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多維新聞網在對待您的態度上發生過許多轉變。在您2001年逃離中國之際，多維網做了許多報導，同時何頻的明鏡出版社也在熱銷何清漣著「中國現代化的陷阱」。但很快您就被雪藏，多維網幾年來很少刊載您的文章。近日，多維一反常態的刊載您的數篇文章，現在又對您進行了專訪。讀者對此很有興趣一探究竟。
何清漣答：你們看到的確是事實。2001年6月我剛從中國逃出來時，曾與多維有過接觸，那時記得多維剛開辦不久，無論是知名度還是經濟來源都有待提升。而後來多維確實沒有報導與轉載過我甚麼文章，包括一些轉載率很高的文章，比如我發表在《當代中國研究》雜誌上的文章，「中國改革的得與失」，「威權統治下的中國現狀與前景」等，多維也從未轉載，倒是國內一些網站上的網友們在與政府打游擊戰，刪刪貼貼地努力想傳播這些文章。我真為那些網友的安全擔心。所幸這幾年正好是大紀元時報發展時期，通過這一報系，我的聲音在海外中文媒體上得以傳播開來。
最近多維對我的這次採訪，是在康萊狄格州三一學院「信息時代的族群關係」研討會上何頻受到與會聽眾質詢後發生的。當時聽說多維要採訪我，我真的很吃驚，曾半開玩笑地問他們是不是弄錯了。從康州回來幾天後我曾接到何頻先生的電話，他向我解釋了一下多維近幾年的取向，並解釋他說是衛護我的，比如有個叫冼岩的寫了許多罵我的文章，他都扣下來了。我告訴他，他可能記錯了，冼岩的文章幾乎每次都在他的網上首發。多維甚至連冼岩點名批判的我的文章，包括上述兩篇在內，都沒有刊載以供讀者作批判靶子之用。至於多維突然又登載我的文章，是不是一反多維常態，那也只有他們自己心中清楚。
大紀元：多維發表其專欄洗岩專題文章「□□何清漣」對您進行人身攻擊，表示您在美國思想枯竭，身受內外煎迫，可能發生精神崩潰。您對此有何看法？這種人身攻擊文章是否超越媒體底線？
何清漣答：冼岩是甚麼背景，曾有「冼岩」署名文章解釋，說「冼岩」不是國安部的寫作班子。但至今為止，「冼岩」於公眾來說還是個網路幽靈，只知道這個名字是個千麵人，甚麼樣的題材都能寫，幾乎對任何事件都隨時可以寫出洋洋萬言，感覺良好地加以評論。其文風時而故作文雅，咬文嚼字，時而跳起腳來罵街。任何天才人物即使每天工作24小時，大概也無法寫出這種風格多樣的大量文字，並閱讀海量般浩大的信息。至於「冼岩」詆毀我的話，我從來就覺得那是暴露他自己是甚麼貨色的文字垃圾。那些願意將「冼岩」那種罵人文字如獲至寶地登載的「媒體」，大概也不需要為自己設定甚麼媒體底線，因為它們本來就知道自己並非媒體，也根本不會用媒體的標準要求自己。
大紀元：您的「中國現代化的陷阱」是何頻的明鏡出版社發行，而修訂版由博大出版社發行，是何原因？這本書在海外也廣受讀者歡迎，您的稿酬應該也很好吧？
何清漣答：交由博大出版社出版，是兩個原因，一是我與明鏡出版社的5年期合約早已於2002年7月初到期，且並未續約。按照合約，明鏡版的書之銷售也應該於2002年12月停止，但因他們告訴我還有幾百本沒賣完，所以一直在賣。二是我與博大負責出版的人談過，相信他們的誠信與能力。事實證明，博大版的書確實做得很好。至於稿酬，我的書在國內絕大多數是盜版，收益歸了盜版商；在海外，我從明鏡出版社那裡一共拿到了2000冊的版稅。而修訂版在海外發行的情況要好得多，臺灣版印了5000冊，不到一年已告售罄。博大出了4000冊，從去年10月至今據說也已經銷售了3000多冊。
大紀元：21世紀中國研討會上，《當代中國研究》網站和雜誌主編程曉農博士要求何頻先生回答，「從一個西方自由國家的標準新聞媒體的做法和角度，請你評價一下你自己的多維新聞網，在那些方向上與西方的正常的、自由的媒體有甚麼不同？」何頻答說：「多維在面臨中國轉型過程中他所選擇的角色不是媒體」。您對此有何評價？
何清漣答：既然他自己都說他所創辦的多維所選擇的角色不是媒體，別人自然也就不能強人所難地將多維定位於媒體，應該尊重多維自己的選擇，不將其作為媒體對待就是了。
大紀元：多維辦報紙與網路，卻又聲明自己不是媒體，那它們究竟是甚麼？
何清漣答：歷史與現實經驗可以做為解答這個問題的借鑒。西方國家媒體是媒體，有自己的一整套職業倫理，其中追求真實是首要的一條。而社會主義國家，如前蘇聯、中國以及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媒體，基本上不是媒體，而是宣傳機器。這些國家的政府為它們的定位是「黨的喉舌」或「黨的宣傳陣地」，其職業倫理是服從黨的需要，黨叫做甚麼就做甚麼，事實是甚麼並不重要，事實需要服從黨的需要。
