「反叛共產黨人」。
89民運之後，大陸「民間學者」「民間研究所」，如果不淪為人家的粉飾面罩，不墮落為人家監視、制約「民主派」的工具，就算很有骨氣了。
方覺一變往昔的立場，發出了不同於上述主流的聲音，在「促進中國的發展、改革、開放－－關於中共十六屆四中全會」中認為，剛剛閉幕的中共十六屆四中全會，出現了一些發展、改革、開放的積極傾向。在這次會議上，胡錦濤為代表的中共第四代領導人強調以人為本的發展觀，提出加強對權力運行的制約和監督，要求深入開展反腐敗，願意構建中國的和諧社會。
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層將推進若干開展黨內民主的步驟。這將在一定程度上改進執政黨的運作體制。（關於四中全會的這些陳詞濫調，請看上述主流輿論的回應。）
可見，中共領導的「發展、改革、開放」 不僅是方覺的立意和追求，也是他對中共的冀望。
方覺流亡美國以來多次否定了中共第三、四代對民主政治有積極作為，認為「大變革要等到第四代下臺之後」。「中國的制度轉變必須具備3個基本條件：國際壓力、反對派、中共第五代領導人中的開明人物」。並且，希望「產生新的民主政治的代表人物」。
今年和去年比較，方覺的自身立場和對中共政治的評價發生了很大變化，從要求中共「制度轉變」的立場轉到讚賞中共「促進中國的發展、改革、開放」。
這是方覺放棄「產生新的民主政治的代表人物」，脫離「反對派」立場的根本位移。簡言之，是從堅定的「反共」轉到溫和的「冀共」。當然，任何人有持有立場、改變立場的權利，不可干涉。
可是，對於民運來說，這關係到堅持「民主政治」的旗幟，揭示專制黨國的固有本質，不斷闡明民主派的政治原則和政治戰略。就是說，民運的本份不是滿足於消極「維權」。
今年，本土啟動「民運道統」的思想準備，提出「六四」新文化運動，醞釀「民運9點共識」，出爐「民運道統」總匯，把秦永敏及全體民主黨人，和蔣彥永作為同類英雄來呼救，聯名取消「勞動教養」要求盡快批准聯合國人權公約等等，這一切，是基於民主派的政治原則和政治戰略，基於「民主政治」的旗幟。
可見，「民運政治（文化）」和「公民維權」的基本分野。
我們經常揭示和不同群組的各種區別，並非顯白民運的高遠寥廓、不同凡俗，實在是我們護衛這個事業，免於歧路的實際需要，是有內容可論證的。
四中全會決議「加強執政能力」是對自身「政治改革」目標的反動，是更為赤裸的「強化集權獨裁製度」。「政治改革」將從中共「政治詞典」中消失。
唸唸不忘中共「政治改革」，是幼稚「獨立文化人」和不瞭解中共之媒體的夢囈。中共「政治改革」 是「一黨政治」內的行政完善，其內涵是 「擴大黨內民主，強化一黨集權」，與憲政目標毫無相同之處。
本土民運早已放棄了「敦促中共政治改革」的幻想，其獨立的口號是「政體改造」「政治變革」「制度再造」，包括方覺上面持有的「制度轉變」立場。我注意到，李國濤用「制度變革」似更為確切。
「民運民主派」再提什麼要求中共「政治改革」，其「愚不可及」要打屁股了！
但也不必直接反對中共「政治改革」，因為，同「平反」「正名六四」一樣，可視為民運同「中共改良派」聯盟的「近程目標」、「初級綱領」。
綜觀「中共鬥爭史」，其接班的血腥和痛苦，根源於兩個最初原因，即「權力鬥爭」和「民運興起」激化了中共內部的接班矛盾。這兩個最初原因還互為因果。
劉少奇、林彪的下場屬於「權力鬥爭」，胡耀邦、趙紫陽的下場屬於「民運興起」，華國鋒的下場是二者兼有。
如果沒有「86學潮」，「反資產階級自由化」不力，胡耀邦不會被迫辭職。
如果沒有「89民運、6、4抗暴」，「反動亂不力」，趙紫陽不會被迫下野。
華國鋒退位，除了「權力鬥爭」，還是「民主牆」打下了民意底子，是中共「開明改良派」領袖胡趙下野的反例。
「中共改良派」含「反叛共產黨人」同「社會民主派」是天然的相關聯、既鬥爭、又聯盟的雙胞胎。
鄧胡趙的「黨內民主」改革帶來的寬鬆，引發了78民主牆、「86學潮」、「89民運」、「6、4民主革命」。
