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記者/文曄
經歷八年「抗艾」，高耀潔已經成了一個77歲的老人。她彎腰撿東西的時候，會喘個不停。她已經到了讓別人照顧的年紀。
但是，這一切都是表面的。當你見到高耀潔時，會發現，她的力量和激情保持至今。
為了一個官方公布的不實數字，她會從沙發中跳起來，面紅耳赤地在屋裡走上兩圈以平息憤怒；即便是一個曾經訴說過多次的艾滋孤兒的故事，一提到細節，她就先紅了眼圈。高耀潔的真正狀態，用她老伴的話說，「這個老婆子不要命，你說誰能攔得住？」
高耀潔從1996年開始在民間大聲疾呼防治愛滋病－－這些事，在河南也不是沒人知道，但就是沒人敢公開這麼說。到1999年，她開始在國際上多次獲得人道主義獎項。2003年中國關於愛滋病的政策開始改變後，人們才開始正視她的價值。
2003年底，吳儀點名要見高耀潔，中央電視臺將她評為「2003感動中國人物」。
臥榻寫「春秋」
到達高耀潔的家時，是2004年夏末的一個午後，高耀潔正斜臥在床上修訂著自己的書稿《艾滋之怪》(暫定名)。屋外面風雨如晦，她卻怡然自樂，一盞自製的燈，簡單到只有一個燈泡，照亮了她的臉，也將她的神色變幻鋪陳開來。
她忽而憤怒，一骨碌爬起來，抖著稿子說：「這些沒良心的人，打著行醫的幌子，其實就是向愛滋病人賣假藥！」
她忽而又紅了眼圈，用孩子般的神情說：「你看這一段，一個孩子對她的愛滋病媽媽說，『你把我賣了吧，賣了就有錢治你的病了』，多慘！」
今年春節，她家來了兩個女人，自稱北大畢業，拿著紅頭文件，說可以調動1億元的「防艾」資金。但高耀潔發現越談越不對勁，果然，剛出去片刻，她另一部《一萬封信》的書稿就不見了，幸虧高耀潔機警，在這兩個女人鼓囊的包裡又把稿子揪了出來。
說起她們當時的窘態，高耀潔忍不住發笑。
這部書稿，用高耀潔的話說，是她在民間防艾事業的起點，也將是終點。
《春秋》是孔子晚年寫的最後一本書，他感嘆「吾道窮已」而作《春秋》，在臨死前對弟子說「將來世人瞭解我要靠《春秋》，將來我得罪世人也是因為《春秋》」。－－高耀潔覺得，手頭正改的這部書稿，對自己的意義也是如此。
「我這部書以個案為主，誰也擊不倒我。」高耀潔用她那顫顫巍巍的小字記錄下她深入河南農村，調查愛滋病的所見所聞，時間、地點、圖片俱全。
她要用「最立得住」的個案讓人們相信，正是1995年興起的「血漿經濟」，讓這些老實巴交的農民走向了墳墓。
「宣傳是防艾的最佳良藥，中國最缺的就是這個」。 8年前，她拿出自己僅有的500元人民幣積蓄，編印了1.2萬張「防艾」資料，用一雙僅有34碼的小腳走遍了鄭州5個長途汽車站，向旅客散發資料。8年後，她相信「艾滋在中國的怪現狀必將成為歷史」，既是醫生又是河南省文史館館員的她，用起了春秋筆法。
一生的慣性使然
1996年，干了半輩子產科的高耀潔醫生遇到了她的第一個愛滋病患者。當患者那雙骨瘦如柴的手拉著她說「我不想死」時，高耀潔不能平靜了。她不僅被在河南這種內地省份也會出現這種凶險絕症而震驚，也為自己「被常識所騙」而震動－－在當時，她曾也認為愛滋病是因行為不檢點得的「髒」病。但是，眼前這位患者不吸毒，不嫖娼，他是被輸血傳染上愛滋病的。
「血庫裡的血有艾滋病毒！這樣受害的人就不止一個！」
從此，她投入「抗艾」。這位穿舊式衣服，戴廉價花鏡，甚至還是纏足小腳的老人，走了100多個艾滋村，見了1000多個病人，給他們送藥送錢；當了164名孤兒的奶奶，寄錢供他們上學。
她平日粗茶淡飯，算計每一分錢，卻慷慨地將自己的百萬元獎金和稿費全用來印發「防艾」材料－－這種她自己編寫的4頁8面的小冊子至今已經印製了77萬份，發放了75萬份。
為了發放這些材料，老太太或去歌廳(經常被轟了出來)，或推著自行車走街串巷，依靠一己之力，卻比任何一個政府機構都要印得更多，也發得更多。
所有這些事情，能做成一件就已經是不易了。
或許，高耀潔70歲時做的事情，可以從她3歲時的記憶中找到源頭。
高耀潔的外祖父曾是前清翰林。在他的關照下，高耀潔3歲就開始讀書，當然，讀的是四書五經。
「我記性特別好，老師教一遍，自己看一遍，就可以直接背誦了。」當年學的《四書》和《孝經》已經刻在了她的頭腦中，談話中，她不時引用儒家經典，《孝經》則是當面背誦如流。
幼年的家教是矛盾的。它給了高耀潔一雙走不遠的小腳，也給了她一顆「為天下立心，為生民立命」的心。
小腳曾讓她自卑，但在成為婦產科大夫後，一個人對付47張產床，小腳帶給她的不便早被繁忙的工作甩在腦後了。
「我是一個儒教徒，不會害人。」高耀潔如此總結自己，但她又說「我常常覺得，我不適合現在這個社會。」文革中，她自殺了3次，雖然沒有死，但胃被打壞，後來切除了3/4。因為「不說軟話」，她還被斷斷續續關到太平間裡8個多月，落下了肝硬化的毛病。
高耀潔常說，「天之生物有責，我的職責就是個醫生。」
為了這個霸稹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