我在這裡講件真實的事情。我在國內時，偶然遇到深圳一位剛從美國考察回來的局長，因為原來認識，於是我問他最深的感觸是甚麼？他告訴我，美國甚麼都好，就是制度不好；而中國甚麼都不好，就是制度好。我看他不像開玩笑，於是請他解釋。他告訴我，去的這段時間，正好是布希總統未成年女兒酗酒的事情發生，美國媒體猛炒，布希很狼狽。下面是他的原話：「這點屁大的事情，炒成那樣。這樣的新聞自由有甚麼好？中國如果引進這樣的制度，豈不天下大亂？所以黨是英明的，絕對只學西方的科學技術，不要這套資本主義制度。」這個局長對新聞自由的認識代表了中國官員的平均認識水平。
大紀元：您本人在「深圳法制報」作了多年部門主管，又作了「中國政府如何控制媒體」專題研究，您認為作為媒體而不是「傳聲筒」的原則應該是甚麼？媒體的底線是甚麼？是否對前一段時間的多維何頻「篡改報導」事件有所耳聞？在辯論中，有人提出了甚麼是「公正媒體」這個命題。您認為何為「公正媒體」？
何清漣答：這個問題的提出與學者要不要講學術良知有異曲同工之妙。正如學者治學要講學術良知是學術研究的內生需要一樣，新聞報導追求客觀公正，也是媒體內生的要求。一般來說，媒體的標準有上限與下限，下限其實很簡單，那就是尊重事實，報導要力求客觀公正；上限則比較難，比如要體現社會良心與社會關懷。至於在媒體前面加上「公正」二字，可能說明一些中文媒體要追求公正客觀的基本標準已經是件比較困難的事情了。
學術要不要講良知，與「媒體」前面要加上「公正」二字，這兩個問題的荒謬，足以折射出當今中國世態之荒謬，這種荒謬已經延伸到海外華人世界裡來了。
大紀元：您可否舉例說明海外（親共）中文媒體在中共迫害法輪功、伊拉克戰爭、影響美國大選、進行反美宣傳中如何與大陸中共媒體遙相呼應？
何清漣答：這種宣傳如果要舉例真是舉不勝舉，有心人只要作個樣本分析就可以了，比如將某一媒體在任一時段的報紙抽出來做定量定性分析就可以得出結論，比如某報紙對上述事件的報導共有多少條，在這些新聞中使用了甚麼詞語，表現了甚麼傾向，與某些公信力好的媒體相比較，同類題材的報導有甚麼特色，等等。我自己沒有時間做這研究，希望你們能夠做個樣本分析，這種分析應該很有趣。我總體上有個感覺，國內的媒體不少都在打插邊球，努力想掙脫中共宣傳紀律的束縛，想成為真正的媒體。而海外不少中文媒體大概因為新聞自由已經不是稀缺物品，反而更願意接受黨的領導與經濟供養，想方設法成為喉舌。海外中文媒體與中國國內媒體各自朝相反方向的努力，只要比較海外與中國大陸的報紙就可以看出。
大紀元：中美兩地的新聞及信息交流，從來都是不對稱，不平等的。比如，美國允許中央電視臺落地，允許中共使領館向海外華人郵寄《人民日報》，但是中共卻對海外信息百般攔截過濾，中國的普通百姓更沒有機會看到美國的中文電視。您對「對等交流」有甚麼看法？對現在這種實際「不對等」的現狀又有甚麼評價？
何清漣答：這種不對等實際上是兩個國家的政治制度不一樣而造成的。美國是個民主國家，有新聞自由與言論自由，而中國不是。所以美國不能限制中國共產黨在其國土上傳播其主張，而中國卻可以任意限制。而國際社會對這兩種國家的要求標準近年來也寬嚴不一，對美國要求很高，有一點點事情做得不夠好就質疑聲四起，比如伊拉克虐囚事件引起的指責甚至針對政治制度，儘管該事件並非美國的民主制度造成；而對中國的要求很低，哪怕中國政府每天都在肆無忌憚地剝奪本國公民的人權，國際社會總有聲音在表揚中國的進步，有如幼兒園的教師每天表揚小孩：「某某小朋友真乖，昨天學會了穿衣服，今天又學會了自己洗手，這真是了不起的進步……」。
我的看法是，美國受到的批評與監督越多，濫用權力的現象就越少；而中國的情況正好相反。這種不對等還得延續一段時間，除非中國改變了一黨專政的政治體制。
我曾有一位朋友，數年前當了海歸，放棄了在美國的一切。但前兩年又想方設法出來，他對我談的理由是：「不是嫌國內的物質條件不好，我原來也是中國出來的，對這些能夠忍受。主要是媒體的宣傳簡直就將老百姓當傻瓜，我實在不想讓孩子在這種環境中長大，成為思想殘缺者。」
到海外來以後的三年多，我對中國共產黨意識形態教育的後果有了進一步的瞭解。一個典型例子是：不管是反對中國共產黨政府的還是支持中國共產黨政府的人士，在表達自己的觀閿胍餑釷保