胡趙又因為民運的歷次興起而遭殃，這是中共「政治改革」失敗的一個證明，也是歷次民主運動興起的證明。「政治改革」和「民運興起」存在連鎖的共進共退關係。只要「政治改革」帶來了寬鬆，必有「民運興起」。反之，只要「民運興起」，「政治改革」就告吹。是惡性循環，還是良性互進？
不管怎麼說，共產黨和民運都不死，都在硬撐著自己的「偉大」事業。
結果，中共的「政治改革」，從來沒有真正搞過，民運也從來沒有真正搞過！
二者都不能同時一蹴成功，但二者都進展不大。當權者搞壞資本主義，搶奪全民財富，製造社會不公，經濟高速增長，社會急劇腐敗的同時，各社會集團言行的寬鬆度，在經過歷次民運的不懈衝擊後，專制海岸線在後移。
是不是試圖使民運一方首先讓步停止「民主抗爭」，使中共一方首先安心「政治改革」改善「黨內民主」進而擴大「社會民主」以待成功，最終「雙勝同贏」呢！？職業民運及其獻身者可免去牢獄之災，流亡者准許回國。也許，是利於雙方的可行方向，也許根本是幻想。
首先，工農市民的民權生存抗爭誰來管！？北京鎮壓「9、18」上訪遊行前後，大規模的工農生存抗爭有「風起雲湧」之勢。
「社會公正」和中共「壞資本主義」的矛盾，同時，也是「大鍋飯」和「私有化」的矛盾，還是「社會公正」 「大鍋飯」和未來「民主政治」的矛盾。既是體制的，也是人心的。
未來事變應該是中產階級知識界「民主政治」和工農大眾反私有化的聯合行動，也是兩者的衝突場所。中共的「壞資本主義」將是「民主政府」難以接收的爛攤子！「文化大革命」不是沒有復辟的可能。公私兼有的「混合經濟」才適合中國。
在此，應該重複的是：
86學潮導致胡耀邦下臺，89民運至使趙紫陽去職，這並不是「民主運動」的罪過。而是中共開明領袖既願意保護學生又必須壓制民運，既無力阻止民主，又無能抗拒強權，既無意支持自由，又畏懼決裂獨裁的分裂的開明共產人格本性使然， 這是真正的悲劇之在。
因此，不能簡單解釋為中共的接班制度有問題，它是和「權力之爭」，和「民運興起」密切相關的。不能用民主制度的程序化是非套用集權政黨接班制度的實踐「適應性」。事實上，中共就是在這種接班制度上成功統治到今天。
江可能在等待胡錦濤胡趙式的錯誤出現，但沒有等到。
胡錦濤的聰明、保守和頑固是他注意到歷年胡趙下臺的重複教訓和經驗。第一，放棄了從來沒有成功的、失敗地虛假「政治改革」，反而，提出強化「執政能力」；
第二，在民權上訪運動興起但沒有達到「89民運」規模的關鍵時刻打擊民運，滿足了江和專制需要；因此，最終成功領受了軍權。江胡的共同明智免除了最後一次接班危機。
根據規律，中共大的制度變動和前任領袖權威如毛如鄧的過世關係極大。輿論都沒有注意到，胡錦濤如果有大動作要等江澤民過世。當然，還要考慮開放時代國際政治、經貿關係的制約。但同時，受制於「太子黨」。後者，是胡錦濤很難成為戈爾巴喬夫的主因，除非，「太子黨」也想變天。不過，誰是「變天」領袖，則另說了。
而且，變天與守舊，無論對於誰，都是「一念之差」，根據現實的利益需要，可以毫無原則。
第四代「江胡溫曾」體系是「平民黨」「太子黨」聯合統治「中華遠東大帝國」的合理體系，可能是天意的象徵。
由於歷史的原因，第四代黨政首腦胡溫均非江嫡系，並給他們留下遺恨。
因此，布局第五代「黨政軍」首腦早已成為江曾「上海幫」的運籌。軍隊第五代易於掌控並已經布局完成。如果，薄希來是「太子黨」第五代的總理第一人選，那麼，第五代總書記的接班人一定是胡錦濤欽定的「平民黨」。
依然是中共「平民黨」「太子黨」的聯合統治結構。
民運從中共軍權的成功交接, 其「團結統一」「權威凝聚」的再一次顯示，是民運再一次不可同日而語的！每個民運的獻身者應該引為慚愧和羞恥！
民運沒有專屬的本土依托，沒有本體的財政來路，沒搶沒炮，沒有物質，先天不足，再沒有人心凝聚、沒有深邃思想、沒有高貴精神、沒有堅韌道統，沒有後天的一切鍛造，則民運什麼也不是！
號召中共武裝力量反戈起義，須有足夠政治道德資源的「孫中山」。
一切有志者，在民運的讚頌、辯論、批評和監督中首先尋求思想出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